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革命黨人推舉黎元洪對起義成功大有幫助。不說黎元洪執掌軍政府後的執政效果如何，單就他以前清將領身份統帥革命軍來說，就對前清陣營造成了不小震動，減少了革命阻力。武昌起義時，湖北新軍並沒有全部參加革命，很多軍官躲了起來。軍政府初建，麵臨巨大的軍官缺額。“自黎出之風一播，城內隱匿之軍官皆來。”湖北各地官紳，接到黎元洪以都督名義發布的電文，紛紛附和起義。“各縣士紳俱出而負地方治安之責。所以全省帖然，內顧無憂，軍政府得專心致力於戰事矣。”黎元洪在前清陣營的聲望和地位，在這時候發揮了作用。黎元洪還利用在前清的人脈關係策反前清將領。雖然他寄給張彪的勸降信被張彪當場拒絕，但他成功策反了清朝海軍提督薩鎮冰。薩鎮冰是黎元洪的老師，在學校時很欣賞黎元洪，現在正奉清政府之命率海軍軍艦進攻武昌。海軍大炮對武昌城威脅很大，革命軍沒有炮台可以與之抗衡。黎元洪就寫信給老師：“老師向來知道元洪為人一貫謹慎，這次起事實是人心所向。元洪再三考慮，才接受此職。希望老師愛惜百姓，也希望老師眼光看得遠一些，與革命軍合作。”薩鎮冰為之動容，下令海軍向岸上空地開炮，不久即脫離艦隊，聽任海軍在九江起義。
起義爆發後，清朝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軍南下鎮壓，順道去洹上村拜訪袁世凱。蔭昌樂觀地認為：“武昌不過是烏合之眾，無人主持，此去不難撲滅。”袁世凱正色道：“亂軍以黎元洪為都督，何謂無人。”
張振武案：誣陷案背後的黎袁鬥法
一
黎元洪雖然做了革命首義的領袖、被天下人看做是締造民主共和的元勳，但他的腦袋中有多少民主共和的思想呢？
我們知道革命黨人的宣傳偏重於類似改朝換代的反清宣傳，並沒有深入民主共和的觀念層次。即便是革命黨人內部，對於什麼是民主共和、中國應該怎麼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能說清楚的人也寥寥無幾。黎元洪不是革命黨人出身，又在清朝官場中熏陶多年，自然將革命的勝利看做是中國曆史上政治劇變的反複，過多關注於局勢的改變和個人地位的提高。中國政治史和從政經驗告訴黎元洪，在大變革的動蕩時代，實力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起義後的近兩年時間裏，黎元洪雄霸武漢，做著“湖北王”的美夢。
民國政府北遷北京後，黎元洪繼續擔任副總統，並兼任參謀總長。按說他應該去北京就職，袁世凱也多次催促黎元洪北上，但黎元洪堅決不願意放棄湖北都督的實職。他在武漢宣誓就任民國副總統，遙領參謀總長，仍任湖北都督。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權力設計。副總統的本質是候補國家元首，一旦總統出缺，副總統及時遞補，避免政治動蕩。在王朝時代，這個角色就是太子，是儲君。太子也好，副總統也好，設計這個角色的本意就是讓他和最高領導人同心同德，安於虛位，不能越權也不能分割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這樣，整個權力結構才能穩定。但黎元洪是聲望卓著、掌握軍隊、控製地方的實權副總統，是有能力威脅袁世凱總統地位的隱患。參謀次長陳宧等人就一再提醒袁世凱：“縱觀世界，尚無副總統領兵駐外的成例。美國為共和楷模，其副總統不僅駐京，且兼任上議院議長。對黎元洪亦當如此。”但黎元洪堅決不來北京，而是要牢固控製湖北地區，北洋係統暫時對他也沒有辦法。黎元洪此舉，在民國曆史上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一個地方實權人物藐視中央、覬覦大權的先例。不過話說回來，在民主共和觀念處於皮毛階段的民國初年，黎元洪的心理是種普遍心理，不是特例。
