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條標準，都冠以“廉”字，這是強調“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
善、能、敬、正、法、辨，無論哪一方麵，都必須體現“廉”的精神。“廉”
的本意是“堂隅”。比喻有棱角、鋒利。引申為方正、高潔、清白、儉約、公平、不苟、明察等含義。廉吏始終不改其剝削階級本質和立場，但也都始終有在客觀上順應曆史前進趨勢的一麵。
官場氣氛
中國封建時代有不少拒絕高官厚祿、退避山林的“隱士”。一則是潔身自好，不與腐敗朝廷合汙，沽清操之名；一則官不好當，官場中總有那麼一種不安全的氣氛。
官多，以至行政效率低，財政開支大，乃是各朝的通病。每逢天災，財政困難，或新皇帝上台，新宰相上任，新政策要實施，都會算計到“汰冗官”(時下叫“簡政”)。另外，各朝都有一大套退休製度，考核製度，沒有這些辦法，朝廷無法去舊迎新，官僚們也沒有壓力，從理論上說，國家給政府官員提供優厚的待遇，對他們的要求便是勤勉與廉潔，古語為“厚俸以養廉”，國家也當然有考核官員的權力，問題是如何考核。
就地方官而言，全國數以千計的縣，任何精明強幹的人事幹部也無法詳細知道他們的具體成績，往往靠他們人京朝覲述職時的口頭彙報。地方官由京官控製。考核地方官的年頭，海瑞稱之為京官的“收租”之年，沒有這層關係，都難以公道，何況有呢？
京官的考核更為玄乎，他們整日承上啟下，傳聲傳神，哪來什麼建樹、“政績”？考核細節都是虛的，隻有一點實實在在：必須有一批人下去。誰上誰下，大抵視其人事應付是否得宜，剛直不阿的海瑞在官場度日維艱，幾上幾下，好在是皇帝承認的“典型”才幸免於難，農民在黃土裏扒食，官員們在“人緣”上競爭，最重要的是同行和上司的關照，若不能取其歡心，考核之時，隨便甩出一二句不良的評語，則一生的事業可能立即付諸東流。
在戰戰兢兢的氣氛中，官僚們悉心自衛，一是拉幫結派，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稱為“年誼”，夫妻雙方的遠親近屬稱為“姻誼”，出生於一省拉為“鄉誼”，來自鄰近的省份也算“半個鄉親”。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聚集起在內部互相關照，實為無視國家利益的利益集團。官場愈是動蕩，小集團也就愈有內聚力，愈發牢固，甚至演變成陰謀集團。朝廷要處理一個人時，常常要牽連出一大批人，殘暴的“株連九族”，就與這種政治環境有關。明代還出現過“株連十族”，除九族之外，還加朋友一族，一殺好幾千人。即使你安分守己、足不出戶，亦保不準一朝飛來株連的殺身之禍。
站在明處是死，站在暗處也是死。官員們自衛的第二種方法是反守為功，弱肉強食。結果造成相互攻訐、誣陷、傾軋，皆欲置對方於死地而自生，然後再補充自己的新人。目睹這些不是戰場的絞殺，官員們終日提心吊膽，驚悸之餘，無不感歎“官場險惡”。
官場的機密是不能言傳的，盡管它是曆代官僚們最需要的知識，但始終沒有一本教科書，天機不可泄露。曆代官僚全靠自身的體驗和悟性，“摸著石頭過河”。《紅樓夢》中應天府的新官賈雨村，讀了多少年書，別說不懂官場理論，就連一個官場小知識“護官符”也不曾知道。所以官場與種地不同，老者為優。
2000年龐大的官僚機構，造就出一批批這樣的人物，虛偽、殘酷、狡詐、萎靡、奴顏媚骨，他們的人格、行為、影響，形成了一股凝固沉重的文化——中國官場文化。
官僚們相互攻陷的文字一堆堆擠進朝廷，最高統治者豈不洞悉這幫小廝的把戲。在無民主可言的封建時代，對各級官吏的監督，是個極難辦的事，各個官僚、派別、集團之間的爭鬥，正好起到了一定的交相監督的作用，這樣一來，便看誰的刁狀告得響。中國士大夫不僅有吟詩作賦的天才，還有創作“上疏文學”的特長。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武則天以皇太後身份掌握了朝政大權。她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在朝廷置匭，即木箱、銅箱之類，以此來廣開言路，征求各方意見。此外，匭的一個重要意圖實為鼓勵告密者，至少為告密者提供方便。武則天執政期間，告密成風，冤案成堆，人心惶惶。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那個最早建議“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的魚保家，因“怨家”在匭中投了一封匿名信，告他跟隨徐敬業謀反，立即被砍了腦袋。
官場氣氛過於嚴厲也帶來無窮弊端，官員們誠惶誠恐，朝不保夕，自然是無心政務，一意行私舞弊，拉關係、找靠山、結死黨，落於互相廝殺的苦鬥和人事的陷阱之中。另外，能夠匡世濟時的治國人才，識時務的飽學之士，便紛紛隱居山林，或“因病”堅持要求提前退休，告老還鄉，以求“全身”。如此這般，朝廷往往不得不改變政策。明代前期的“京察”，一次可罷免降級數百名京官，到了後期，明神宗時的一次“京察”，罷免降級的職官隻有33人，一時間造成人事上的穩定氣氛。為了防止結黨營私，排出異己，國家官員被免職的手續越來越多，這樣逐步形成了另一種結果：官員若無重大差錯，一律能上不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