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在洪武三十一年，隨後的解縉，好像變了個人似的，從後麵的詩作中再也看不到一丁點兒的困頓和不安，對前途莫測的擔憂，一片秋思都化為春雨，那些前途未卜和夭折的抱負，都已經轉危為安，再也沒有身在異鄉為異客的陌生，而是滿心歡愉，有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感覺。
且看他的《寓河州》：
隻道河州天盡頭，誰知更有許多州。八千裏外泥巴國，行客經年未得休。
河州處於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農區與牧區的過渡帶，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特殊的生活方式，決定了河州在曆史上扮演的古絲綢之路南道重鎮的國際貿易角色，唐蕃古道、茶馬古道也在此彙集，當時的商道自東北渡黃河入境，沿青藏高原東部邊緣西出河西走廊，直通中亞西亞乃至歐洲。詩中的泥巴國可能是在連接東西方的商路之上，活躍的大食人、波斯人和中亞粟特人，通過河州摩肩接踵的商隊、行客，與他們一道接踵而來的異域文明，讓解縉的視野從中國的天盡頭，一下子開拓到外邦、到中亞、到歐洲、到世界。
河州不再是那個蠻荒之地，不再停靠他無邊的秋思，通過貿易和對外開放，河州搖身一變，成為絲路樞紐、茶馬重鎮，每天把玩新奇玩意的解縉，連讀書的時間都沒有了，業餘時間全用在暢遊上麵。也好，旅遊本身也是一種學習和積累，當他重新被朝廷起用後，主持《太祖實錄》、《永樂大典》的編纂和修訂工作，河州期間的生活，帶給他多少基層經驗，傳遞給他多少正能量，這不是沒有聯係的，身心歡愉是創造性工作的前提條件。河州的生活極大地鼓舞了他，在編書的過程中，抱著“為尊者諱”的態度，有些地方還是采取了“春秋筆法”，不直書其事，但嚴謹細致的他，又提了多少直陳時弊的治國良方，這些關乎國之本末的建議和意見，都得益於他在河州的謫貶生活，而非委身一方書桌，討教古籍所能得來的。
洪武八年，朱元璋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初，上以西番素產馬，其所用貨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之至者益少。至是，乃命成以羅、持、綾、帛，並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加撫循以通互市。馬稍來集，率厚其值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相率詣闕謝恩，而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皆以馬來售矣。
這是在河州和西番諸族進行市易的初期，仍然需要委派重臣前去詔諭，不辭辛苦地做好宣傳工作，那麼及至河州茶馬司成立，河州大地茶馬貿易呈現繁榮氣象，成為明代茶馬互市的核心區域。
《明史》記載，設立河州茶馬司的時間是在明太祖洪武四年。當時，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各州，從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行茶之地有五千餘裏，到了明洪武十六年廢除洮州茶馬司，其具體業務由河州茶馬司接管。
把洮州茶馬司廢黜，以河州總領，可見明代統治者對於河州區位優勢和貿易集市便利的高瞻遠矚。往來的商賈都已未知此生身是客，對於河州具有特殊的感情。
明代河州衛管轄的範圍之內，共有珍珠、鴻化、靈藏等19個部族承擔著向政府納馬的職責，通過河州的茶馬司與漢族地區進行茶馬互市。
茶馬貿易的經濟效益究竟怎樣呢？
《關中奏議》卷三記載，洪武、永樂年間，河州茶馬司貯茶充足，政府運茶100萬斤於西北三茶馬司，僅河州一處貯存達到450430斤之多，占總量的45%，可見是當時西北茶馬互市中的重要機構。每三年征馬一次，半個世紀間，僅河州地區征馬總量達到20萬匹以上。每匹馬以50斤茶計算，茶葉總量可達到1000萬斤以上。河州設立大市、中市，常年交易，有“番客百戶所”，番廠、各縣設立集市，使河州成為“秦隴以西，繁華稱道”的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