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本經訓》雲：“龍舟鶓首。浮吹以娛。”高誘注曰：“龍舟，大舟也，刻為龍紋，鶓，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頭，故曰鶿首。”張衡《西京賦》雲：“命州牧為水嬉，浮鶓首，翳雲芝。”薛綜進一步解釋說：“船頭象鵠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淮南子》的作者劉安，是劉邦的後裔，封為淮南王，管轄淮南至廣西大片越人活動的地區。他一方麵自認為龍種，連遊玩的船也為龍形。另一方麵，又受越人習俗的影響，繪製水鳥於船上，這種鶓首的龍舟，對後來民間競渡船的形製及達官貴族以龍船嬉戲遊玩的享樂方式，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拾遺記》載：“漢成帝嚐與飛燕泛舟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貴不沉浸也；以雲母飾於鶓首，一名雲母舟。又刻大桐木為虯龍，雕飾如真象，以夾雲舟而行。”可以想見，這種龍舟，對民間競渡船的形製也會發生多麼深刻的影響。
競渡活動的濫觴
把劃著獨木舟祈禱水神的巫術儀式稱之為競渡者，最早見於西晉時周處的《風土記》中：“仲夏端午……踏百草，競渡。”六朝人宗懍的《荊楚歲時記》也說：“是日（五月五日）競渡。”怎樣競法？沒有說。隋人杜公贍注釋道：“舸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為水軍，一自為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而觀之。”鳧者，亦水鳥。競渡船謂之飛鳧，而不言龍舟，漢晉之風猶存。由此可以想見六朝時嶺南競渡活動之大概。競渡者一方自認為水上的兵車，一方自認為水上的駿馬。這和越人“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越絕書》）的說法相一致。大概也從六朝開始，人們才比較注重活動的競技娛樂性，同時附會了悼屈原、吊伍子胥、紀念越王勾踐的傳聞，把祭祀水神、龍神的原始巫術附會到屈原等具體曆史人物身上，使競渡蒙上一層紀念性活動的色彩。一些對曆史人物的祭奠代替了某些原始崇拜的內容，成為節日活動的主宰，反映出漢代以來節日風俗發展的大趨勢。不管是吊屈原也好，吊伍子胥也好，不過是一種托辭。這種現象背後反映出深層的文化積澱是，這些神格化了的人和人格化了的水神，骨子裏都有相通一致的地方，即入於水，死後又分擔了龍所司水的一部分神職。屈原被奉為江神，宋時又被朝廷封廣源順濟王。“蓋子胥水仙也。”(《越絕書》），在民間也被奉為濤神、潮神和江神。隨著民間造神運動愈演愈烈，二郎、關公（即船關老爺）、媽祖（天後）等神格化了的人也摻和進去。這麼一來，競渡活動中最初祭祀的自然神一水神（不是龍神）便從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淡漠，以至淡忘了。
唐代的龍舟競渡
唐代是百越地區的龍舟競渡活動劃時代的轉變時期，競渡逐漸從祓禊、禳除的神秘氣氛中解放出來，成為競技性娛樂為主的節日活動。龍舟與競渡兩詞作為一個名詞連起來使用也出現在唐代中期。究其原因，一方麵由於經濟繁榮，人民生活相對穩定，節日的娛樂性更被人民所重視；另一方麵，競渡活動受到官府的支持和鼓勵，原來隻能有皇家責族乘坐的龍舟也允許老百姓用於競渡，龍舟與競渡聯係起來，且花樣翻新。因此，龍舟競渡之風尤為鼎盛。《舊唐書·杜亞傳》：“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放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勝。”杜亞曾任江西觀察使，想來耳聞目睹了嶺南競渡的情景。詩人張建對的《競渡歌》更是有聲有色地描繪了嶺南龍舟競渡的喧鬧情景：“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棹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浪聲千雷。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靂驚，竿頭彩掛虹霓暈。前船搶水以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橈，瘡眉血首爭不定，輸案一明心似燒。隻將輸贏分罰賞，兩岸十舟互來往。須臾戲罷各東西，竟脫文身請書上……”這場競渡由宮府主持，賞贏罰輸，故而雙方競爭激烈，驚心動魄，甚至爭鬥得“瘡眉血首”。詩中提到標，即錦標。據《古今圖書集成》引《南唐書》載：“郡縣村莊每年端午競渡時，有官府賞給彩緞，兩兩較其遲速以定勝負，如奪得錦標者，加賞銀碗一雙，稱為打標。”此風一開，大大地衝淡了競渡活動的巫術色彩，對加強它的競技娛樂性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代的龍舟競渡活動。那種以兩隻龍舟為一組，以急趨疾進奪標取勝的競賽方式巳和現代的競渡非常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