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的研究對象，不論是古代的某個文人還是現當代的學者，一定要和自己的性情相投。拿劉禹錫來說，他既有才情，又有豪氣，即使仕途不順，也能夠把心平靜下來，是一個能張能曲、能放能收的人；蘇軾則才華橫溢，陶淵明淡泊寧靜，辛棄疾憤世嫉俗，各有各的特點。因此，寫文章也要根據自己的才情，慢慢地形成自己的表達方式和文章風格。隻有通過創作，我們才能體會到作家的心理。我們的詩文不一定寫得很好，但重要的是，自己要體會創作的過程，明白什麼叫做“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唐·盧延讓《苦吟》）；什麼叫做“一鬥詩百篇”（唐·杜甫《飲中八仙歌》）。
研究領域和寫作風格往往是緊密結合的，一方麵我們要獨立創作，另一方麵我們要從事研究。這就提醒我們，盡量選擇性格開朗、見識廣博，生活和事業相對順利的人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如裴度、李德裕、牛僧孺都是這樣的人，他們官至宰相，作品自然也很有見地，不同常人。在研究他們的詩文過程中，我們會受益良多。
第三節深思
要為學，就是讀書與深思的相輔相成，孔子早已言明：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
前麵講一味苦思而不知道在讀書中尋求解決之道，不是讀書的良法。而現在講死讀書，不給自己思考的餘地，也是收效不大的讀書之法。人在讀書的過程中會發現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稱之為未解之謎，每一個未解之謎都值得去探索。讀書就是要在其中思考這些問題，尋求解決之道，也許不能最終解決它，但是在思考解決方法的過程中，他會掌握很多材料、方法或者前人已經提出的某種假說。
明末清初的大學問家黃宗羲*，曆覽前朝興衰更替，發現一個規律，即曆代的財賦、稅收是在不斷增加的，雖然各朝都做出種種變革，但仍不能使之減少。後人稱之為“黃宗羲定律”，這為後代循此思考這個問題，並找出解決之道提供了線索。這就是讀書的良法。對做學術研究的人來講，能夠提出問題，就是研究成功一半了。而要能在讀書中、在材料中提出有見解、有價值的問題，還得靠自己的深思才行。
*黃宗羲（1610—1695），學者稱梨洲先生，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
一、能思
《禮記·學記》講：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人隻有學才能進步，這是常識。但進步何來？就在於我們讀書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發現自己知識上的漏洞，並予以補充完善，這樣才能進步。而要能知自己不足，又非得經過自己的思考不行，查漏補缺正是一項自省的工作；渾渾噩噩的讀書，是難能知不足而去努力完善的。
我上小學的時候，老師在黑板上畫了一點，問我們黑板上有什麼，我們都答說“一點”。老師卻說黑板上什麼都沒有，點隻是很小的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計。老師接下來又畫了一個圈，問同樣問題，我們回答說“一個圈”。老師又說黑板上還是什麼都沒有，大家要看圈以外的東西。
治學就是如此，當自己的知識隻有一點，或者隻有一個小圈範圍那麼大的時候，往往是固守於此，感覺自己知識很豐富。有人說：“識少見寡的人，發現一點灰塵便驚歎不止。”讀書是求見聞開闊，一定不要使自己陷入這樣的境地。
知識領域寬廣無邊，當他停止在一點的時候，確實會感覺這個點很密實，而當他掌握了一個圈的範圍的知識之後，他才會發現未解的東西變得更多。圈內的歸他所有，圈外的都是他未掌握的，圓圈越大，邊緣越大，所以當他的知識越豐富，他所能接觸的未解領域就越多。這時候就要放低自己了，重新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要多學、多思考才行。學的範圍廣博了，可資利用的材料也就豐富起來，思考才能有深度、有價值。
唐代劉知幾的《史通·敘事》裏講了學與思的關係：
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
讀書過程中要能在文辭之中見到事理之所在，對於意蘊豐富的話語，更要能舉一反三去思考、去理解。能夠舉一反三地讀書、思考，這樣才是最為高效的。最好的學習是教一而知十，對於老師的教導以及書中的道理，能夠領會透徹，得心應手地運用到實際中的很多方麵來解決相關問題。對於老師來講，學生能夠教一而知十，就像一隻船一樣，隻要老師再稍微一推，就能揚帆而順風順水地前行，這樣的學生是很好教育的。教一學一，讀一學一，自己從來不願意多想一點，這是最低效的治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