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簡論拙詩的文章，我以為談得中肯，有獨到的見解。近十多年來，一般論者多認為我的晚年的詩較早年的詩寫得深厚與寬廣些，早年的詩不算成熟（主要指藝術的轟現手法）。我自己也說過類似的話。你在《簡論》中說我早年的詩並不比中年的詩差，你說的是“中年”，我的理解也包括8年代前後的作品，你說那些詩自有“動人之處”。引起我深深的思考，猛地一下觸到了我內心深處的一個個痛點、這些莊嚴的人生意象，是我當年的許多小詩的命脈之所在，—想到《愛》、《在牢獄》、《落雪的夜》、《春天》、《默悼》、《石像》等詩，幾天幾夜都無法平靜下來，它們都連著我的心。那些小小的詩，絕沒有虛構的成分（從情節到感情），更沒有有意施展什麼技巧。那些詩的生成，甚至可以說與任何技巧都無關，當時連想都不想寫詩還需考慮什麼技巧的問題。詩裏如若出現了虛擬的帶有裝飾性的詞語感到是對詩的褻瀆行為。這種心態直到現在仍然影響著我。因此，對於如“製作”，“試驗”，“營造”等談創作的某些詞語，我一直不能接受，與我的創作實際體驗難有相通之處。這是不是我的致命的弱點，太牯著於個人的生命體驗？我多次反複（盡力冷靜地）思考過這個嚴肅的問題，還是不能進入“學術的高度”（一位評論家對我的提示）審視自己的詩。你在簡論中提到的那些詩，我一直不承認是通常意義上的“習作”，是所謂審美初級階段的低層次的東西。回顧起來，那些小詩的生命是我一生中最心痛最鮮亮最沉重最神聖的經曆的顯現。
我的確不是學院型的詩人，我不是完全憑藉文化知識而寫詩。盡管這許多年（少說已有二十年）我努力地一本本地讀了不少經典性的著作，如學生一般的虔誠，也從中得到了啟迪，使自己的創作在不喪失個人體驗的情況下，對照著自己的詩進行過多次的檢點，有些近作也的確吸收了不少的滋養，如《夢遊》、《三危山下一片夢境》等詩。但我的近十年來寫的詩，與早年寫的詩還是一脈相通的。我的人與詩都十分的頑固。
你的《簡論》不但引起我許多思考，還給我以清醒的力量。謝謝。
1997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