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關”與“忘了”
有“與抗戰無關”的文章，也有“叫人忘了抗戰”的文章，例如樂府歌辭的研究，律詩起源之探討，二郎神傳說之解釋，新出土的古器的考證，乃至研究某一地方的蛇和鼠的種類，這些都可以說是“與抗戰無關”的文章。在抗戰初期，文壇上有過一種議論，以為任何學術都不會與抗戰絕對無關，問題的要點在於治學者的態度和立場，這一見解，當然是對的。從最廣義而言，任何學術即使間接又間接都能為抗戰服務。好像也有過這樣的主張；小學生的算術教本應當“抗戰化”。如何“抗戰化”呢?一個雞蛋加兩個鴨蛋之類的習題可以不用雞蛋而代以機關槍、大炮、敵我資源的數字，敵人侵占我土地的麵積、摧殘我文化機關的數字等等。這用意是可敬的，但對問題的看法不免機械些罷?如果轉彎抹角來證明某一地方的蛇和鼠之研究與抗戰有關，想來也可能，但總覺得無此必要。凡對於民族文化的“新生”有幫助的，也就是對於抗戰有幫助：這一個總原則該可以說明“有關”與“無關”之“關”的意義了罷!
這樣說來，不論是研究樂府歌辭，律詩起源，民間傳說，出土古器，……都可以在“有關”“無關”之間自擇一途。堅持著求真理的精神，依據著科學的方法，為了掃除武斷、獨斷、盲從，因襲，等等錮習而所作的研究功夫，就都是與抗戰有關的，因為都是對於民族文化的“新生”有幫助的；否則，即使表麵上搽著“抗戰”的保護色，終究是欺人自欺，一無是處。
“叫人忘了抗戰”的文章那就完全是另一麵目了。這一種的文章，倒也不同於專供有閑者消遣，或供春情期的公子哥兒刺激刺激的什麼“浪漫”的作品(說得不客氣些，便是色情的作品)；不同之點在於後者非但使人一望而知“這裏沒有抗戰”，並且作者老老實實也沒企圖自飾以“抗戰”的保護色，更進一步說，作者構思之時根本就不信“抗戰”與他或他的讀者有關，或者就是他根本不曾意識到自己是在“抗戰”的中國。但前者則不然。這一類的文章，就妙在題目是“抗戰的”，或與抗戰“有關”，作者是在正容厲色地說教，他那種全身心都浸在抗戰裏的功架，當真叫人看了肅然起敬；然而人們讀了文章以後則又如何呢?忘了抗戰!更明白地說，便是忘了這“戰”應如何方能“抗”，方能“抗”到底，方能“抗”到勝利到來，所以，這一類文章不問主觀如何，客觀上是“叫人忘了抗戰”的!
這一類的文章，亦複五花八門，不一其式。比方說，誇張了非主要的論點，甚至無中生有，大吹其蜃樓海市，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這是一個方式；指鹿為馬，把問題纏夾起來，弄成了天下無真是非的空氣，以疲勞人們的理解，麻痹人們的理性，這是又一個方式；大唱高調，以超越現實階段的急進姿態來抵消切切實實求進步的主張，這也是一個方式；從現實中割裂片段而把它們獨立起來，複援古以證今，而使這些獨立的片段神秘化起來，最終則既厚誣了曆史亦歪曲了現實，這是方式之又一；至於老老實實不在現實中找題目，回避了當前迫切的問題，而大唱其未來的狂想曲，既以自我陶醉，亦以催眠讀者，這當然也是一個方式，去年曾有一時大為流行，不過比較起來，態度可是“天真”得多了。
在文藝的領域內，像這樣的“叫人忘了抗戰”的抗戰作品，也時有發現，例如把戀愛和反間諜扭合而成的作品，這中間不但有色情，有“英雄主義”，也還有江湖“好漢”的氣質，——什麼都有，就可惜沒有怎樣才能夠使人不忘記如何真能抗到底，抗到勝利。
話說到這裏，不禁想起抗戰初期的文藝作品雖然幼稚，雖然單調(即所謂差不多罷)，那種嚴肅而抓緊現實的風氣，實在可敬可愛。又想這幾年來，無論以阼品以理論來和那些不正確傾向作鬥爭的努力，實在不曾發揮盡致。要不是讀者的批判力是提高了，恐怕文藝界的逆流還要猖獗些罷?讀者的眼光之變得更尖銳，是受了現實之賜。嚴厲的現實鍛煉了人們。新力量在成長，隻待一聲春雷，萬紫千紅，是會一齊怒放的。
1944年5月12日。
談排隊靜候之類
等候公共汽車，應當排隊。自從“有礙觀瞻”的木柵拆去以後，候車者的長蛇陣居然排得嶄齊。當然也還有“弁髦法令”之輩使得群氓側目，但此輩既非老百姓，自應例外，老百姓確是兢兢業業守法奉紀的。
