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大都有一種雍容的大度。在老舍、鬱達夫、林語堂等人的筆下，老北京人是無論身份高低貴賤，都一樣有一技之長，無僧人之貌。至於生意人的“一團和氣”，簡直就像是天生的，豈有慢待顧客、愛理不理，甚或拿顧客“撒氣”的道理？“和氣生財”就是一種“大氣”。也就是說，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氣”，根本就不是什麼“服務態度”，而是一種“文化教養”。它是天朝大國的雍容氣度，是世紀老人的閑適安詳，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仁和謙讓，是一個正宗北京人應有的教養或者說“禮數”。一個有教養的人是不該生氣的。即便對方無禮，有教養的北京人也不該失禮，反倒應該更加和氣。
自己越是和氣，就越是顯得對方沒有教養。這不是“丟份兒”，而是“拔份兒”；在寬以待人的同時，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還是作別的什麼，都是這樣。這種“和氣”不但普遍，而且與“知書達禮”相關，有一種儒雅的底蘊，甚或是一種“書卷氣”。所以，一旦這種“禮數”、“教養”或“書卷氣”沒了，事情也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樣子。
顯然，北京人的大氣來自一種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毋寧說是一種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區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國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狹隘性”的一群。因為他們不是某個地方或某一區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隻不過高於地方，卻並不與地方對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並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國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樣看不起鄉下人。他們不大在乎別人說自己“土氣”、“鄉氣”（盡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類的詞兒）。相反，他們對於鄉村還天然地懷有一種親切感（比如把“心裏美”蘿卜當水果吃）。足以讓他們感到自豪的是，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北京城內，也不乏鄉情野趣之地。那裏野曠人稀、風物長靜，可以體味到人與自然的親近。這當然是一個農業大國的首善之區才可能持有的情懷。絕不是在水泥地麵上過生活的上海人所能理解的，而也正是北京人的大氣使他們具有了這種禮數、教養、儒雅風範和雍容氣度，這從他們對待外地人的態度上看出。
一般地說，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會歧視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問路，得到的必定是極為清楚、詳盡、和氣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氣、那份熨帖，就像對待一個迷路的孩子。然而這種“和氣”的內涵，恰恰是惟獨北京人才會有的“京都意識”：咱北京是“天子腳下，首善之區”，北京人在“禮數”上，當然應該是全體國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別人更懂禮麼？如果咱們禮數不周，那就是在全國人民麵前丟份兒啦！再說了，咱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外地人不過是分家出去單過的小兄弟罷了，現在他們回家來，不認路了，咱當大哥的，不幫他一把，行麼？
所以，北京人在幫你的時候也是最自豪的時候。所以，北京人我們不大容易明顯地感受到對外地人的歧視和不屑一顧，而我們在上海、廣州等地的感受卻不同於北京。北京人的自豪感使他們不擺出一副惟我獨尊的派頭，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個“大”字。
平民北京。的確，北京城在本質上充滿了方土氣息。
和中國其他古都一樣，北京城保持著它與廣大農村的親密關係，而不是像上海灘那樣，把自己和農村對立起來。盡管北京有著高大的城門和城牆，但與其說它們是城鄉之間的界限，不如說是城鄉之間的紐帶。在北京城城牆大體完好、城樓巍然高聳的年代，古樸的城門把莊嚴的首都和恬靜的鄉村渾然一體地勾聯起來。巍峨的城牆下，是田野、是河流和湖泊，是羊隻和鴨群們的天地。那裏濃蔭密布，岸柳低垂，蘆葦叢生，荷花盛開，充滿了田園詩般的情調。而這種情調“在北京各城門附近是屢見不鮮的”。登上箭樓遠眺田疇，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盡收眼簾，古老帝國的悠長韻味便在你胸中回腸蕩氣。難怪喜仁龍要感慨萬千。是啊，“世界上有幾個古都可以提供如此開闊的無建築地麵，可以在其城區內看到如此純粹的田園生活。”
翻開地圖冊，讀著一個個地名，我們不難體驗到一種親切感。《北京的胡同》一書作者翁立認為，胡同名兒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為“北京人直爽實在”，所以起名也實實在在。
二是因為地名隻有通俗、上口、好記，讓人一聽就明白，才叫得響、傳得開。這當然並不錯。而這恰好證明了北京是一個“田園都市”，恰好說明北京人的內心深處，有一種濃濃的“鄉土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