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民主主義革命中，湖南則湧出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禹之漠、馬益福、劉道一、劉揆一、楊毓麟、焦達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領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至於魏源這樣傑出的思想家，譚嗣同、唐才常這樣的維新誌士，更是用智慧和鮮血點亮了照徹暗夜的薪火。
譚嗣同，這位長沙瀏陽人，是為中國近代革新事業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其“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偉大獻身精神，曾鼓舞了千百萬愛國誌士。戊戌變法失敗後領導自立軍反清起義的首領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也是他在長沙創辦的“時務學堂”中最年幼的學生。譚嗣同雖對光緒帝抱有很大希望，幻想通過皇帝的支持實現自上而下的改良，以避免劇烈的社會動蕩。但其骨子裏充滿了對君主製的憎惡。曾言：“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直斥“君為獨夫民賊”，他把一切封建皇帝視為“大盜”，把曆代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思想家皆罵為“鄉願”，認為正是這些“大盜”與“鄉願”互相利用，互相勾結，才形成了一張“盡窒生民之靈思”的封建天羅地網。他認為，天地萬物，無不處在變化日新之中——“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暑發斂之迭更？草木不新，豐褥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
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以鮮血和生命實踐了自己的誓言，他認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並以“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凜然氣概，慷慨赴死。梁啟超稱譚嗣同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烈士”，並指出：“譚瀏陽之《仁學》，以宗教之魂，哲學之髓，發揮公理，出乎天天，人乎人人，衝重重之網羅，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實禹域未有之書，抑眾生無價之寶”，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顆“彗星”。而也正是這些湖南硬漢子的出現，使得湖南人一直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中扮演著一個不可磨滅的角色。
在新中國誕生的道路上，湘人更是功不可沒。毛澤東自不必說，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羅榮恒、任弼時、林伯渠、李富春、陶鑄、胡耀邦……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幾乎盡人皆知。
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湖南有3位（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十員大將，湖南人占了6位（粟裕、黃克誠、陳賡、譚政、肖勁光、許光達）；57員上將，湖南人有19位（王震、鄧華、甘泗淇、朱良才、蘇振華、李濤、李誌民、李聚奎、楊勇、楊得誌、肖克、宋任窮、宋時輪、陳明仁、鍾期光、唐亮、陶峙嶽、彭紹輝、傅秋濤）；100多名中將，湖南人有45位。
著名的革命先烈，還有蔡和森、何叔衡、鄧中夏、郭亮、毛澤民、毛澤覃、楊開慧、黃公略、王爾琢、左權、段德昌、向警予……對此，正如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所指出的，“湘省士風，雲興雷奮，鹹、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自是以來，薪盡火傳，綿延不絕。近歲革新運動，湘人靡役不從，舍身殉國，前仆後繼，固由山國之人氣質剛勁，實亦學風所播，誌士朋興。夫支持國勢原不限於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勢所趨，亦未始無偏重之處。”
人創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代表一個地域的文化特征，則集中表現在人的精神品質。1920年，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陳獨秀曾寫就《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文中說：“湖南人底精神是什麼？’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曆史作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底曾國藩、羅則南等一班人，是何等’紮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曆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鬆坡帶著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雲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毅不拔的軍人！”
湖南男人湖南男人的傳統職業是從政。湖南男人是理性與感性結合得較好的，從政這個職業，沒有感性是不行的。它需要表演得亦莊亦諧，隨和親切又嚴謹穩重。湖南男人都有表演天賦，這可能和自然條件有關。湖南的天氣，燥熱而令人興奮。中國現在還沒有職業的環境，湖南男人被壓抑的表現欲、演講癖都轉化到了《快樂大本營》、《真情》等電視娛樂節目中。
湖南男人有真正的秀氣。江浙男人長得秀氣，是“外秀”，湖南男人是“內秀”。這裏的內秀指的是對另一性別的理解：尊重和敏感。
“偉大的腦子是半雌半雄的”。除了做生意夥伴，湖南男人做什麼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