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的宏偉史冊裏，記載著一個“大夏國”（通稱“西夏”）的名字。從11世紀至13世紀，它曾經與宋、遼、金分庭鼎立，前後10帝相傳，達190年（1038～1227）。如果從它的前身“雖未稱國而王其土”（《宋史·外國傳》）的夏州政權算起，則曆時長達347年（881～1227）。
西夏建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自稱“大白高國”“白高大夏國”，其主體民族是源自青藏高原古羌人的黨項羌族。全盛之時，其疆域方2萬餘裏，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有祁連，北控大漠，即包括今寧夏全境，甘肅大部，以及陝西、內蒙古、青海的部分地區。從曆史上看，原居安多（今四川、青海、西藏三地交界區）的黨項羌人，素以遊牧、征戰為其強項。而遷徙、割據西北之後，由於能夠理智地向中華文明認同和學習，使其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麵，都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他們不僅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權管理，還掌握了農耕和灌溉等技術，經營了名目繁多的手工業和內外商業貿易，進而還創造了西夏文字，積極扶植儒學，大力倡導佛教，發展教育、科學、文學、藝術……西夏文化以其獨特的“外蕃內漢”模式和鮮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國大地上獨放異彩。
長期以來，由於中國官方正史（如“二十四史”）中一直沒有西夏史，加之存留下來的西夏文物極其有限（大部分被成吉思汗蒙古軍戰火焚燒），而出土的西夏文物又多為外國人所占有，致使人們對西夏的方方麵麵知之甚少。可是，學術的力量終究是神奇而巨大的。隻是萌發於中外學者們對一些西夏出土文物破解的興趣，竟而逐漸醞釀、發展並形成了一門20世紀國際性的新學科——西夏學！作為中國學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作為與藏學和敦煌學有著近親血緣關係的西夏學，經過幾代學者前赴後繼地傾心傾力，如今已經進入了成熟發展的時期。可以說，兩屆西夏學國際學術會議（1995、2005）的召開，《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以及《西夏通史》等諸多西夏學研究成果的問世，都標誌著西夏學的又一個新階段業已開始。
本書是寧夏社科規劃2001年重點項目《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最終成果。作為在西夏學發展的新形勢下應運而生的研究項目，其學術思考自然亦應是自覺的。最初選擇這一新的學術視野的根據，主要是：在西夏學研究領域中，已經有了一些關於黨項羌人原始信仰以及西夏佛教、道教、習俗等方麵的研究，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西夏人的精神世界問題；可已有的這些研究，不僅相對較為分散，而且大都具有公布和鑒別資料的傾向，所論也有待進一步豐富和深化。至今，研究西夏人精神世界的專著尚未見到；較為集中、全麵、係統、綜合性地研究西夏人的精神世界，仍是西夏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有鑒於此，《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盡量廣泛利用出土和地存的有關西夏學資料，通過對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專題研究，以期給廣大讀者呈現有關西夏人的精神世界諸多方麵的較為具體而生動的描述，以及與此相關的必要的理論闡釋。黨項羌這個“雪山民族”“草原民族”“牧羊民族”“騎馬民族”，究竟是什麼心態？什麼性情？什麼襟懷？他們的靈魂，怎樣決定著他們的喜怒哀樂？怎樣牽引著他們的衣食住行？怎樣左右著他們的宗教信仰……
在《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寫作過程中，筆者自始至終最受鼓舞的，並不是又有多少新資料的發現，而是對以往人們司空見慣所熟知的東西，又透視出了一些新的圖景；對西夏人極為豐富、微妙的心靈活動，又有了一些新的發現，新的理解。從黨項羌族——這個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顯得相對幼稚、單純和貧困的民族身上，筆者清晰而鮮明地看到了人的情感、智慧和理想的力量，並深切感受到，正是這種人的情感、智慧和理想的力量，使得相對幼稚、單純和貧困的西夏人，不僅成功地解決了自己民族人丁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也較好地解決了自己民族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在觀覽西夏人精神世界的過程中，筆者深切體會到，所謂西夏人的精神，其實質也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作為邊疆民族一部之西夏人，其精神世界自然是有著特別的風韻的；而作為中國民族一部之西夏人，其精神世界自然又是同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文化主脈相吻合的。巡禮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我們將獲得的是一種欣幸的、如沐天恩的心境；而萬象的和諧與愉悅，以其深厚的力量，賦予我們安詳靜穆的眼光，憑此，我們才得以洞察物象的生命。如果通過《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寫作，能為真正全景鳥瞰式的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撰寫，即包容中華民族古今各個民族精神成果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撰寫，奉獻上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筆者誌願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