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比別的孩子瞌睡少。冬天，天不亮我就醒了。隱約聽見村裏什麼地方有人在悠悠地唱，聽不清詞兒，但知道唱的都是西口調，比我們家鄉的秧歌要粗獷、高亢。這個時候，公雞正此起彼落地打鳴，還有小栽根兒吆喝著賣黃酒的聲音，他人小，聲洪，音調暖乎乎的，我常常躺在炕上跟著哼唱。祖母說：“不要在炕上唱，你要唱，就出去跟你禿手伯去幹嚎。”我才知道天天早上唱的人是禿手伯。唉，他一定很寂悶。
禿手伯把水挑到我家時，我對他說：“我跟你一塊去。”他說：“你跟我作甚？”我說：“井口一定凍得快封口了，我帶個鎬頭替你敲敲冰。”禿手伯說：“今天的井口已經敲大了，你要想幫我，趕明兒起個大早。”我問他：“什麼時候在井口跟你會麵？”他說：“我一出家門，就唱，你會聽見，如果你睡的死，聽不見，你奶奶總會聽見。”第二天天剛明，我真的聽見禿手伯在唱，我第一次聽清了他唱的詞兒：“陽婆上來照山紅，擔上擔子就起身……”我們家鄉把太陽叫陽婆，太陽是女性，我覺得叫陽婆比叫太陽親切。趕到井邊時，禿手伯已經在那裏，他正用嘴哈著他的禿手，對我笑笑，說：“我知道你不會失信。”果然，井口幾乎封死了，隻有一個拳頭大小的空洞，像喘氣似的嫋嫋地吐出一縷雪白的水汽。我揮動鎬頭用盡力氣才把井口刨開，我問禿手伯：“前幾天，你怎樣把井口的冰砸開的？”他說：“是閣兒（村口的一個門樓）裏的老漢幫我砸的。你來，他就不來了。”我來的目的本是想悄悄地看看他究竟怎樣打水，我發現禿手伯的井繩上綰著五六個套環，就如套鳥的扣子一樣，我全明白了。禿手伯把禿手伸進套環裏麵，三下兩下就把水提了上來。他的手臂早已勒得樹皮一樣粗糙。也許他想在我麵前表現技巧的熟練，有一回（我每天來幫他砸井口的冰），我看見他的手臂沒有伸進套環裏，結果，水桶撲通一聲掉下去了。我問他：“怎麼啦？”他難為情地笑笑說：“我迷糊了一下，我常常以為手還在，能抓住繩子。真的，我清清楚楚看見了我的手。”後來，他告訴我，早幾年，他還在草地，有多少次看見自己手還在，他用一隻“手”去抓另一隻“手”，撲了空，才清醒過來。掌櫃的認為他快瘋了，就把他打發回老家了。
因為冬天天天來井口，我跟著禿手伯學了不少西口調，現在全淡忘了。禿手伯有手時，拉一手好馬頭琴，手沒了，當然就拉不成了。每年冬閑時節，村裏的“自樂班”聚在一起吹吹打打，禿手伯總在，他不是聽眾，他用他的禿手當鼓槌敲鼓，敲得十分靈活，而且帶有特別的顫味，他不僅憑聽覺確定音的輕重，還憑著他禿手的觸覺。我父親說禿手伯鼓敲得有味道，“水上飄”戲班子的鼓手比不上他。父親是“自樂班”的班主，樣樣響器都能來，除去吹笙，還吹難度更大的管子。我也總混在中間，10歲之後，笙吹得已經很好了，成為“自樂班”的成員，當然這是後話。我看見禿手伯用禿手敲鼓的神情最為專注，眼睛微微閉著，頭不住地晃動著。他們一直吹吹打打到後半夜，多半是我父親請大家吃小栽根兒的黃酒，吃完黃酒各自回家。炕頭上說話的女人們聽見男人們的唱聲、喊叫聲，說：“他們散場了，我們也該回家。”這時，夜真正安靜了下來。不，還有官道上過路的一串駱駝的鈴鐸聲在飄響，沉沉的，悶悶的，並不擾人心靈。祖母說，後半夜全村隻有一個人唱，就是禿手伯。他常常領著過路的運鹽的駱駝隊到井邊去飲水。駱駝圍成圈兒臥著，他與拉駱駝的老漢們坐在中間，既可避風，又有駱駝的熱氣熏著，他們哼哼喲喲唱一陣子草地上的牧歌，之後分手。我敢說，他們——這些淳樸的人，這輩子不會再見麵了。
抗日戰爭爆發那年的深秋，父親和我匆忙離開了家鄉，半個世紀悠悠地過去，我再沒有回過家鄉，當然，也不可能見到禿手伯了。我和禿手伯相處了六七年，比起禿手伯和那些拉駱駝的老漢們夜裏歡聚的時間要長得多，禿手伯給我留下一生難以磨滅的記憶與友情。50年代初，母親來看我，提到過禿手伯，禿手伯聽說我是“寫書”的人，他對母親說過這樣的話：“我的手如果不凍掉，也能寫書。”我絕對相信。聽母親說，禿手伯晚年懊惱地說，當年真不該掐死那隻帶崽的母狼，幾隻崽子一定都餓死了。而他活下來也不過多受些罪而已。禿手伯有手時，他是草原上套馬的好漢，硝皮子的能手，能吹（笛）會拉（琴），手掉了之後，他還像有手似的頑強地活著。他比我父親大三五歲，如果活著的話，是年過九十的人了。我默默地祝福他。不管他現在活著，還是已經死去，我清楚，當他回到大地時，埋進了西古城，他將與他的手歡聚成一個完美的人。
我深深地垂下了頭顱——禿手伯用手撫摸過的那一顆好做夢的頭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