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共識麵臨的挑戰
新自由主義不僅全麵否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還否定西方國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否定日本、韓國用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創造的經濟高速增長的東亞奇跡，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限製了市場經濟的作用，主張回到完全放任的自由資本主義，實行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受這種經濟思潮的影響，並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裏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的推動下，世界各國的私有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由於其主張的市場化政策，否認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有效性，甚至否認非自願失業現象的存在，把公認的市場失敗，如失業上升、暴力犯罪、環境汙染、生態破壞等經濟現象，也看作大眾理性選擇的結果和市場化過程中的必然代價。這些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後來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有鑒於“華盛頓共識”在南美、東歐及東南亞等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實踐結果令人失望，痛定思痛，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抵製和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20世紀末以來，首先對“華盛頓共識”發出挑戰的是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後華盛頓共識”。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一直呼籲經濟學界走出“華盛頓共識”並“超越華盛頓共識”。此外，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國家（不包括英國）所具有的傳統“歐洲價值觀”，也對“華盛頓共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戰。
“後華盛頓共識”強調轉型與發展相關的製度因素。在斯蒂格利茨等人看來，“華盛頓共識”所使用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不但十分有限，而且鎖定的發展目標也十分狹窄，隻是盯著經濟增長。因此，他們主張將發展的目標定得更加廣泛和長遠，其主要觀點包括：第一，追求可持續發展，包括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第二，追求平等的發展，即不僅社會上層能夠得到發展的好處，其他階層也都能平等分享繁榮和發展；第三，追求民主的發展，即公民能夠以各種方式廣泛地參與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決策。“後華盛頓共識”不僅關注增長，還關注貧困、收入分配、環境可持續性等問題，它從信息不對稱出發，指出市場力量不能自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承認政府在促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後倡導的私有化、資本賬戶開放和經濟緊縮政策。
“歐洲價值觀”基於歐洲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價值理念，在強調經濟增長的同時強調“以人為本”，倡導人權、環保、社會保障和公平分配。但由於近幾十年來，歐洲福利社會型的資本主義在與美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競爭中處於劣勢，歐洲國家在政策導向上整體向“華盛頓共識”靠攏。因此，“歐洲價值觀”對“華盛頓共識”的挑戰顯得軟弱無力。
真正對“華盛頓共識”構成挑戰的是“北京共識”。隨著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深入和推進，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增長，基於中國等轉型國家的成功經驗，這種轉型的實踐在國際上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肯定與支持。2004年5月，美國高盛集團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在英國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從而使“北京共識”一詞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北京共識”的靈魂是不斷創新、大膽試驗、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在喬舒亞·庫珀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可以向那些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很好的借鑒和參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逐步增強和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和平崛起，“北京共識”必將逐步取代廣受質疑的“華盛頓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