黎元洪在湖北都做了些什麼呢？一是抬高武昌地位，突出自己。武昌是首義之都，辛亥革命期間獨立省份都以武昌為革命首都。武昌地位的提高就是黎元洪地位的提升。黎元洪要求以武昌為新國家的首都，要求在武昌召開獨立各省代表大會。一度，獨立各省曾有將新政權設在武昌、立法機關設在上海的打算；黎元洪本人在臨時總統競選中一度勝算很大。後來，孫中山歸國後，形勢大變，附和黎元洪的人大大減少。武昌最終沒能成為首都。二是強化對地方的控製。黎元洪在短時間內，就在武漢編組訓練了四個師六萬人的龐大軍隊，對於不支持自己的官兵或者外省援鄂部隊則大力裁撤。和曆代軍閥一樣，他要建立忠於自己的軍隊，禁止官兵參加任何社團，已加入者必須脫離；命令各師開設精神講話處，教育士兵們“不幹外事”、“效命疆場”，服從命令聽指揮。
革命勝利後，武漢各派係內鬥激烈，在權力分配和政治建設上分歧頻出。這給黎元洪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共進會的孫武主持軍政府軍務部，權力欲膨脹，獨斷專橫，和同誌關係惡化，處境孤立。孫武為了鞏固權力，主動依附黎元洪，希望擁黎自重。黎元洪也需要強有力的革命黨人的支持，與他一拍即合，在裁撤起義部隊、打擊異己方麵“合作”愉快。在民初組黨熱潮中，黎元洪、孫武也組織了一批前清官僚和民國地方人物，在上海成立了“民社”，以黎元洪為社長。1912年2月28日，遭到黎元洪和孫武裁撤的官兵，以共進會內部團體群英會為號召，聯合了文學社部分成員和武昌城內的駐軍共幾千人發動了兵變。亂軍一度包圍都督府、軍務部和孫武住宅。亂軍情緒激昂，卻沒有統一的政治主張，有的要求推翻孫武，有的要求連黎元洪一起推翻。孫武此時已經逃奔漢口。留在城內的黎元洪對專橫跋扈、分割自己權力的孫武也深深不滿，借機將鬥爭矛頭引導向孫武。他宣稱“我這個都督是給堯卿（即孫武）做的”，把不滿引燃到孫武頭上。黎元洪借口接受暴動者的要求，將孫武撤職，趁機改組軍政府，降部為司，將孫武一係的幹部全部撤免。事後，孫武主動引退，淡出政壇。黎元洪又反過來追究兵變的責任，諉罪文學社，斬殺十幾人。至此，黎元洪牢牢控製了湖北。
此時的幾件小事，能夠暴露出黎元洪的“思想認識”或者說是“理論水平”。 上海《民立報》曾發表來自湖北通訊社的電訊：武昌南湖炮隊發動倒黎運動，遭到鎮壓。這是1912年9月25日發生的真實事件。但黎元洪立即以“電報造謠，搖惑人心”的罪名，逮捕了湖北通訊社負責人冉劍虹，並準備立即“正法”。後遭到上海媒體的抗議，改判兩年監禁。武漢本地的《大江報》屢次發表揭露湖北軍政界腐敗情況的文章，主筆為何海鳴。黎元洪又派參謀帶兵執令箭一支，寫明將何海鳴就地正法，查封大江報社，逮捕工作人員三人。何海鳴聞訊逃往上海。黎元洪還通電全國，指控《大江報》圖謀不軌，要求各地將《大江報》主筆何海鳴、淩大同二人一體嚴緝，“就地正法”。
“就地正法”是曾國藩的創舉。自古殺人需要嚴格的程序，獲得皇帝的批準。曾國藩因為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首開先就地殺人後上報追認的做法。現在是民國了，黎元洪的司法觀念還是清末的那一套，竟然公開要求各地“就地正法”某人，絲毫沒有法律意識。民初的媒體非常發達，各報罵人不斷。黎元洪此舉正好給各報提供了痛斥的靶子。《民心報》就發表蔡寄鷗的文章，斥黎元洪“不過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豎子成名”。黎元洪大怒，又要將蔡寄鷗“就地正法”。幸好蔣翊武等人再三求情，才以《民心報》停刊了事。後來，黎元洪本人也認識到了“就地正法”四字的荒誕之處，在編輯《黎副總統政書》時將其一律改為“嚴緝法辦”。
不過，黎元洪還真做過“就地正法”的事情。在逮捕要求改組都督府的武漢改良政治團負責人祝製六時，黎元洪就下令將祝製六押解到武昌漢陽門碼頭時即殺害，與此相關的同盟會員也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在獄中被殺。民國建立時，黎元洪宣稱過司法獨立，但那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和那些掌握實權的民初人物一樣，黎元洪穿著民國的衣服，身子卻還是民國之前的。
