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史，這是政治幹涉文藝相當多的時期。這是客觀事實。但是在一切客觀事實中，我認為，對於文學史最有意義的客觀事實恰恰是主要的文學作品成果都並非這種幹涉的結果。粗暴的幹涉不會造成作品，我想可以說沒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寫入文學史的作品，隻是造成了許多作品和作家的各種不幸。寫文學史，我們不能從這裏麵去找靈感。解放以來出版的好作品很多，這是社會主義社會優越性的合乎規律的表現，而任何優秀的作品都不是指揮棒造出來的或批判出來的。種種批判、種種運動，在文學生活的實際經曆（這不等於文學史）上發生過各種影響是一回事，當代文學的主要成果的產生是另外一回事。這不是貶低這些批判，許多批判是合理的，或有其合理內核的，而是尊重客觀事實。《保衛延安》、《紅旗譜》、《創業史》是怎麼產生出來的？難道是哪一次批判產生出來的嗎？對建國以來的作家作品（當然是值得寫進文學史的作家作品）要作認真的研究，這才是文學史工作者的大事。如果注意力放在每年發生什麼事件，以事件來劃分文學史的階段，那就過於著重或誇大政治編年史的影響了。這樣做，主觀上即使是想糾正某些錯誤的批判，實際上反而是向它們投降，承認它們有它們所不可能有的作用。我們對非文學的因素的力量不能估計過高。寫文學史不能感情用事。文學史家不能是感情家。政治上的各種因素表麵上造成各種紛擾，影響作家作品的生產，但它不能構成文學的主流。總之，不能靠指揮棒去生產作品，也不能靠指揮棒去解釋作品，也不能靠指揮棒來衡量文學的成就。如果說隻用六分之一的篇幅來評論、解說或總結，我想對於文學史還是太過分了。文學史實際上不需要也不可能擔負這樣的任務。研究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規律，30年時間未免太短了，並且這是另一種曆史研究，恐怕未必是文學史的不可缺少的一章。毫無疑問，社會主義社會對於當代作品的產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決定的意義，但社會主義社會與指揮棒是非常不同的兩件事。也許，時間隔得愈久愈能看清楚這一點。比方說，左聯時代曾經產生過《子夜》和其他不少優秀作品，但這些作品都是時代的產物和作家自己的創作。左聯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是難道能說這些作品是左聯“領導”出來的嗎？難道我們現在寫當時的文學史，能夠不去研究當時的作家和作品，而去研究左聯的會議記錄嗎？
我想文學史還是要緊緊圍繞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現、它和過去文學的區別和繼承的關係，要從這些方麵做很多的研究。這些方麵，我們過去功夫下得很不夠。如果不是對作品下功夫研究，那麼即使對每次政治運動都能作出正確的鑒定，這樣的文學史也沒有多大價值。
一個曆史時期的文學潮流，似乎不同於刊物上、會議上或批判中形成的潮流。甚至一種政治思潮、哲學思潮，一種世界觀，以什麼方式影響文學，也是很複雜的現象，不能以編年史的辦法來說明，例如19世紀的文學，畢竟不能以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為界線，雖然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已經產生了無產階級的詩歌和小說。馬克思主義在什麼範圍內，經過什麼途徑影響到廣大的文學界，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我想它是通過社會運動影響到作家，是有了廣泛的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以後才影響到作家的。革命在一個國家勝利了，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這就影響了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作家。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尚且沒有導致文學史上的分期，可見思想潮流對作家的影響是有限的，何況一種決議、命令，那影響更有限了。
為了寫出有科學價值的當代文學史，我想不必過於急躁。現在高等學校已編寫出兩部當代文學史，已經定稿或將要定稿，這就可以暫時多少滿足社會上的需要。文學所可以後來居上。不必匆匆忙忙地寫出充滿各種政治事件、口號的文學史，充滿社會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鑒定的文學史。過去的經驗教訓需要研究清理，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要寫出一部真正有科學水平和文學水平的當代文學史來，這樣編寫的文學史會使讀者得到長久的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