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根博士在讀博期間了解了我的這套想法，並深為認同。他在自己的這本書中把我對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區分普遍化為理論思維與實踐思維的區分，並將這種區分運用到對總體與實踐的問題的研究上。在我看來，該書在學理上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對理論總體和實踐總體的區分：理論總體是呈現在特定理論學說中的總體，是用理論思維合乎邏輯地推導出來的關於總體的認識係統；實踐總體是人們在實踐中實際遭遇到的總體，它比由任何一種理論所把握到的總體都要複雜得多。區分理論總體和實踐總體的意義在於：在總體性實踐中，切忌單憑一種理論去指導實踐；要想充分把握總體性實踐的複雜性，就必須博采眾理論之所長，然後用實踐思維加以統籌。馬克思主義在總體性實踐上的一個重要教訓就在於，它以為單靠自己一家理論就能把握全人類的總體性實踐，而沒有意識到理論總體和實踐總體之間的根本界線。
該書在學理上的上述探進反映了近年來我所帶領的實踐哲學團隊的一種共同追求，即對“修、齊、治、平”等人類實踐的曆史遺產與現實問題親自做一番理論性的思考。這也是這套叢書的意旨所在。我們深知，在各種類型的學術研究中，做理論是最難的，而要真正在理論上有所創新，更是談何容易！盡管如此，我們不想在理論思考上棄權，尤其不甘心單純充當先輩或域外理論的傳聲筒。因為如果那樣的話，我們所關心的總體性實踐就危乎殆哉。所以，該書以及叢書中的其他著作如果在理論創新上有值得肯定之處的話，或許主要不在於其已經得出的結論，而在於其對讀者們的創新意識的激發作用。
最後，該書的基本學術品質值得信任。
目前的漢語學術，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來說，還處在發展中狀態，學術出版物的一般品質明顯較低。特別是漢語馬克思主義學術，長期奉行政治意識形態標準優先的原則，對出版物的學術性缺乏應有的重視，其品質更低一等。
針對這種情況，我在指導習根博士撰寫這篇學位論文時特別強調一條底線，那就是必須在學術品質上基本達標。我所樹立的這個“標”包括兩點內容：其一，鑒於該論文所研究的是西方的事情，因此在題材選擇、總體構思和關鍵論斷上必須以尚無漢譯的比較權威的西方研究性著作為參照基準；其二，對專題探討的人物及其學說的論述，必須以其原著（包括其漢譯本）為主要依據。這樣就避免了時下漢語著述中常見的宏觀上任意聯想、微觀上斷章取義的做法。
為了落實上述標準，習根博士可謂竭盡了全力。他不僅當初在撰寫論文時數易其稿，而且在按出版要求將其改寫成書的過程中，又反複征求我的意見，並據以多次修訂和完善其稿本。在讀了該書的最新修改稿後，我有把握這樣講：該書所實際達到的水準已經超出了我最初的期待。
當然，作為當今漢語學術大背景下的一部普通作品，該書在學術上一定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比如，該書遺漏了一些重要人物的相關思想，對一些哲學經典的解讀不夠細致，一些理論論證還可以進一步推敲，等等。但不管怎樣，把該書推薦給讀者，我心裏是完全踏實的。
習根博士性情敦厚，為人為學誠實本分。該書或許沒有振聾發聵之力，但確實屬於真才實學之作。茲感其勤勉，爰以為序，以嘉其誌。
寫於2013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