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漢文化的衝突與融合現象，也反映在龍舟活動的全過程中。如祭祀時用的芭茅、五倍子樹枝和傘，與所祭之保護神是苗家的。但所用的香、紙等物，卻是受漢文化影響的。又如，鼓主所穿衣飾，除鬥笠、銀項圈外，全為清代漢人打扮，鑼手衣飾則全為苗族裝束。還有，據說最初龍頭上不安那對大水牛角，後來才加上，並用漢字寫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顯然是受漢文化影響所致。
漢族大量進入苗鄉，以明洪武年間的“調北伐南”和清後期湘軍、楚軍鎮壓苗民起義兩次最為集中。他們客觀上帶來了先進的漢文化並對這裏產生了深刻影響。至今這裏的民居中，仍隨處可見江南特色的風火牆，不少苗家也說他們是從江西遷來的。另外，清水江過去為湘黔間水上交通要道，沿江而下可達沅江至洞庭湖，苗族人民借此水道以水運為業者較多。這些進出於漢族地區的苗民無疑也帶進了不少漢文化。
關於龍舟的起源。苗漢兩家誰早誰晚？誰受誰的影響？不能斷然下結論。隻能說，這裏的龍舟仍保留著漁獵時代原始先民獨木舟的原始形製，從這個意義上說，這裏苗家獨木龍舟確實源遠流長，其所反映的觀念形態也比祭屈原的說法更為原始。
(四）龍舟的獨特麵貌
在全國各地眾多的龍舟中，這個地區的龍舟以獨木的形製顯現出其獨特的風采。
獨木龍舟以一裸整樹挖鑿而成。七丈多長的龍身和它高高昂起的龍頭，宛如一條長龍。最有意思的是它還有兩條子船捆綁在左右，可稱是子母龍舟。聽說這是為了平衡的緣故，也有說是為了增加劃賽人員，讓所有民族成員全都參加劃賽活動。此外還意味著什麼？應進一步探討。
劃龍舟的水手們都是站在狹窄的船槽中劃。水手服的款式全為求雨設計。但鼓手、鑼手不僅裝束與水手不同，也全無求雨之意。而且，敲擊節奏與水手們劃賽時節奏毫不相幹，這告訴我們，鼓手、鑼手所表示的文化內涵與水手們是不相同的，也有待進一步研究。
在劃賽中，水手一律站於子船之上。母船上全是堆放沿途所收的禮物(雞、鵝、豬、羊）。在競渡中雖然勝者很榮耀，但是最能顯示榮耀的還不在於此。而是在於船中滿載著收來的禮物凱旋而歸。這種炫耀榮譽的方式，在別的地區的龍舟活動中是沒有見到的。
這個地區龍舟活動界限非常鮮明，嚴格定在60華裏的範圍內。在上下限(上遊和下遊）之外，哪怕是隻相距二裏的村寨，也不再劃這種形製的龍舟。而且在這60華裏的範圍內，各寨的服飾、語言、生活習俗都相同。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文化圈，它的由來與形成還要進一步了解和研究。
上述種種情況給我們透漏出這個地區龍舟文化的原始信息。它表現出帶有原始色彩的文化麵貌，讓人深深地感受到它的獨特個性。
(五）丞待搶救的民族文化珍寶
以施洞為中心的獨木龍舟文化，以其獨特的形製，豐富多釆、包羅萬象的文化內涵和廣闊的苗家社會生活畫卷，在全國獨樹一幟。是一筆十分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對曆史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價值。
但是，在調查中我們發現，這筆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呈現出逐步衰落的趨勢。表現在：
第一，人們劃龍舟的興致逐年減退。十年動亂時期，龍舟破壞殆盡，但人們仍強烈要求劃龍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各寨紛紛集資，又重造了新龍舟，轟轟烈烈地劃了幾年。最盛時期，每年參賽龍舟40多隻。後來，就逐漸冷落下來，有的寨三四年都劃不起來了。全區參賽龍舟在30隻左右徘徊。究其原因，有人說是經濟困難，不願劃了。但這遠遠不是問題的全部，最主要的原因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苗族人民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也發生了變化。原來不讓劃卻強烈要求劃，是因為這個比較閉塞的地區，人們平時缺乏交流的機會，龍舟節正提供了物質交流和感情交流的機會，滿足了人們物質的需要和求偶結婚繁衍子孫的需要。可以說，除了宗教信仰上的因素外，這兩種需要是龍舟節活動延續至今的動因。但是近些年來，山區經濟、文化、交通發展很快，為苗族人民物質和感情的交流提供了多種渠道，龍舟節對他們社會生活的作用逐漸減弱了。
第二，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變化。現代的苗族青年，平時很少有人穿本民族服裝。隻是在節日期間為了不傷害老人的心才勉強穿一下。姑娘顯示勤勞和財寶也不用借助全身銀飾，有錢可以買電視機、錄音機，甚至投資做生意。許多姑娘富有民族特色的打扮隻剩下發型和袖口了。
平兆劃完龍舟後，遊方場上有一群姑娘踩鼓跳舞。幾個西裝革履，手提錄音機的苗族青年跳起迪斯科後，踩鼓場上的姑娘就逐漸減少，最後終於息鼓收場，這些都說明民族傳統文化已經受到現代文明的嚴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