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龍舟競渡
源於越人原始先民半宗教半社會性的競渡活動，自漢代以來，又成為達官貴族遊玩享樂的一種方式，並且愈演愈烈。隋煬帝乘龍船下揚州的故事我們巳非常熟悉。隋唐競渡活動的奢侈排場到了宋代，更是花樣翻新。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述，皇帝貴族遊玩享樂的競渡活動中，小龍船二十隻，上有緋衣軍士各五十人；虎頭船十隻，各船有著青短衣的役夫劃槳，有一錦衣人指揮。飛魚船二隻，彩畫間金，最為精巧，上有雜彩戲衫五十餘人。這些競渡龍船排開兩陣之勢，皇帝後妃則坐在頭尾鱗鬣、雕鏤金飾的大龍船上，隻見一軍校以紅旗招之，兩隊龍船鳴鼓出陣，做各種名堂的遊戲，最後樹起掛有彩鍛銀碗之類的標杆，兩隊龍船鳴鼓並進，捷者得標，則拜舞山呼。其情其景，巳與龍船競渡的原始形態相去甚遠。那些“彩畫間金”、“雕鏤金飾”的龍船裝飾和船上的裝扮，“雜彩戲衫”的娛樂形式，對民間的競渡活動無疑起了上行下效的作用。七聖、二郎、十太尉等民間雜祀神也被供奉船上（見吳自牧《夢粱錄》）這些神靈多和水有些聯係。二郎，即李冰，或說為其子，秦時已被祠為水神，不必細說。十太尉即民間所謂溫元帥、康元帥、張太尉等東嶽之神。在古人觀念中，山神與水神是相通的。《禮記·祭法》：“山林川穀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武崗州誌》也說：“歲旱祈雨遣靈，巫將彩導儀，迎致山神。會巫晝夜鼓歌吹螺致雨。”（詳見拙作《龍舟競渡新論》，《民間文藝季刊》89·2)。
明清的龍舟競渡
明代以降，嶺南地區龍舟競渡形式，較之前代變化不大，但規模愈來愈盛。明代南海（今廣州）人鄺露《赤雅》雲：“桂林競渡，舟長十餘丈，左右白衣百數人。右麾白旗，左麾長袖，為郎當舞。中扮古今名將，各執利兵，傍置弓弩，遇仇敵不返。《天山草堂集》記述了廣東競渡：“奧人習海，競渡角勝，而大舟比常舟尤異。十餘年始一舉。船廣可三丈，長五丈，自龍首至尾，金光奪目，疊彩如層城，上飾童男女作仙佛鬼神及古英雄凡數十事。旋轉舞蹈，冒之以幔，數裏外望猶可見。兩旁持短楫應鼓者百夫，銀帽紅衫，鐃吹沸作。更為遊龍十效，繚繞後先，若群螭之從母出者。”旋轉舞蹈，冒之以幔頗像北方鬧社火的情形。仙佛鬼神當與《夢粱錄》所載之七聖、二郎、十太尉等同類，加上自龍首至尾，金光奪目，疊彩如層城的裝飾，受官家龍船影響的痕跡顯而易見。
清代的龍舟競渡更接近於現代的競渡活動。極盡裝飾，較之前代有之過而無不及。還要選長相端莊漂亮的小孩，裝扮台閣故事，俗稱為“龍頭太子”，船尾高丈許，牽有彩繩，令孩童在上麵化妝成“獨占鼇頭”、“童子拜觀音”、“指日高升”、“楊妃春睡”等戲劇人物造型。更有“做勝會”之俗。何謂“做勝會”《清嘉錄》雲：競渡前後，“畫舫看船上的遊客爭買土罐投諸河，視龍舟中人執戈競鬥，入水相奪以為娛樂，‘謂之砮罐頭’》多者受上賞，號為‘做勝會’。”還向水中投水鴨子、活魚、錢物等，令各舟水手下水爭搶。“諸龍”你爭我奪，互不相讓，觀者拍掌呐喊，無不解懷。這種‘做勝會’當為“厭勝”，即以符咒的手段祈使某種願望取得成功。就競渡來說，便是用這種歡樂喧鬧，歌舞升平的景象，感應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如《順德縣誌》所說：鬧了龍舟後“其埠必年豐、人樂、貿易以饒雲。”各地龍船上也無不插上寫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旗子。
龍舟競渡的功能
伴隨龍舟競渡的祭祀儀式也相當隆重而莊嚴。福建漳州的風俗，龍船布置起來後，“就去水頭社請賽爺，南山寺請馬九爺、媽祖來供奉舟中。”請神的儀式非常嚴肅虔誠。賽爺、馬九爺是何神靈，不知其詳，待請識者賜教。但媽祖卻大有來曆，傳說她是蒲田人，能救人危難於海上，閩廣台灣一帶民間信仰極虔，呼為媽祖。她大約在南宋時巳成為東南沿海船民的海上保護神，經元、明、清曆代帝王不斷加封崇祀，稱為天後，民間信奉尤篤，不僅沿海，即江河之碼頭莫不有天後廟。又如廣東東莞縣，競渡這天，各鄉都有請菩薩看龍船的風俗。先由鄉中耆老到廟中拜請，然後由少壯弟子把菩薩杠下船去。扛菩薩下船和漁船上供奉船菩薩出於同一民俗心理。所謂船菩薩，一說為媽祖，一說為關雲長等。關公信仰在沿海頗普遍。治病除災、招財進寶、庇護商賈非他莫屬。道教甚至謂他的前身為雷首山澤中之老龍，這樣關公也和水神沾上了邊。因之沿海民間關帝廟頗多，船家也把他供奉船上，呼為“船官老爺”，指望他能保佑平安，帶來好運。除以上較為特殊的情況外，競渡中較為普遍的祭祀對象是屈原。這當然於競渡起於屈原的說法被廣大地區群眾接受有關。競渡活動的功能與民俗心理，莫不與求吉利保平安有聯係。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