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湯問》：“北國之人，韝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這裏的中國人指中原華夏民族；北國之人指北方少數民族。掲巾而裘，是說包著頭帕，穿著皮衣。
韝巾，《方言》雲：“俗人帕頭是也；帕頭，繰頭也。”又說：“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繰頭。”這是漢代學者楊雄的見解，並明確指出其流行於黃河以北趙魏之間，包括陝北在內的廣大地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故事，說明遊牧民族服飾對華夏人服飾發展的影響。如今陝北人頭上的毛巾，即由北國之人的韝巾演變而來。河南省汲山縣山彪鎮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銅鑒上，我們還可以看到，那些身穿胡服的戰士頭上的包巾樣式，與陝北人包頭巾的樣子十分相近。它們之間的脈承關係，是顯而易見的。
陝北人尚白的習俗，也和白狄尚白的宗教心理有關。
狄為春秋時代北方遊牧民族的泛稱。公元前幾世紀，他們信奉原始的薩滿巫術。薩滿巫師以青、赤、白、黑四種顏色象征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這種原始的宗教信仰後來變成部落牧民對於某種顏色的愛好心理，並從他們的帳幕、旗幟、衣飾、馬飾的顏色上表現出來，故以崇尚的顏色不同而分為赤狄、白狄等（詳見馬長壽《北狄與匈奴》）。藏族、蒙族至今仍以白色作為聖潔的象征，可謂源遠流長。陝北自古為白狄之地，這種尚白的習俗深深地融化在陝北人的潛意識中，支配他們的心理前後達幾千年之久。
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如前所述，陝北長期是北方遊牧民族活動的地方，以畜牧業為主要生產方式。雖有秦漢之際的農耕開發，但到了南北朝時，遊牧民族又大量遷入。在與農耕民族的長期雜居中，雖然逐漸有了農業，卻仍未脫離遊牧生涯。
“安定北地上郡，其人性猶質直，尚儉約，習仁義，勤於稼薔，多畜牧，無複寇盜。”（《隋書·地理誌》）這種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到了宋元時期，也沒有多大改變。西夏開國皇帝元昊曾說過“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的話。隻是到了明清時代，人為的一道長城，似乎成了農耕與畜牧的分界線，又大量移民充邊，發軍卒屯墾，農業生產始居主要地位。但由於傳統的生產方式及地理環境諸因素的影響，畜牧業仍占很大比重。延至現在，仍然如此。這種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直接影響了陝北人的飲食生活習慣。
少事烹飪的熬煮食風火的發現與使用，使人類結束了茹毛飲血的飲食曆史。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原農耕民族的飲食日趨藝術化。這是因為他們有穩定的定居生活、可靠的食物來源。同時，他們長期在一塊土地上勞作，養成了深耕細作的習慣，在生活上也養成了精細琢磨的習慣。在吃上更不含糊，把各種能吃的東西都吃到了，把各種可能的吃法也琢磨到家了。殷周時代的人，就有了炮、燒、燉、扒、燴、烤等烹調方法。經過數千年的創造發展，形成我國的四大菜係。它不僅能滿足人們的口腹之欲，同時把繪畫、雕塑、文學、藝術等審美情趣滲透到飲食文化中去，給人多方麵美的享受。
遊牧民族的飲食習慣則不然。“自君王以下，鹹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漢書·匈奴傳》）“男女並衣裘褐，仍披大氈，畜牛、馬、驢、羊，以供其食。”(《新唐書·黨項傳》）以畜肉為主要食物來源。長期漂忽不定的遊牧生涯，使他們無遐琢磨怎麼吃得更精細、更藝術化些，烹飪水平老停留在以熬、煮、燒、烤為主的初級階段。即使後來有了一定的農業經濟，其糧食製品也是製作簡單，便於攜帶的炒米、炒麵之類。所以史書上說，他們食用肉類“或燔或煮或生臠。”（《金史》）“食止糜粥、炒韝。”(《契丹國誌》）陝北人飲食習慣中的遊牧民族食風，從以下幾方麵可窺一斑：
一曰，烹飪以熬煮為主。熬南瓜、熬洋芋是鄉間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主菜；風味小吃熬羊肉、羊雜碎等，也是佐以調料熬煮而成；還有一種叫粉湯的小吃，即把粉條、肉丸、肉片燴在一起；即使逢年過節或紅白喜事，也很少有人變著花樣炒幾個菜，一般都是把肉、粉條、蔬菜燴在一鍋，每人一碗。這種以熬煮為主的吃法，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一些少數民族的“一鍋煮”食風。如果待貴賓，就烤一隻乳羊或乳豬便是規格最高的禮遇了。
二曰，以炒米炒麵為幹糧。這種幹糧，多以糜子為原料。吃炒麵時需和水調成稠團。炒米則可隨便吞食。出外放牧，上山勞動帶著它，吃起來十分省事。筆者搞文物普查時，曾在老鄉家用這種“食至糜粥、炒橫”的幹糧充過饑。
三曰，醃酸菜。陝北氣候較冷，冬季無新鮮蔬菜可食。群眾多在秋季醃幾大缸酸菜。吃飯時，和在粥中，吃得津津有味。冬季一進陝北群眾窯裏，即可聞到一股刺鼻的酸菜味。酸菜古代稱菹。《說文》雲：“菹，酢菜也。”又雲：“酸酸也。”金代詩人趙秉文詩中也有“遼陽富冬菹”的詩句。
總之，陝北人的飲食，雖少事烹任，製作簡單，但吃著實在，讓人感受到有股遊牧民族那種淳樸、慷慨、豪爽的傳統風尚。
節俗中的戎狄文化因素
陝北年節習俗的形成，有著多種文化因素。其中，受遊牧民族風俗習慣的影響，尤為明顯，試舉幾例：
出行：吳起、誌丹一帶和延安南部各縣在大年初一有“出行”的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