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英雄挽歌
從重建到崩塌，這一時期的茶馬互市劃出了一條起伏跌宕的命運軌跡，無論怎樣，茶馬貿易製度在這個朝代走完了它全部的曆程。隨著經濟交往活動更加自由、平等地開展，民間貿易市場的活躍，商家強有力的介入，官方主導的茶馬互市喪失了話語權，在新的時代氣候下，茶馬互市的故事已如一行行碑文，鐫刻在古老中國已然翻動的每一冊頁中。
縱觀清朝的茶馬貿易，從整體上來看，傳承千載的茶馬貿易製度消弭不在，其互市的主客觀條件喪失殆盡，屬於茶馬互市發展中的凋敝和衰落期。但是細細分析，它的內部仍然不是平靜的，呈現出曲線狀的發展走勢，其發展經曆了盛與衰的波折和變動，存在較大的浮動和反彈，也有清晰的發展線索和輪廓，根據時代條件的不同，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清初和乾隆時期。
清朝初期，受到局部地區戰事的影響，茶馬互市活動開展得較為平順，其交易的具體程序盡量保持和明代一樣，又根據自身發展，具有了一定的變化。具體表現在，在官茶、貢茶、商茶三種茶葉的分類中，增加了商茶的比例，以適應當時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萌芽的時代氛圍，順應民間自由貿易的潮流。具體規定是，商人從事茶葉的販運和交易，需交納50%的稅，商人持引購買，辦理完相關手續後，將茶葉運送至指定地點，餘下的就可以自行處理，當時茶葉以篦為單位，一篦為10斤，商人可以根據自身需求，自由地選擇購買額。在一定程度上，雖然放寬了貿易的流通，但是在各個環節仍然有濃重的計劃經濟的色彩，仍然是在政府的主導和監控下，有條不紊地進行，商人在貿易的各個環節享有的優惠政策有限，靈活性和主動性差，信息不暢通，這些都阻礙了茶馬互市走向更為廣闊的市場。可以說，這一時期的茶馬貿易仍然是政府直接壟斷和經營的，直接進行調控和參與的，充分保證了官方的利益。這種變化直接導致西北地區茶馬互市的繁榮，新疆、青海、寧夏、甘肅等邊陲省份，僅憑茶葉和馬匹兩種單純的物質，在祖國的西北地區演繹了一段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融合的佳話。
《西寧府新誌》卷十七記載，“雍正十三年，軍需告竣，番民以中馬為累，請詳奉文停止”。
軍備方麵的諸項事宜都已籌備妥當，各少數民族定期交納額定的馬匹，完成納馬任務而寢食不安，出台具體的法律條文予以停止即可。這段話雖顯不出神采飛揚、激情萬丈的風格，但從一個側麵表明了統治者對於茶馬交易的態度，比起前代，不再有得而複失的惱羞成怒，不再有驚慌和偏執，對於茶馬互市眾誌成城的政治口號已經顯得過時，關於茶馬交易的各種疑難雜症仿佛在一夜之間不治而愈。這種可有可無的態度，反映了在新的曆史環境下，官方壟斷性質茶馬互市的冷淡。各民族之間經過長時間的交流、合作，經貿方式從單一走向開放和敞亮，從單一大宗物品的交換到方方麵麵生活日用品的需求增長，交流合作的範圍更廣、更深，強度更大，茶馬互市開始褪去昔日的光環。
在這個時代，茶馬互市劃出了怎樣的命運軌跡呢？
所有記載茶馬交易曆史的冊籍都在戰火中焚毀，產茶的四川等地，仍然被侵略者占據，茶葉不能自給自足。牧馬機構被完全摧毀，昔日戰馬如雲的景況隻能出現在夢中，即使重新恢複這些機構，放牧的馬匹也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國家百業待興、舉步維艱，關於監牧的一切都不容樂觀，使人憂心忡忡。
