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那些姓少數民族姓氏的人們，有的不知其姓氏族源所出，儼然以漢胄自居；有的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少數民族成分。無可諱言，他們身上確實流淌著眾多民族的血。就是筆者的段姓，也與鮮卑族有關。西晉時段氏鮮卑首領段務目塵受晉封“遼西公”，所領凡三萬餘家。從北魏開始到隋代，中國北方，一直到黃河流域，基本上是鮮卑族的天下。段氏鮮卑遷徙陝北也是可能的。現在，我們之所以要把他們分辨考察，追根溯源，除了想探索陝北民族融合與姓氏融合的曆史，進而窺視陝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之外，並無其他意思。如今，誰還能說這些漢姓少數民族後裔不是漢人呢？誰還能說這些保存下來的少數民族姓氏不是漢族百家姓中的一員呢？
民族的融合，必然帶來民俗、姓氏等文化的融合；文化的融合，也促進了民族的融合。這是上下數千年曆史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必然的結果。
延安民俗的地理與文化坐標
在自然地理的坐標上，延安是一塊充滿神奇色彩的地方。它頭枕長城，北麵與榆林地區接壤；東鄰黃河，與山西省呂梁地區隔河相望；足蹬黃龍山脈，南與渭南市毗連；西以子午嶺為界，與甘肅省的慶陽地區為鄰。滾滾延河，自西而東彙入黃河；滔滔洛水，縱橫南北由渭入黃。地形地貌更具特色。大約以甘泉為界，北部溝穀交錯，梁峁起伏，為黃土丘陵溝壑地帶；南部地勢多平直開闊，原地與平梁相間，為黃土高原溝壑地帶；在它的東南黃河沿岸和黃龍山、子午嶺一帶，則岩基裸露，緩梁低丘波狀起伏，又是石質低山丘陵地區。造物主是公平的，它雖然沒有賜給延安四季如春的氣候和山明水秀的外表，卻在一望無際，莽莽蒼蒼的山峁溝壑下麵埋藏了71億噸煤炭，4·3億噸石油，33億噸天然氣以及5千萬噸紫砂陶土。如果說延安的地上地下是一座天然的地質公園，也許一點也不過分。
在我國廣袤浩瀚的版圖上，延安確實不大，總麵積3”7037平方公裏，轄13個縣（區）。約200萬人口，大體與寶島台灣省相當，卻比東歐的阿爾巴尼亞、西亞的科威特、卡塔爾、巴林等這些國家還大了一些。但它在中國文化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的影響，又很大很大。這一點我們馬上就要談到。
在曆史的坐標上，延安也是中華民族版圖上一塊充滿神秘色彩的地方。
走進這片黃土地，人們首先油然地產生一種莊嚴肅穆的神聖感。人文初祖軒轅黃帝的陵寢，在蒼鬆翠柏的簇擁中，靜臥在橋山之陽。他所代表的英雄時代，奏響了中華民族文明史的第一華章。古往今來，黃帝陵便成為華夏兒女心目中的聖地。革命聖地延安，曾經以她貧瘠的腹體和甘美的乳汁孕育了我們共和國的胚胎，也哺育了千千萬萬個革命誌士，從而成為一切革命者和全國人民向往的精神家園。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默默的孕育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化。她慈祥沉靜地瀉到壺口以後，突然怒吼起來，飛騰起來，帶著自己的發明與創造，衝出龍門，一瀉千裏，這不正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敢於創造，開拓進取，勇往直前的精神寫照麼！黃帝、黃河、黃土地，在這裏三位一體地組合著。這種神奇的組合，共同培育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延安精神，使她不但是民族的聖地，也是革命的聖地。
延安的曆史文化結構中，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即多元化。殷商以至宋元的30多個世紀裏，這裏先後有獫狁、鬼方、戎狄、樓煩、匈奴、羌、氏、鮮卑、稽胡、黨項、吐穀渾、女真、蒙古、高麗以及來自西域的龜茲人、粟特人等20多個民族，與華夏族錯居雜處。在延安古道上，既有北方遊牧民族的鐵騎，·也有出征將士的獵獵軍幡；既有驚心動魄的戰爭撕殺，又有溫情脈脈的聯姻混血。在曆史的陣痛過後，產生了多民族的融合，也產生了多元特征的文化，可以說，延安的曆史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混交林和次生林。
明白了延安民俗文化產生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曆史環境，我們再來鳥瞰延安的民情風俗，可以粗線條地概括為：
第一、地域差異性。
甘泉縣以北的黃土丘陵溝壑區，地理上又同榆林地區接壌，兩地共同構成陝北方言區。各縣方言雖有差異，但彼此可以溝通交流。風俗習慣也大體相同。特別是陝甘寧邊區時代，榆林各縣移民大量遷入延安，兩地風俗交流融合，又大大地縮小了原有差異。在經濟上，這裏亦農亦牧，但牧業經濟的色彩更濃一些。糧食作物主要是糜子、穀子、蕎麥。大體是一幅“高塬入秋漫黍稷，遠坡乘晚下牛羊”的風情畫卷。我們可稱之為延安北部民俗文化區0甘泉縣以南的富縣、洛川、黃陵、黃龍、宜川五縣為黃土高原溝壑區，地理上同關中平原接壤，各縣方言基本與渭北高原相同，語言學家把它劃入滑北方言區。風俗習慣上，對延安北部和渭北高原兩地的風俗兼收並蓄，形成鮮明的地方特色。這裏是傳統的農業區，土地寬廣肥沃，糧食作物以小麥為主，兼種五穀雜糧，雖然也有畜牧業，但占的比重較小。這裏的風情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地接關輔風承周秦，境臨洛渭俗融戎狄”我們不妨把它稱之為延安南部民俗文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