二
在反對黎元洪的眾多人物中，首義元勳張振武是個重要人物。黎元洪和張振武的恩恩怨怨，將各人的缺陷和民初的亂局都“擰”在了一起。
張振武是個為了革命不顧一切的人，為探索救國之道留學日本，參加過同盟會，又是共進會的重要人物。為了革命，他變賣了家產，四處奔波，即使在殺聲一片的白色恐怖中也為籌劃武昌起義毫不停歇。可惜的是，張振武革命多年，卻不知道“革命”始終是和“政治”聯係在一起的。他是個胸無城府、魯莽向前的革命闖將，一直沒有成長為革命政治家。這注定了他的結局是悲慘的。
起義爆發，張振武熱烈擁抱革命，以軍務部副部長的身份主持軍事行動。他經常親臨前線，巡視戰況。凡有軍隊自武昌開拔，都先到都督府集合，請“張副部長”訓話。張振武這麼做沒覺得有什麼不妥，但在黎元洪和孫武看來，則有越俎代庖之嫌。（張振武身上肯定也有權力夢想和表現自己的欲望，隻是不知道隱藏罷了。）孫武和他共事多年，尚能忍耐。黎元洪穩重內斂，和張振武個性相差懸殊。張振武的許多行為，激化了兩人的矛盾。
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不情不願。張振武當麵予以訓斥，幾次大罵黎元洪不識抬舉，聲言要殺掉黎元洪以免貽誤後事。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黎元洪肚量沒有大到能將生命威脅置之度外的程度。武昌戰事一度不利，北洋軍炮轟武昌，黎元洪在11月10日夜間收拾行李，準備出城暫避。張振武知道後，直奔都督府，斥責黎元洪不守諾言，不準他出城，還安排人手看住黎元洪。在軍務部部長孫武的支持下，黎元洪還是在12日黎明率人出走。都督走後，張振武堅守武昌，再次揚言：“黎某如此畏縮，不如乘此另舉賢能。”黎元洪再次記恨在心。革命勝利後，黎元洪成了副總統。今非昔比，張振武卻仍然當他是臨時推舉的“黎菩薩”，每次見他都滿帶荷槍實彈的衛隊，多次對黎元洪橫眉豎目，甚至拔槍高叫：“若非我們拉你出來，你焉有今日？”黎元洪和張振武的關係如何能好？
黎張關係惡化還隱含著爭奪革命首功的問題。首義領袖的身份是黎元洪最重要、最強大的政治資源。張振武老把逼黎元洪出任都督的事情掛在嘴邊，揭黎元洪的老底，動搖了黎元洪的政治根基。這可能是黎元洪最不能容忍的。
當然，張振武可能有居功自傲的狂妄，但並非要和黎元洪搶奪首義領袖的寶座。事實上，他脾氣如此，不僅和黎元洪關係不好，和同盟會、共進會的老友們，關係也不好——這使得他一旦處於危險境地就會孤立無援。革命勝利後，利益分配難免出現偏頗。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內閣中沒有一個武漢方麵的人物。武昌首義軍官在戰後沒有得到妥善安置，紛紛指責主持臨時政府軍務的黃興不公。張振武把對黃興和南京臨時政府的不滿表現了出來，在和同盟會元老吳稚暉見麵時，動輒綰起袖子，揮動手臂，叫嚷著黃興辦事不公平。他甚至在報紙上公開抨擊臨時政府官員碌碌無為，“依靠別人成功了，而權利卻都被你們拿去了”。如此表現，自然把同盟會諸位都給得罪了。
張振武被派去上海為湖北起義軍購買軍械。他是革命的猛將，卻不是洽談商務的能手，將購買軍械一事搞得一塌糊塗。由於日本商人搗鬼，張振武購買的槍械質量問題嚴重。“所購之槍業已試驗，內有壞槍三分之一，缺刺刀者三分之二，子彈因年久藥性失效，不能用者三分之一。”黎元洪對從上海運來的廢銅爛鐵很生氣，更生氣的是張振武的交易賬目混亂。“但不知所購之炮彈、機關槍及該槍子彈為若幹？已付銀若幹？”張振武還以經費不夠為由向孫中山、黎元洪分別請求追加款項。南京和武漢的財政都很困難，沒有撥款給他。張振武就擅自挪用購買銅圓的40萬兩白銀，填補購買槍械的不足。黎元洪極為不滿，批評張振武揮霍公款，電召他迅速返回武漢。張振武屢次抗命不回，還撥出購買的第二批槍械的一半，運往煙台，支持山東革命黨人。當時山東局勢緊張，在張振武看來天下革命兄弟是一家，支持山東同誌是天經地義的。但是此舉引起了武漢方麵的強烈反對。湖北駐滬代表、共進會骨幹楊玉如就向黎元洪告發張振武轉移槍械、意圖逃走。在黎元洪的嚴詞訓令下，張振武不得不返回湖北。
