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曆史上各民族大混血、大同化時期。在這三四百年的曆史歲月裏，陝北高原的民族融合達到了第一個高潮。
在這一曆史時期內，陝北各民族錯居雜處，也為民俗的吸收融合創造了有利條件。在各族民俗的互相影響、互相吸收中，既有融合的一麵，又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呈現出斑斕多釆的民俗麵貌。
《周書·稽胡傳》在敘述他們的風俗習慣時說，在離石以西，安定以東，包括陝北在內的七八百裏間，稽胡等少數民族“居山穀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為耳及頸飾。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然語類夷狄，因譯乃通。”是說其與雜居的農耕民族在習俗上的影響與吸收。接著又指出其“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女猶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敘離，夫氏聞之，以多為貴。既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奸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民。山居阻深者，而凶悍持險，數為寇亂。這段敘述是說，稽胡諸族仍頑固地保持著凶險驃悍的性格和原始群婚及轉房婚殘餘。
《隋書·地理誌》也說：“雕陰、延安、弘化連接山胡，性多木強，皆女淫而婦貞，蓋俗然也。朔方、榆林地接邊荒，多尚武節，亦習俗然焉〃這裏的雕陰，指延安南部地區。弘化即今隴東慶陽地區。
同時，雜居陝北各民族的共同語言也趨於形成。《太平寰宇記·卷三》“丹州風俗”條下引《隋圖經雜記》雲：“俗謂丹州白窒胡頭漢舌。即言其狀似胡而語習中原。白窒即白狄語訛爾。近代謂之部落稽胡，自言白狄後也。”卷三五、三六在丹州宜川條下雲：“庫確川在縣北二十裏，從雲岩縣(今宜川縣雲岩鎮）界入合丹陽川。按《圖經》雲，‘川南是漢，川北是胡。胡漢之於川內共結香火，故喚香火為庫硝’。因此為名。又有小庫硝川”又在雲岩縣條下雲：“渭牙川在縣北二十五裏，從西延州延長縣來，五十裏卻入延州門山縣，經縣西三十裏，又七十五裏入黃河。川內有水木，稽胡喚水木為渭牙，因以為名”在延州臨真縣（今延安市臨鎮）條下雲：“庫利川在縣北一十五裏，耆老雲：土田沃壤，五穀豐饒，胡稱貯舊穀為庫利”由於各民族和睦相處，甚至共結香火，那麼共同語言的逐步形成則是很自然的。
隋唐之際，陝北的民族成份愈加複雜。除了長期羈留雜居的稽胡諸族外，西北的一些遊牧民族在吐蕃的脅迫下紛紛內附，唐王朝特設羈糜州予以安置。《新唐書·地理誌·羈糜州》載：“突厥、回紇、黨項、吐穀渾隸關內道者，為府二十九，州九十。”唐代的關內道南起終南山，北至陰山，東以黃河與山西為鄰，北迄甘肅祖曆河西。以黨項族設立的十五府五十一州分布於靈、慶、銀、夏諸州。靈州在今寧夏靈武縣南；慶州即今甘肅慶陽；銀州治所在今陝北橫山縣東黨岔鎮；夏州治所在靖邊白城子。其中銀州、夏州即包括今陝北米脂、綏德、橫山、靖邊一帶。另外，夏州和延州（今延安市）也有以吐穀渾設立的羈糜州。如延河的最大支流杏子河川古稱渾州川，榆林境內的禿尾河原稱吐渾河，即因安置吐穀渾故名。
唐代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繁榮時期。在強大的中央王朝統治下，各民族的對立政權少了，共同生活比較多了。雜居陝北的各民族基本上友好交往，和睦相處，自願融合。即使在唐後期和五代時混亂割據的情況下，各民族間的交流與往來並未停止。一些著名詩人也在他們的詩篇中描述了當時民族融合的盛況。如張籍《隴頭行》：“驅我邊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又如王建《涼州行》：“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築防秋城。萬裏人家皆已沒，年年旌節發西京，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蕃人舊日不犁耕，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門時。養蠶繰繭為匹帛，那勘繞帳作旌旗，城頭山雞鳴鼓角，洛陽家家學胡樂。”元滇《法曲》詩也說：“胡音胡騎與胡裝，五十年來競紛泊”》元滇為鮮卑人後裔。白居易也被認為是西域龜茲胡的後裔，劉禹錫顯然有匈奴之裔的嫌疑。（見馬長壽《北狄與匈奴》）宋元以來，陝北民族融合的步伐並未停止。自隋初即長期羈留陝北的黨項族平夏部，曾參與鎮壓唐末黃巢起義有功，其首領拓跋思恭被唐王朝封為定難軍節度使，進爵夏國公，並賜姓李。從此，黨項族便占有陝北米脂、橫山、綏德、靖邊一帶大片土地。至宋初，李元昊聯合黨項諸部，建立大夏國，長期以橫山山脈與宋王朝對峙，時戰時和。但是，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仍不間斷。北宋政府曾於保安軍置榷場（在今吳起縣鐵邊城），各族人民互相貿易，一度出現“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饑，商販如織”的盛況。
黨項族占據陝北前後達600餘年。雖久居內地，卻還保持其遊牧舊習，“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而把戰爭中俘虜的漢人“凡無他技者多徒河外耕作。”農業經濟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