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改革的春風裏，壯鄉綻開了一朵嬌豔的新花——壯文教育，它雖然姍姍來遲，卻趕上了改革的年代。然而壯文教育畢竟是新生事物，迎接它的也不盡是風和日麗，鶯歌燕舞。在它成長過程中所遇到的障礙，比預想的要嚴峻得多，它注定地也必須經過任何新生事物都經曆的艱難曆程。本文意欲通過它產生的背景、現狀和對它的展望，為它的成長呐喊一聲。
一、曆史和現實
壯人對壯文教育的尋覓，曆經兩千多年之久。它並非三陽交泰，著意即生。在曆史上，由於曆史的原因，先秦的古越文（刻畫文）至今隻留下一些難以辨認的符號，這些古越文符號有的已有幾千年曆史，形態有別於甲骨文。它還未能得到發育，即遭刈盡。秦統一嶺南後的800多年裏，壯族祖先尋求文字的活動隻得另辟蹊徑。直到唐初，仿漢文創製的古壯字才正式見於摩崖石刻，但由於要懂得它須先懂漢文；官方又不斷詆毀、抵製、壓製和瓦解它；加上土官各自為政，難以規範，古壯字得不到發展，大體隻用來記錄壯歌和書寫經書。既非通行的文字，當然也就無法產生壯文教育，壯人唯有依賴於漢文教育了。在曆史上，漢文教育對壯族社會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漢文教育發端於秦並嶺南，時為公元前214年。不久秦亡，趙佗割據，立南越國達93年。他在和輯百越的同時，大力在嶺南傳播漢族文化。史載“趙佗王南越，稍以詩禮化其民”。①又說“廣東之文始尉佗，然佗真定人，或中國人相輔為之，未必南武人所作”，②由是嶺南地區“冠履聘娶，華風日興，入漢以後，學校漸弘。”③漢代，公元42年馬援南征，嗣後繼光武中興而先後在嶺南任職的錫光、任延，都治城郭，興學校，鑿渠道，大量傳播漢文化。唐立科舉，宋興府學，明設書院，至清末建廣西大學堂（1902年），漢文教育體係基本形成。據統計，清代51府、州、縣設書院達85處以上，民間還有私塾。在桂係軍閥統治時代，漢文教育又有所發展。兩千年來，漢文教育為壯族培養了不少知識分子，出現了一百多個用漢文做詩賦辭的詩人。唐初，唐太宗大宴百官，命高涼郡越人首領即席賦詩。武周年間，上林土酋韋敬辦、韋敬一先後寫有《六合堅固大宅頌》和《智城碑》，刻崖傳世。柳宗元時，“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裏，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④其中不乏壯人子弟。到了宋代，出現了覃光佃和覃慶元父子進士，祖孫三代詩人，其中覃慶元官至監察禦史。明代壯族大詩人李璧，曾到金陵講學，被尊為“今之胡瑗”（理學鼻祖）。清代大詩人鄭獻甫和馮敏昌，各存詩數千首，被稱為19世紀嶺南詩壇的爍然大星。解放以後，漢文教育突飛猛進，鄉鄉有中學，村村有小學，有些地方甚至寨寨有小學，短短幾十年，培養出了大批幹部、人民教師、專家、教授、學者。作為我國科技驕傲的原子對撞機，三個總設計師中就有一個解放後培養出來的壯族科學家。漢文教育在壯族中，確乎成績斐然.然而也必須看到，漢文教育有它的局限性。它所使用的文字，是記錄漢民族語言的符號。而壯人居住連片，90%以上以壯語為交際工具，文言斷裂，導致了漢文教育的成功率較低。據統計，1700多萬壯人中，掌握漢語漢文或隻掌握漢語的壯人大約是幾百萬人，占壯族人口的1／5左右。除去老人和學齡前兒童，在掃盲對象中，尚有700-800萬文盲，比例很高⑤。
究其原因，首先是學校教育成效低。壯族兒童人學，先學一個個繁難的漢字，老師用壯語解釋，一般到初中二年級才能結結巴巴講一些漢語.據對桂西幾個壯族縣小學作統計，能升上初中者僅占入學適齡兒童的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