這是清朝初期的情況，一切被戰火焚毀，百業俱殆，各項經濟指標處於低穀，牧監毀棄，戰馬無存，茶園荒蕪，畜牧事業一蹶不振，遠遠不能滿足清朝的戰馬需求量。因此統治者們沿襲明製，“沿明製酌定”茶馬互市製度，大力整頓茶法馬政，因俗變通，因地製宜，將明末混亂的茶馬貿易製度進行大張旗鼓地重建，取得一定成效。
《清世祖實錄》卷十五記載，西部各少數民族負責指揮、宣慰、招討的大小官吏，按照舊例應該在洮、河、西寧等處茶馬司交易貨物，以通貿易，現在仍然要遵循舊有製度，原來的官員，可以到京都授予職務，一切和行政管理相關的內容，全都沿襲舊有的體製。
清代初期的茶馬貿易也不是完全照搬照抄前代，而是根據現實需要，做了細微調整，以便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比起前代，主要的異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茶馬司的恢複：
清初設陝西洮岷、河州、西寧、莊浪、甘州等茶馬司。世祖順治元年至聖祖康熙四年，茶馬政策仍舊執行明代製度。順治元年茶馬交易比率為：每1篦茶重10斤，馬12篦，中馬9篦，下馬6篦，易馬每年定額11088匹。順治十三年新茶換回足夠的馬匹，往年囤積的舊茶就折價充做餉銀。如果新茶不夠，陳茶加倍，用2篦折1中馬。順治二年派遣茶馬禦史一員，管理陝西五茶馬司，給茶中馬發給莊浪等營堡，進行基本的騎操等軍事訓練。
茶馬司在承明舊製的基礎上發展，五大茶馬司各就其位，充分保證清初馬源的供需和補給。
茶馬禦史，亦稱“巡視茶馬禦史”，清代茶馬司官名。《清史稿·食貨誌·五》：“司茶之官，初沿明製。陝西設巡視茶馬禦史五：西寧司駐西寧，洮州司駐岷州，河州司駐河州，莊浪司駐平番，甘州司駐蘭州。”
從中可以看出河隴地區在清代茶馬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金牌製度的廢黜，清代將各番族談茶色變，具有一邊倒性質的金牌製度廢除，采用更為寬鬆的民族貿易政策，民間貿易渠道暢通，促進了各番族易馬的積極性。
《清史稿》中茶法一章也曾說，戶部曾給皇帝彙報，在陝西、甘肅之地易番馬，明代就有頒發金牌勘合的方法，在特殊時期發揮過巨大的作用，現在大可不必，定其價值，直接規定相應價格進行買賣。這符合商品經濟的規律，更進一步地做到了公平、公道，等價交換。招徠各少數民族前來購買，如果有官吏縱容屬下收買私茶，進行暗箱操作，或者變相抬高茶葉價格，依法交禦史處理。
《清世祖實錄》卷十九中說得更清楚，明代初年曾用金牌作為茶馬交易的憑證，持牌者有強令交易的特權，到永樂十四年，已經停止。現在我們貴為天朝上國，各個少數民族慕其恩義、畏其軍威，都一心歸順，不辭辛勞，千裏迢迢地進貢最好的寶馬，排在一起就像是名貴華麗、燦若雲霞的絲織品一樣，令人賞心悅目，根本沒有沿用金牌征馬的必要。
明朝時期，那種一家歡喜一家憂的易馬弊端似乎一去不複返。
三是嚴厲打擊私茶。《再申私茶之禁以疏官茶檄》記載，甘肅的茶葉銷售事務，欠賬比較多，問題日益突出，主要是營銷、流通的範圍擴大，而相應的買賣手續卻停滯不前。還有私茶猖獗，偷稅漏稅司空見慣，官茶沒有不壅滯、發黴的道理。研究以前的案例，都有緝拿嫌犯的行為，對舉報者重金賞賜，並明文規定對茶葉通過私下渠道流通、冒充軍隊人員、謊稱執行公務、借機夾帶私茶的行為，嚴懲不貸。現在到處都是，明目張膽、成群馱送，這是以前不能想象的事情，而重視私茶管理，加以打擊的典型案例幾乎沒有。清政府對於那種故意壓低價格，偷稅漏稅，破壞市場秩序，視法律條規如無物的行為，有一例處理一例，顯示了打擊私茶，確保官方茶馬貿易成交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