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識”的誕生背景
2004年5月7日，美國高盛集團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庫伯·雷默在倫敦《金融時報》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識”的概念。5月11日，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發表了雷默撰寫的題為《北京共識》的報告。雷默教授所說的“北京共識”，其實是對中國的崛起和獨特的發展道路的概括，指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
“北京共識”一詞來自於與“華盛頓共識”的類比，是和“華盛頓共識”相對應的一個概念。“華盛頓共識”是“後冷戰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其核心內容是以資本和市場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財政部、華爾街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上不遺餘力地推廣這一經濟發展模式，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包括蘇聯及東歐國家，都曾經主動或者被動地進行過新自由主義的實踐。但隨著“華盛頓共識”在南美、東歐以及東南亞地區遭遇的重大失敗，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發展模式，並逐漸抵製和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這樣的世界政治經濟背景下，“華盛頓共識”日漸式微了。
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相比，中國在經濟體製改革和開放過程中一直堅持市場導向的改革方向，但沒有實行大規模私有化，尤其拒絕了“休克療法”，而實行漸進式的改革，堅持從實際出發，“改革、發展、穩定”三者協調統一，實行邊際和增量的改革方針。這些改革措施和發展手段，不但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保證了市場轉軌的平穩、快速進行。結果，中國隻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走過了西方國家幾百年所走的路程。
中國漸進式的經濟改革模式，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引起了世界各國經濟學者和政府人士的廣泛關注。事實上，在“北京共識”誕生以前，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早已經被人們津津樂道。隻不過，雷默教授把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提升到與“華盛頓共識”相提並論的高度，並為它賦予了更清晰的內涵和更寬廣的外延。
“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的根本不同在於：“北京共識”強調各國的發展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走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而“華盛頓共識”則把發達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具體經驗作為一種普適性的原則，在世界各國包括發展中國家推行，不考慮這些理論存在的前提和應用條件。
“北京共識”的內容
“北京共識”把中國的發展模式概括為三個特征：一是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創建深圳等經濟特區）；二是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堅持在台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三是循序漸進、積聚能量（“摸著石頭過河”，積累巨額外彙儲備）。創新和實驗是“北京共識”的靈魂；既務實又理想，解決問題靈活應對，因事而異，不強求劃一是其準則。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同樣也注重社會變化，通過發展經濟與完善管理改善社會。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經濟一直保持了8%以上的高速增長，國民生產總值每10年就增加1倍，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提高。世界銀行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人類曆史上，還從來沒有這麼多的人，經曆過這麼快的增長”。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自1979年以來，已經使超過3億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雷默認為，中國的變化之快，令人眩暈。中國政府成功地駕馭了這種變化，創建了新的規則。他將中國的發展經驗歸納了三條原理。
第一，把創新的價值重新定位。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創新和技術給一些部門帶來超快速的變化，使中國發展速度足以解決改革中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創新帶來的變化之快，以至於這種變化造成的問題還沒來得及出現，新的變化又發生了。用物理學術語表達就是，用創新減少改革中的摩擦損耗。
第二，由於不可能從頂端實現對“社會動蕩”的控製，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把眼光超越諸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衡量尺度，集中於人們的生活質量。這是解決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徑。
第三，“使用影響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腳趾的霸權大國挪開”，這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論。
創新猶如密度大的物體從高處滾下，密度越大，速度越快。創新成為增加中國社會密度的途徑。它使人們關係更加緊密，縮短改革時間，交流更便捷快速。創新越多，密度越大，速度越快。解決變化中出現的問題的最佳途徑是靠更多的變化和更多的創新。知識引領創新，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維持經濟持續發展，並抵消內部不平衡。通過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提高政企領導人和普通人的知識水平，調整產業結構，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和人才，解決知識鴻溝問題，這種發展模式把舊有的發展理念徹底打翻。
“北京共識”的普世價值
雷默教授提出的“北京共識”，是對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的正麵肯定。從某種程度上，“北京共識”可以看作是西方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另類解讀。
在雷默教授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過程中，提供很好的借鑒和參考。對於“北京共識”的普世價值的評價問題，實際上可以轉化為對中國模式（經驗）在價值層麵的認識問題。“北京共識”是國際上對中國發展經驗的最新概括。它探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到底是如何有效組織的，以及中國經驗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適用性問題。對於世界上那些既要發展自身經濟又要融入國際社會，同時還要保持獨立的政治選擇和生活方式的國家來說，中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辦法。
中國的發展模式正在全世界產生漣漪效應。而且，“北京共識”並非僅限於經濟領域，它還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全球力量平衡等問題。中國一向采取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主張通過廣泛接觸創造穩定的發展環境。中國目前共參與了40多個區域性安全與經濟合作論壇，北有上海合作組織，南有東盟“10＋3”等。這些形式各異的論壇和組織為中國參與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等領域的對話，提供了靈活的機製和廣闊的空間。
雷默認為，中國正處於建設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大的“不對稱”大國，而不是建設成依靠武力不允許其他觀點存在的美國那樣的國家。中國的力量建立在自己的模式、自身經濟地位的提高和堅決捍衛主權的基礎上。中國正在尋求前所未有的戰略強國地位，在全球許多重要領域如經濟、安全等方麵發揮作用或增強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