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即是我們所說的人情物理，也就是萬事萬物的道理。能明物之理，就能順物知情，去揣摩現實中碰到的一切人事與人情，然後能看透周圍的世事，最終生發到對整個時代、社會發展趨勢的認知。很多人讀書時困守於書本，也困守於書齋之中，與現實生活和社會是隔絕的。隔絕得太久，沒有絲毫對社會的真切認知，就會連聽別人的談話也不大能明白人家的意思，因為社會上的人說話往往都是很含蓄的，含義很豐富的。為學就是要立誌明於整個天下之大事，這對做人、做事、做研究都是很根本的。不明世情與時勢，往往會導致一生的困頓。
西漢後期的大學者揚雄即如此。揚雄在文學史上的評價雖然很高，但是他一世遭際困苦，是很潦倒的一個人。揚雄早年追慕司馬相如，努力雕琢辭賦去獻給當朝皇帝，但是卻經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因為當時漢朝已經處於社會崩潰的前夕，那些粉飾太平之作，也就難得受到當權者的青睞。後來他自己覺得很後悔，說學辭賦是雕蟲小技，轉而做政論文，但其時已經是王莽新朝，社會處於複古的混亂中，他更難得被重用，終其一生都很低微。後來因事受累，揚雄欲投閣自殺而不得，據《漢書·揚雄傳》記載：“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所以說做人也好，做學問也好，要想有顯示之功用，就一定要能明於當時事理。這裏的意思並不是讓大家做人、做學問而從俗，而是講學問要關注於現實，要對自己當世的發展有利，不但學問做得有價值，自身也能庶幾有成。
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學問很好，文章也做得很好。他說讀書人當求心性修養，要能通過讀書而明心見性，由正心而修身養性。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即使文章寫得像韓愈一樣美，學問像鄭玄一樣深厚，也算不得是什麼大學問。要把為學視為是知行合一之事，不要嘴上、手裏一套華美文章，而心中是另一套齷齪道德。做學問確乎是一個苦差事，不但要讀明白、想明白，還要做明白。
*姚鼐（1731—1815）字姬傳，室名惜抱軒，曾參與《四庫全書》編撰，與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三祖”。
我們習慣講老師要“學高為師，身正為範”，現實中人人都當如是，讀書的時候要培養自己，積累知識也修養德行，這樣走上社會以後就能夠成為別人的榜樣，就能夠聚集起可以幫助自己成功做事的一個圈子。做教師的人更要對這一問題加以深思，也要思考自己對於本學科的基礎知識是不是都掌握了？是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能講清楚？而在知識之外，自己能不能教給學生做人的道理？要常反思自己的這些不足之處，不斷地提高自己。因為在自己所培養的學生之中，有的可能就是未來的大學者、大科學家，老師不經意間的一句話可能就影響了一個孩子一生的命運。做老師也確實是一個苦差事，是一個考驗良心的職業，不僅僅要求有知識，還要求有修養，更要求要用心，所以還是應當從明理處提高自己，才能做好這個職業。
左宗棠對於讀書明理，有很詳盡的論述。他說：
讀書做人，總在明理二字。讀書時，須細看古人處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氣象。及自己處事接物時，又細心將古人比擬，設若古人當比，其措置之法，當是如何。我自己任性為之，又當如何？然後自己過錯始見，古人道理始出。斷不可以古人之書，與自己處事接物，為兩事也。
最後一句，講的實在是好，讀書就是要把道理與實際結合起來。左宗棠在這裏對讀書如何明理講得很細致。讀書過程中，看到古人處一事、接一物，都要在自己心裏細細揣摩一番，深思古人為何做如此想？為何做如此行？其中利弊如何？其中又有怎樣的氣象？都要一一揣摩透徹。曆史書中的記載，往往是能表現出某人大優點或大不足的事跡，體味這些事跡，反思其中道理，在每一道關口自己能否堅持，而對整個局勢自己又能否清楚把握，這不但需要堅強毅力來忍耐，更需要極高明的對事理的見識才行。
孔子講“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裏仁》），就是要多看到別人的好處，不要總是在對書中的道理，對他人的行為做出“任性為之”的批評，即使他人有見不到處，自己也該反思此情此景下，能不能做得更完美。隻有如此，才能見出自己可能犯的過錯，才能懂得古人行事確實有很高明的道理。讀書的目的、做學問的目的就是為了自己能明白道理，如果把“古人之書”與“自己處事接物”當做是漠不相幹的兩事，讀書即為死讀書，做人將會渾噩一生，這就是愚鈍的行為。曆史是一麵鏡子，現實也是一麵鏡子，我們要不斷從中間找到反差，以有利於自己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