黎元洪在1912年3月召開了特別會議，清查張振武的賬目。張振武有沒有貪汙呢？從張振武娶妾9人之多、死後留下白銀超過1萬兩來看，張振武的經濟情況確實需要自我澄清。但他采取了激烈的抵觸態度，對黎元洪大發雷霆：“我們把你拉出來當了大都督，現在已經安富尊榮了，你也清起我們的賬目來了。”調查就此擱淺，此事不了了之。
有張振武這樣居功自傲、脾氣暴躁的部下，黎元洪頭疼死了。
袁世凱就在此時抓住了武漢政局的亂象，尋找插手機會，力圖將黎元洪“請”出湖北。他主動向黎元洪示好，說民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一體，小黎你不要見外啊，有什麼困難盡管說。
焦頭爛額的黎元洪接受了袁世凱的好意，既然管不了張振武，就幹脆將他和孫武、蔣翊武等首義功臣推到北京，讓袁世凱安排。其中張振武被黎元洪舉薦為東三省邊防使，黎元洪還許諾讓他率一鎮鄂軍赴任。這是黎元洪犯的第一個錯誤。原本他和張振武等人的矛盾是湖北內部矛盾，好壞都由他們雙方決定，現在拉進來了袁世凱這個第三方，變成了三方關係，黎元洪操控的難度更大了。在這個三角關係中，黎元洪樂觀地希望袁世凱站在自己一邊共同對付張振武。可是，覬覦湖北地盤的袁世凱憑什麼幫助黎元洪呢？
球，黎元洪踢給了袁世凱，袁世凱卻沒有接。張振武等人進京後，袁世凱將他們統統任命為總統府顧問。張振武還多掛了一個沒錢沒兵沒辦公場所的蒙古屯墾使的頭銜。張振武向袁世凱討兵要錢，得不到答複。袁世凱此舉事實上將湖北內部矛盾抽到北京，讓它繼續發酵激化。張振武等人在北京無親無故，施展不開拳腳，隻好返回武漢。回到武漢後，張振武要在漢口設立屯墾事務所，多次向黎元洪索取經費。黎元洪之前又答應過給他一鎮鄂軍，張振武就宣布要自組一鎮軍隊開赴蒙古，收羅被裁撤的軍官建立將校團。他慢慢聚集了一部分武裝，還成立《震旦民報》組織反黎輿論。黎元洪沒想到事情會越來越難辦，更想不到這是袁世凱不露聲色的傑作。
1912年7月底，袁世凱找到湖北民社派參議員劉成禺、鄭萬瞻，請他們回武漢調解張振武與孫武的矛盾。熱心的參議員們不知是計，欣然返鄉。8月2日，劉成禺、鄭萬瞻做東，在漢口嘉賓樓宴請孫武、張振武等湖北將校50多人。兩位參議員說明為調解內部衝突而來，指出各人的矛盾由誤會而起，被壞人挑撥離間而成，希望大家消除意見。於是，孫武、張振武各自作了檢討，並在5日發表了由包括兩名參議員在內的15名證明人署名的會談布告，保證以後永遠不再發生矛盾。黎元洪也請兩位參議員出麵調解與張振武的矛盾。經過調解，黎元洪和張振武的矛盾也得到了緩和。湖北局勢貌似好轉。袁世凱電邀張振武和兩位參議員返京。張振武抱著回京大有作為之心，與劉成禺、鄭萬瞻一起進京，將校團團長方維等30多人隨行。行前，黎元洪贈與張振武旅費4000元，並誠懇表示：“對於張君可撫心自問，並無一些相待不好之心。”
在兩位參議員調解的同時，袁世凱的秘密信使給黎元洪送來了一封代擬的電報稿。這份由參謀次長陳宧和黎元洪幕僚饒漢祥一起起草的秘密電報，以黎元洪的口氣請求袁世凱在北京捕殺張振武。8月13日，黎元洪發出了這份名為“真電”的電報：
“張振武以小學教員讚同革命，起義以後充當軍務司副長，雖為有功，乃怙權結黨，桀驁自恣。赴滬購槍，吞蝕巨款。當武昌二次蠢動之時，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將校團，乘機思逞……振武抵京後，複要求發巨款設專局，一言未遂，潛行歸鄂，飛揚跋扈，可見一斑。近更盅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倡謀不軌，狼子野心，愈接愈厲。冒政黨之名義以遂其影射之謀，借報館之揄揚以掩其凶橫之跡。排解之使困於道途，防禦之士疲於夜，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當國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種瓜再摘，以梟獍習成之性，又豈能遷地為良……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係屬同惡共濟，並乞一律處決，以昭炯戒。”
