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點，是中國民俗學最顯著的特征。它表明，我國民俗演進史，也是一部上下五千年不中斷的社會發展史。它不僅溝通了曆史，也聯結著過去、現在與將來。這就要求我們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橫向的、民俗現狀的搜集整理上麵，還要采取曆史式的、縱向的研究，再現民俗的真實原貌與傳承曆史。這樣，我們不僅能“取今論古”，還能“溯古知今”，從而發現民俗中隱藏的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層積澱，把民俗學研究引向縱深的層次。
中國民俗學研究的對象，是存在於我國各民族在曆史上形成的為民眾所創造所享用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中的民俗傳承。它是包容古今民俗事象與傳承的學問。我們的研究工作，僅僅依靠現代傳承的民俗資料是不夠的。隻有把活生生的民俗事象與文獻記載的曆代生活風俗傳承和考古資料中的民俗實物結合起來綜合考察，我們才能比較完整地恢複民俗的原貌，準確地剖析它的來龍去脈及傳承演變規律。因此，民俗學工作者，不但要投身於活生生的民俗事象中去親身體驗，調查研究，而且要深入到沉默的曆史文獻中去稽古鉤沉。同時還要把目光投向廣袤的田野，關注地上地下文物的新發現，以考古學資料中有關民俗的遺跡遺物為對象，通過對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實物資料進行研究，為傳承民俗事象、民俗文獻記載提供曆史的實物佐證，從而全麵探索民俗事象的源流及傳承演變規律，弄清我國精神文明的由來。
中S氏洛學學科體糸的建立，要臾出中囀民俗的點，先合考慮氏俗學發表趁勢，站在宏的aife高皮，確走全方隹、多展麵、涑層次的理構o中國民俗學理論構架的標高，是自立於世界民俗學之林。我們擁有序列完整、門類齊全的現代傳承的民俗寶藏與民俗史實物（主要是考古資料中的）和無以倫比的文字記載的民俗文獻（包括少數民族史詩、古歌），這是中國民俗學的優勢所在，特色所在。
最近幾年來，經過廣大民俗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國民俗學學科體係構架的眉目，逐漸明晰起來。屬於基礎理論的有烏丙安教授的《中國民俗學概論》、張紫晨教授的《中國民俗與民俗學》、陶立蕃教授的《民俗學概論》等。我們還認為，作為民俗學科的基礎理論，光有“概論”一類，似乎龐雜了些，應再專一些，深一點。我們盼望諸如民俗發展史、民俗學史、民俗學方法論、民俗調查學等專著相繼問世。
民俗學是一門與其他社會科學有廣泛聯係的學科，它們互相交叉，又各自獨立。中國民俗學在自己的科學體係下，還應建立分支學科，如經濟民俗學、地理民俗學、心理民俗學、文藝民俗學、民俗語言學、民俗文獻學，等等，以此來指導民俗學的多層麵研究。
隨著時代前進和形勢的發展，不少行業也都運用民俗知識進行開拓性的工作，應用性質的民俗學的建立，也勢在必行，如旅遊民俗學、商業民俗學、飲食民俗學、建築民俗學等。另外，都市民俗已引起研究者的關注，都市民俗學巳在醞釀之中。·
以上這些民俗學的分支，目前尚處雛形，有待概念與範圍的明確界定和理論上的完善充實。
我還想特別提出的是，已往被認為與民俗學關係不大的考古學，也進入了民俗研究者的視野，並取得一些成果。高國藩先生的力作《敦煌民俗學》、《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中國民俗探微》業已問世；在南昌召開的第四界全國民俗學學術會上，也出現一批以考古學資料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如林河先生的《兩千年前的楚越佳肴》、莫高先生的《河姆渡原始民俗初探》等。他們分別以敦煌出土的文書、長沙馬王堆漢墓、河姆渡遺址的考古發掘資料為對象，探索古代社會生活、生產、飲食、服飾、喪葬、文化藝術、民間信仰等方麵的習俗。事實證明，考古學資料不但能成為，而且已經成為民俗學研究的一個領域。可以展望，以考古發掘資料中有關民俗遺跡遺物為研究對象的民俗學分支考古民俗學將會出現在民俗學科學體係中。
民俗學研究的任務，不僅僅是為了移風易俗。我們的目的，是從民俗研究入手，以此為起點，而最後的歸宿，卻在於整體的民族文化，在於保護民俗中的優良文化元素，在西方文化的猛烈衝擊與挑戰中，以我國傳統優秀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獨特個性，參與整個世界文化，從而從人類文化元素中，挑選新的組合，開創民族的新文化。在這方麵，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學者已取得的成果與繼續進行的研究，是民俗學的深層次研究，理所當然地應列入中國民俗學的學科體係中。
總之，中國民俗學研究對象的擴展與它的學科體係的建立密切相關。我們站在高山之巔，鳥瞰這一學科，它的研究領域與對象是廣闊的。我們的民俗學研究，應進一步提高深度、廣度、厚度和高度，以獨特的風姿，自立於世界民俗學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