“華盛頓共識”的由來
“華盛頓共識”一詞最初是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前所長約翰·威廉姆森提出的，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解決20世紀80年代拉美地區國家的債務危機。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主持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主題是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拉美地區國家經濟調整和改革問題。拉美地區國家的有關官員、美國財政部官員、企業界人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洲開發銀行代表以及一些高等學府和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家出席了會議。威廉姆森在會議結束時說，經過討論，會議參加者對在拉美國家業已采用和準備采用的10個政策工具方麵，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成為指導“七國集團”（注：當時俄羅斯尚未加入）和國際金融機構把握世界經濟的信條。由於上述國際機構的總部和美國財政部都在華盛頓，這次會議又在華盛頓召開，因此人們把在會上達成的這一共識稱作“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的10項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包括：①加強財政紀律；②把政府支出的重點轉向公共服務和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基本醫療保健、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等；③改革稅製，降低邊際稅率和擴大稅基；④利率市場化；⑤實行浮動彙率；⑥貿易自由化；⑦資本進入特別是FDI（國際直接投資）進入自由化；⑧大力推行私有化；⑨放鬆政府管製，消除進入和退出障礙；⑩保護知識產權。
從本質上說，“華盛頓共識”是一種以自由貿易、財經紀律和國有企業私有化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其實質是主張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地私有化和自由化。它的內容在實踐中被進一步濃縮為“三化”：一是私有化，即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和鞏固私有產權的一係列措施；二是自由化，即實行外貿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穩定化，即執行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代表的多邊國際經濟組織所推行的包括實行浮動彙率和緊縮性財政政策等在內的穩定化計劃。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運動暫時處於低潮。世界科技的巨大進步，使得西方跨國公司在國際經濟政治事務中的影響日趨增強，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快。這種新的國際局勢給新自由主義帶來發展機遇，從而使“以恢複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政策、放棄政府幹預和推行私有化”為主旨的華盛頓共識，得以向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迅速蔓延。
華盛頓共識的實踐
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是“華盛頓共識”誕生以後的首個“經典之作”。在全球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在蘇聯及東歐地區國家開始了第一代的市場經濟改革。在這些國家，新自由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接受了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薩克斯提出的“休克療法”，實行快速市場化、私有化和以緊縮貨幣為主的經濟穩定化政策，但結果卻令人失望。俄羅斯在經濟轉型的10年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危機，政局混亂，經濟大幅度下滑，少數人暴富，廣大民眾普遍貧困化。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2倍多，10年後僅為中國的1/3。
在拉美地區，改革初期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曾一度好轉，通貨膨脹得到控製，經濟結構開始調整（1985年玻利維亞的休克療法被視為新自由主義取得成功的經典之作）。但隨著金融自由化的推進，拉美國家在金融監管和防範金融風險方麵的缺陷日趨嚴重，終於導致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經濟危機。在如何處理危機問題上，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仍然堅持有條件貸款，繼續推行華盛頓共識，實行順周期經濟政策，結果導致失業率高居不下，兩極分化和貧困化更為嚴重，民族企業陷入困境，政局動蕩，引起了拉美國家民眾對華盛頓共識的普遍不滿，使拉丁美洲成為抵製和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最為強烈的地區。
與拉美地區不同，東亞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是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而且東亞地區國家以出口導向為主，經濟開放程度高，具有儲蓄率高的傳統。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東亞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先後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取消對外國資本流動的政府管製，開放金融市場，放鬆外資進入證券、保險和租賃等行業的限製。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國際投機資本大量湧入，房地產和證券市場的投機熱潮推動了泡沫經濟的形成，終於釀成了1997年由泰國開始並波及整個東亞地區的亞洲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給東亞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了，有些國家的財富損失一半以上。在如何解決亞洲金融危機的問題上，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采取了與解決拉美國家金融危機相同的措施，即有條件貸款，以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改革措施為緊急貸款條件，繼續實行順周期政策。順周期政策的實施進一步加重了危機，使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在10年之後都還沒有恢複到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