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期，鬼方為中原華夏族王朝的勁敵。公元前13世紀，殷武丁（世稱高宗）曾和他有過三年的長期戰爭。《周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西周康王時，又派兵兩次征伐鬼方。小盂鼎銘文說，兩次征伐共斬俘鬼方2萬餘眾。西周中期以後，獫狁又強大起來，不斷南下侵擾，甚至深入到三原、涇陽一帶。周宣王一麵在朔方築城防禦，一麵迭次出兵征伐。《詩經·小雅·六月》：“獫狁子熾，我是用急。王子出征，以匡王國。”虢季子白盤銘文也說，虢季子白與獫狁在洛水北岸今誌丹、甘泉一帶作戰，首戰獲勝，斬敵五百。經過不斷的征伐，鬼方遂銷聲匿跡，一度強大的獫狁也不見於記載。這並非驟然滅亡消失，而是一部分融合於華夏族，一部分遷徙他處，又以新的麵目出現在曆史舞台上。
春秋戰國時期，戎狄、樓煩諸族與華夏族的融合，既有流血的戰爭，也有婚媾混血。如晉文公重耳的母親狐姬，便為白狄狐氏女。重耳流亡期間，曾避難於母舅之邦，居住在延安一帶，長達12年之久，並娶赤狄女子季隗為妻。至今，子長縣南溝岔鄉尚有重耳川，傳說是重耳流亡時住過的地方。同時，晉國奉行啟土拓疆的政策，不斷爭奪白狄居地。公元前654年，晉裏克敗白狄於釆桑（今宜川、韓城一帶）；公元前580年，晉又敗白狄於交剛（今緩德一帶。一說山西隰縣）；至公元前546年，白狄始附屬於晉。後來，逐漸向太行山以東遷徙，結束了在陝北高原的生活曆史。到了戰國時期，又以鮮虞氏的麵目，建立了中山國。公元前296年，趙國滅中山，又將中山國君尚及族人遣返故地陝北，從此白狄與華夏各族共同生活，融為一體。
白狄遷走後，原分布於山西寧武、苛嵐一帶的樓煩部落又活動於陝北及內蒙南部。《史記·趙世家》：“趙武靈王二十年（公元前306)西略胡地至榆中（陝北府穀、神木、榆林以北地）。”樓煩精於騎射，從事畜牧，穿短衣、長褲和革靴，衣身緊窄，便於活動。與樓煩相鄰的趙武靈王受其文化影響，進行服飾改革，發生了曆史上有名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故事。與此同時，戎狄之地的驢騾等家畜也傳入中原地區。
以上獫狁、鬼方諸狄，長期以畜牧遊獵為主，兼營小規模的農業，生產落後，生活貧窮。《禮記·王製》雲：“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其處於原始社會末期或階級社會初期，對原始時代的生活還記憶猶新，雖化與中原華夏族有著不間斷的往來交流，卻頑固地保持著遊牧民族勇猛強悍、“責貨而易土”、好騎射、喜食肉（即不粒食者，粒食指未經碾磨加工的糧食）的習慣。《左傳·襄公十四年》載，羌戎君長對範宣子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語言不達。”可見其風俗習慣與華夏民族有顯著的差異。
秦漢時期，陝北高原才成為華夏王朝的“王化之地”。秦漢兩代連年征伐，迫使陝北的遊牧民族向草原和漠北遷徙，而中原移民和兵卒大量遷入，屯墾戍邊，陝北也得以大規模地開發為農耕區。中央王朝一度在陝北建立起短暫的有效統治。各民族在中央王朝的直接管治之下，產生了一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係，風俗習慣也趨於融合。從綏德、米脂、揄林等地出土的漢代畫像石內容來看，既有反映農業民族生產活動的牛耕、農作物、收莊稼等題材，也有反映遊牧民族牧狩、田獵的場景。中原華夏民族中流傳的東王公、西王母及仙禽神獸等神話題材也有所反映。特別是大片家族墓地的出現及葬俗的統一性與普遍化，說明作為華夏民族共同民俗心理的祖先崇拜與孝道，在陝北各民族中已深入人心，得到鞏固和發展。
為了防禦陝北及隴右周邊遊牧民族的侵擾，秦昭王曾築起西起甘肅臨洮，橫貫陝北吳起、誌丹、靖邊，遠至內蒙西部的北長城，即後來的秦漢長城陝北這一段。盡管如此，仍未阻止陝北民族融合的潮流。
魏晉南北朝之際，羌、氏、匈奴、鮮卑等北方遊牧民族，先後以占領者的姿態，踏上陝北高原及中原大地，並相繼建立前秦（氐族）、後秦（羌族）、大夏（匈奴）、魏及北周（鮮卑）等少數民族政權。另外，榆林一帶還有從龜茲（今新疆庫車縣一帶）遷來的龜茲人（見《漢書·地理誌》）；綏德、榆林有黑羌、白羌；葫蘆河、洛河流域有從中亞遷來的月氏人、粟特人（見前秦建元三年《鄧太尉祠碑》）；黃陵、富縣有從東北遷來的高麗人(見西魏大統十四年《似先難及造像碑》）等等。
馬克思說過，“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高度文明所征服。”以上那些進入中原與華夏民族錯居雜處的遊牧民族，在共同生產生活，共同參加反對上層統治者的鬥爭中，加強了彼此間的交流往來及通婚琨血；另一方麵，少數民族統治者還主動采取娶漢妻、說漢話、穿漢服、用漢姓等汲取漢族先進文化，改革本民族陋規舊俗的進步措施，從而促進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同化過程。以上內遷的氐、鮮卑、高麗及西域諸胡，南北朝以後再不見於史載，想是與中原華夏民族融合了。隻有居於山穀間的匈奴餘部與從西域遷來的龜茲人和並州遷來的鐵弗部落融合，以稽胡的麵目，繼續活躍在陝北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