又是要求將張振武等人“立予正法”，黎元洪的法律觀念依然淡薄。當然，袁世凱和黎元洪給張振武還是羅織了多項罪名：貪汙巨款；結黨營私；勾結土匪；蠱惑人心；操縱輿論等等，認為他簡直是“破壞共和，倡謀不軌”的大惡人。縱觀張振武的曆史，這些罪名把他的相應缺點都給誇大了，是典型的誣蔑。但黎元洪看著很解氣，閱後即簽字，欲置張振武於死地。
黎元洪之所以發出袁世凱方麵代擬的電文，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相信袁世凱是站在自己一邊，能把殺張一事辦得幹脆利落。
13日晚，袁世凱收到黎元洪的密電，親自找出密電本破譯。他命令步軍統領、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遵照”黎副總統命令辦理。
蒙在鼓裏的張振武在北京頻繁交際，聯絡感情，開始為日後開展工作做準備。他晉謁袁世凱，建議加強邊疆國防，主張在滿洲、蒙古、新疆要地屯紮重兵，派遣一位很有威望的將軍率精兵長期駐紮，授予這位將軍以軍事、政治、外交上的權力。自然，他所說的這位將軍就是自己。8月 14日，他在德昌飯店宴請同盟會、共和黨兩黨要人，希望大家化解黨派意見，共同建設國家。
1912年8月15日晚，張振武趕了兩場宴會。晚6時，河南將領王天縱宴請北方和湖北來京將校50多人，張振武參加了。晚8時，張振武與湖北來京將校做東，又在六國飯店宴請薑桂題、段芝貴等北洋將領。他推段芝貴坐首席，陳宧次席。這陳宧就是幕後陰謀的策劃者之一，而段芝貴懷裏就裝著處決張振武的軍令。宴會還沒結束，段芝貴即借口有事告辭，其餘北洋將領也紛紛離席。張振武沒有覺察出異常，和剩餘的人歡宴到晚上10時左右才散去。
散席後，張振武乘馬車返回下榻的前門外金台旅館。當夜，與張振武關係密切的、原江西援鄂軍協統馮嗣鴻的馬車打頭，張振武所乘馬車第二，湖北參議員時功玖的馬車居後。回旅館，車隊需要經過從東交民巷到西交民巷之間的三道柵欄門。第一輛馬車進入柵欄後，暗處突然竄出荷槍實彈的軍人來，攔住馬車綁住馮嗣鴻。馮嗣鴻和張振武都是瘦長身材，一個軍官就問：“你是不是姓張？”馮說：“我不姓張，我姓馮。”軍官連說錯了錯了，令士兵給馮嗣鴻鬆綁。這時，張振武的馬車進入了柵欄，柵門突然關閉。人群嘈雜聲中，馮嗣鴻和被攔在門外的時功玖聽到一陣喧嘩，有指揮刀斫馬車玻璃聲，隨即張振武被五花大綁拖出馬車，同車的隨從和車夫被一並抓走。
張振武一幹人等被用大車解送到西單牌樓玉皇閣軍政執法處。沿途戒嚴，不見行人，馬步兵數十人武裝押送，顯然是經過精心布置的抓捕行動。軍隊還突襲了金台旅館，抓走了方維。
張振武被押到執法處後，處長陸建章親自迎接。張陸二人還寒暄了一兩句，陸建章隨即出示了黎元洪的殺張密電以及袁世凱的處決令。張振武指出電文是假造的。陸建章表示，總統已下令立即正法。張振武抗議：“不能憑空殺人！”陸建章表示愛莫能助，要張振武準備遺書。深陷突如其來、不能申辯的冤獄，張振武拿起紙筆很長時間寫不出一個字，最後隻是給黎元洪寫了一封遺書，表示：“但恨不死戰場，而死於仇讎之手！”張振武一度要求自盡，陸建章沒有答應。陸建章本人對這次行動也心懷疑慮，本想拖延到天明，但陳宧從總統府三次打來電話，催促陸建章執行。16日淩晨1時，張振武在被捕3個小時後在執法處被槍殺，身中六槍。38臨刑前，他對著行刑士兵怒喊：“不料共和國如此黑暗！”同時，方維也在城外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