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置河西四郡，張掖為其一。張掖，張國之臂腋，以通西域之意。至唐又設甘州，因此處有一泓清泉，水味甘美，為河西第一泉，因泉而得其地名。現在那眼泉的水源如何，已經沒有多少人關心，地處河西走廊的綠洲城市，在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眼中，也不過是一隻臂膊，古中國的那種“天下定於一”的空間感，使人周身灼熱。西域自是通了，張掖這隻臂膊輔佐著漢武帝，出了河西第一泉的甘州，自然是河西第一州。
武帝之後，甘州漸漸走向輝煌。古今之間，飛馳的僅僅是時間嗎？泉中噴湧而出的僅僅是一汪活水嗎？自那貫通的古道上，錦衣束帶、款步而來的胡人，癡迷的僅僅是相異的風土人情嗎？
從荒漠到綠洲，甘州本身就是一個象征。
從匈奴敗走，發出“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哀怨，到回鶻入牧，甘州始終是遊牧民族的寶地，不管是匈奴的王庭還是回鶻的牙帳，祁連山下的甘州，牛馬蕃息，白雲如練，以它肥沃的土地和本色，恩養眾人。
眼前的風光無限，並不能取代各民族對於茶葉這種農業經濟作物的需求，處在絲綢之路要衝上的甘州，又成為貿易的集散地，西北少數民族和中原王朝在此開展馬匹和茶葉交易，互取所需，成為一種必然。
唐朝初年，張掖郡改名為甘州，轄張掖、刪丹、祿祿縣。唐初，甘州的防務相當薄弱，戰略要害處都沒有駐軍，在張掖縣境內隻設有張掖、蓼泉二守捉。唐垂拱二年，武則天派陳子昂視察河西防務，陳子昂遍察邊境唐軍駐地，看到甘州不僅是東西絲路重鎮，而且是南北交通的要塞，特別是南邊的吐蕃和北麵的突厥常來襲擾，甘州實是河西“扼喉之地”。陳子昂給武則天上書，建議將安北都護府遷至刪丹縣境的西安城，又將西州交城守捉的1000人移駐刪丹東麵的硤口，大大加強了甘州防務。過了幾年，武後又采納武威軍總管王孝傑的建議，把蓼泉守捉擴編為建康軍，移駐到建康城，由甘州刺史兼任建康軍使兼管甘州城防，有兵5300人，馬500匹。
可以看出唐代統治者對甘州的軍事布防初見成效。
有資料稱，唐天寶六載，張掖郡防務再度加強，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的部將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駐張掖城，部將哥舒翰為大鬥軍副使，駐大鬥城。當時張掖郡人口22912人，周邊駐軍已達到22300人，軍民人數幾乎相等。這一段時間內可以說是甘州作為唐代軍事重鎮的鼎盛時期。
唐睿宗景雲元年，唐王朝對西北防務更加重視，開始設置河西節度使鎮涼、甘、肅、瓜、沙、伊、西7州。甘州河西“扼喉之地”的戰略地位進一步凸顯。
軍事地位的加強，大大穩固了邊防，但這不影響甘州經濟貿易的開展。手持唐代過所的商人石染典穿州過縣，風塵仆仆，他在河隴地區做的什麼買賣呢？
過所，即唐代時官方頒發的通過關卡的通行證，現存的唐開元二十年石染典過所，由三張紙黏接而成，前後殘缺，但內容清楚，存文24行。文書中有朱印五處，首印為“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間三印為“沙州之印”，結尾處為“伊州之印”，此文物證明商人石染典攜帶著安西都護府頒發的過所，從安西到瓜州經商，“市易”後，為返回安西，又請求瓜州都督府發給回去的過所，因此瓜州給他簽發了過所。由此可以推測，在河西地區經商的石染典，要經過多少關卡，就要帶多少過所，有時候會不會過所太多，混淆了，一時半會掏不出來，還得受關防人員的盤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