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隴地區曾經是宋金雙方幾場重要比賽的場地，一度交戰，城池易手，雙方都把馬匹作為重要的替補隊員，明修棧道，暗自蓄力，為各自爭取一些重大轉折點。
《文獻通考》記載，高宗皇帝自從南渡以後，國家沒有可資調配的戰馬。紹興二年開始規劃、籌建、恢複專門管理馬匹的機構，後來在饒州建立，起初派兵守護，選擇良田辟為牧地，又設置提舉的官職。沒過多長時間就廢止不用，重新在臨安設置。紹興十九年夏，設立馬匹管理的編製，命五百匹馬為一監，公馬占五分之一，母馬占五分之四，監又劃為四群，每年按照馬駒出生率進行相應的賞罰。剛開始時，川路所易馬匹在鎮江軍中牧養，高宗見馬匹繁衍的數量不理想，就將其分散給各路軍隊。千餘匹公馬和母馬，過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所生馬駒，能列入戰鬥序列的也不過三十餘匹，可以說是事倍功半，入不敷出。所以，自己想辦法還是解決不了戰馬的來源問題，仍然仰仗從秦、川、廣三邊交易而得。
連個訓練馬匹的場地，選了又換，換了又換，放到自己眼皮子底下才保險。後來又覺得弊大於利，迫不得已，隻能放到秦、川、廣三邊。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李綱就曾經指出，“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
紹興元年，南宋喪失了賴以市馬的西北五路，“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以為嶺外於西南夷接境，所產尤多，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又工部侍郎韓侂胄亦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陝戰馬不通，而廣右臨諸蕃，可用錦帛博易，宜即邕州置司市馬，專責成功”。
後因西北原有的五路買馬場全部淪陷，無奈隻能在西南大理進行市易，馬種以羈縻馬和矮腳馬為多，“格尺短小，不堪行陣”，能派上用場的很少，更不用提為國家分憂解愁了。
買馬場的不景氣，印證了馬匹的極度匱乏，好像一場球賽的替補隊員，麵對大金帝國玩命式的壓迫性踢法，前鋒都需成後衛。
到後來，以茶博馬，皆因官吏缺廉少恥，欺詐夷人，即使給付現金，也是空券支付。致使“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場上被動，就連拉帶扯作弊了，如此這般，給自己帶來更大的被動，直至一點點步入危局。
宋朝聯金滅遼，後又聯蒙滅金，一直到陸秀夫背著南宋末代皇帝跳海之後，再沒有人代表南宋出場。以前球踢得差，還有一批癡迷的球迷，風雨無阻，不離不棄，現在無人喝彩，也無人關注，那麼寥廓的霜天、恢弘的版圖，再也找不到一處自己管轄的陸上場地。
宕昌，甘肅隴南西北部的一個縣城，因紅軍長征在哈達鋪整編，境內山水官鵝溝而馳名中外。同樣整編過的還有被視為救命稻草的茶馬互市的馬幫，他們為了衣食，沐夕陽、踏朝霜、遇豺狼，為的是在一家人伶仃的口糧之上，有所賺取和節餘，為的是更為充盈的生活，為的是心安理得。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中，他們辟石開道，尋路荊棘，每一個腳印都為了一個約定，這約定甚至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有時候，在踐行的莊重時刻，來不及仔細辨認，就上路了。隻有在那一條征服自我的路上，來自他們內部的某些變化才是真正始料未及的，驚奇於自身的某類潛力，被大自然這奇異的探險園所激活，他們所獲得的意誌、膽略、機敏和堅韌，遠遠超過了尚且未知的災禍和厄運。因此，在必將無限運動的人的時刻表上，超越自我的勝利才是不斷被曆史所鍾愛的。
在赴守約定的過程中，一個國家曾舍命相托。這幫人走到一座風光旖旎、風俗淳樸的山寨中，麵對著那些不斷增高的木樓、箭垛和城桓，在一片異質文化中堅守著自我的音域，他們會不會生出和我一樣的困惑和錯覺呢？
在宕昌，一座仿古建築能說出多少風沙的家世？站在城樓下，我感覺自己也假惺惺的，失去身份，沒有來曆，不用揉眼，就能迎風落淚。離我1200年前的南宋，獨自把宕昌擱置在那裏，風沙又賺取了行進的馬幫多少淒迷的淚水？
這也是一場交易吧。沒有風沙，淚水一文不值，而沒有淚水，人如何在自我心靈的廢墟上，站穩身形，打馬而立。
南宋市易馬匹所仰仗的宕昌監，帶著一點濁世獨醒的緊迫感，登上曆史舞台，它曾經有過隆重的開業。
開業那天，一串串脾氣暴躁的炮仗，嗓門震天，是不是得罪了一些性好篤靜的人，這微不足道，關鍵是炮仗背後代表的事件。
當年主管殿前的公事王琪說，本茶馬司自隆興二年通過劃歸、合並，計劃購馬七十一綱。已經囑咐統領官孟慶孫前去宕昌等處進一步核查。希望孟慶孫能秉公辦理，和買馬官員一起清點馬數、兌付茶帛，並如實上報樞密院。這一做法源於紹興三十年，始派人持旨令，去宕昌監視買馬，以後規模、流程變動不大。
如果細心玩味，能品出上述文字中含有的謹慎，甚至是一種叮嚀，嚶嚶地不絕於耳。南宋川陝淪陷於金，西北五路買馬場悉數喪失，在一片風卷殘雲的危局中，宕昌監潦草開業，如一塊畫布，接續了南宋一片淒風苦雨的晚景圖。從一開始，宕昌監就肩負著南宋王朝馬匹戰備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