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渡以後，那隻跟著過江的鞠蹴，被濕氣墜得愈發重了，讓踢球人感覺不爽。整個南宋，除了招募大量蒙古隊員，聯合抗金之外，南宋的本土球員，沒有持續對金朝形成逆襲。反觀金朝，上半場就盡遣主力，踢得虎虎生風，及早擴大比分優勢，讓成為垃圾時間的下半場，有種“獨孤求敗”的感覺，於是，金朝開始自顧自地玩起了顛球，後來感覺足球場上規矩太多，不足以給對手致命一擊，從金太宗開始，考慮轉型，改換競技項目了。
有資料稱，金朝在滅遼朝後，即有意南下滅宋朝。金太宗借由燕雲十六州的平州之變為由宣布毀約，於1125年發動金滅宋之戰。他派勃極烈完顏斜也為都元帥，兵分山西、河北兩路，最後會師北宋首都開封。在宋將李綱死守開封的情況下，雙方簽下宣和和議。
改成什麼項目合適呢，散打，擒拿，就要那種血氣上來，招招斃敵式的，適合自己無法支配的精力。這種改變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效果，我們可以看到，金朝隨時在撕毀合約、重劃邊界，牢牢地控製著比賽的主動權。可是世上沒有常勝將軍，在休賽期間，還是要料理好吃喝拉撒等生活的基礎科目，為頻繁的比賽攢足身體本錢。
賽場上的榮光並不能取締生活的法則，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解決，成為關鍵，因為金朝一代習服漢法，全麵接受漢化，在日常生活方麵，受到南宋王朝的影響更甚，茶葉等物資成為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龐大的茶葉消費隊伍，僅通過歲貢等方式，難以維係現狀。
一方麵要研究克敵製勝的招式，以求繼續擴大戰果，一方麵又要借力打力，依賴對方，以求變化，這是一個基本矛盾。在賽場上可以完勝對手，但是在解決生活貿易問題方麵，有金一代，始終在根據國內人民的需要，不斷地調整相關的政策，以求最大限度解決茶葉等消費品的問題。有時候，這種解決方式顯得苛刻。
有資料稱，金朝所需茶葉，“自宋人歲貢以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榷場”。由於飲茶習俗的普遍化，“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下上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為此金朝每年需從宋購得大批食茶，“歲不下百萬”。金人用來易茶之物主要是絲絹，由於金朝茶的需求量很大，以至大量絲絹流於宋方，致使金朝臣僚為此擔憂不已，金章宗泰和五年，尚書省報告：“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材彌甚。”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綿卷有益之物，不可也。國家之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然而，用鹽“所易不廣”，於是下令“兼以雜物博易”。為了減少絲絹有用之物的損失，金朝不得不限定人們飲茶，規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罰。”可見，作為敵對國，用絲絹易茶都恐耗財失利，加以限定，何況是被定為禁運物資的馬匹，金章宗泰和六年，“詔禁賣馬入外境，但至界欲賣而為所捕即論死”。
有權有勢才有喝茶的資格，普通老百姓噤若寒蟬，談茶色變，這無疑是統治者強加的不平等條約，比起繁重的賦稅，這樣的封口令，更容易衝破人民內心的底線，滋生不穩定因素。但從另一個方麵也可以看出，金朝對於茶葉等急需物資的迫切需求，以及獲取物資無望後的絕望。
1115年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稱帝時對群臣說：“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唯金不變不壞。”於是以大金為國號，望其永遠不變不壞也。
完顏阿骨打對這個問題理解得不通透，金是不會腐蝕變壞，但因時代環境的不同，其價值會有所增減。
以金為象征的國家，也不會昌盛不衰，至少在打完散打比賽後，沒有獲得相應的茶葉等獎勵品，以激發鬥誌，滿足虛榮，愈發顯得沒趣，生活沒有盼頭。
《金史》卷四十九《食貨誌·茶》提出，宋代每年進行貢賜貿易，都在宋朝疆土少數民族領地的邊界線上開立榷場，以茶博馬。榷場，就是和敵對國進行經濟交流的活動場所。全部有官吏把持，內部執行嚴格的禁令，搭起長長的屋棚，以便交換、放置市易兩國的支償物和異寶珍奇，每年所換回的馬匹，從眼下看能滿足戰備的需求，從長遠來看，有助於國家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