排隊靜候的習慣確是這幾年來養成功了。現在是買米，買鹽，買電影票，戲票，輪渡售票處，差不多隻要十人以上就會“單行成列”起來。如果有人問我：七年來老百姓得到些什麼?我會毫不遲疑地答道：排隊靜候就是一件。將來有誰要寫一本例如“抗戰期中我民族之進步”一類的書，我以為這一項是不應當遺漏的，因為，從這一項上，也可以證明老百姓程度之如何不夠，連這一點點守秩序的ABC也得訓之又訓而始能，由此可知今日備受盟友指摘的行政效率之低，以及其他種種的不上軌道，理合見怪不怪，而這個責任當然相應由老百姓自己去負了。
而況臭蟲外國也有。
不過，要是公共汽車數量充足，要是坐在小洞後邊的售票員眼明手快些，要是……凡須排隊靜候的場合都添些合理性和計劃性，那自然更好，至少“靜候”的功夫會減少些——雖然這在訓練老百姓之耐性這一點上也許是得不償失的。
時間的意義，在排隊靜候的當兒，好像看不出它的重要性來。譬如候車，要是你能斷定每隔半小時或數十分鍾準有一輛車開到，那你的“靜候”便不會沒有時間的意義；又譬如排隊買油鹽之類，要是你能預先見到“靜候”的結果是“今日貨已賣完”，那你大概也要算一算你的時間究竟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去浪費掉，然而不幸是兩例之中包含的未知數太多了，叫你簡直不敢再作“時間”換得XYZ的奢望，隻是當作在受排隊訓練罷了。但這，實在也隻是小市民知識分子如筆者之流的想法。老百姓——“老百姓”的心情不能那樣悠閑。我曾經在某一清晨，經過某街，看見什麼店外的長蛇之陣已經有半裏遠，旁人告訴我：此輩排隊靜候者在天未破曉時就已經來了。他們已經等候了四五小時，然而那什麼店的排門依然緊閉，因為，還沒到辦公時間!
這裏我們又碰到了“時間”這兩個字了。同是這兩個字，在門內的辦公者的字典上，自然是和門外的長蛇之陣的靜候者的字典上，各有各的意義的。在門內的字典上，“時間”這兩字神聖得很，差一秒鍾，大門是不開的；在門外那一群的字典上，“時間”比腳底下的泥還不如，所以天未破曉就來了。大人先生們聞(不是看見)有此等情形，怫然作色曰：“真是胡鬧，不成話!一點時間觀念都沒有。唉，這樣的老百姓，這樣的落後!太不夠程度了，所以公家辦事困難！”
落後，不夠程度：摸黑起早在什麼店外排隊的老百姓誠惶誠恐不敢——也不知如何自辯。但是盡管落後，老百姓們卻懂得比大人先生更明白：要是不會靜候半天所得的結果是“今日貨已售完”，他們也未必那麼高興趕早的。而且，即使摸黑起早，等候五六小時之後“門”開了，但是：裏把長的隊伍尚未過半，而“今天貨完”的牌子又掛了出來，老百姓們明天還是要摸黑起早來等候。老百姓的“落後性”就有這樣頑強的。這中間的道理，大人先生們不願亦不屑想一想，他們大概隻淡淡一笑道：“他們的時間不值錢！”
諸如此類，“時間”在各色不同人們的字典上有其不同的“意義”與“價值”。
如果要找一個大家字典上意義與價值相同的“時間”，我以為這幾年來我們是用血的代價找得了一個了：這便是“空間換取時間”一語中的“時間”。雖然在極少數人的字典上，甚至連這一個“時間”也另有新解的。至少最近這“時間”竟也像摸黑起早被嗤為不值錢，或是會不會弄到那些摸黑起早者的下場，那就請讀者們去想一想罷，事有不忍言者，亦有未許詳言者!嗚呼，時間！
1944年7月19日。敵犯懷遠。
聞笑有感
笑是喜悅的表示，動物之中，大概隻有人類有這本領罷。猴子也能作笑的姿態，但亦不過是姿態而已，看了不會引起快感，或且以為醜。至於微笑，冷笑，苦笑等等複雜的不盡是表示喜悅而別有滋味的各式之笑，那更是人類所獨特擅長。
簡直可以說，愈是思想情緒複雜且多矛盾而變態的人，笑之內容也愈為複雜而多變態；原始意味的笑——即天真的笑，差不多很難在這樣人們的臉上找到了，通常我們見到的，倘不是虛偽的笑便是惡意的笑，這又是人類比猴子高明的地方，猴子大概作不出虛偽的笑，並且大概也沒有惡意的笑。
但是也還有若幹種類的笑，其動機似可索解卻又未必竟能索解。譬如青年的瘋女人，一絲不掛出現於大街，此時圍觀者如堵，笑聲即錯雜起落，如果再有一個無賴之徒對瘋婦作猥褻之動作，旁觀者就一定會哄然大笑。這樣的笑，當然並不虛偽，確是“真情之流露”，遠遠聽去，你會猜想這所笑者一定是一件可喜的事；那麼，這是惡意的笑了，可又不盡然，當然說不上含有善意，但圍而觀者之群其中百分之九十九與此瘋婦確無絲毫的仇恨，既無仇恨，則看見她在那樣悲慘的境地而猶受無賴子的欺侮，縱使不生同情亦何必投之以惡意的笑呢?然則是缺乏同情心的緣故麼?在此一場合，圍觀者同情心之薄弱，即就“圍觀”一舉已可概見，自不待論；但是同情心之缺乏並不一定造成那樣縱聲狂笑的結果。假如有一位紳士在場，恐怕他是不笑的，雖然這位紳士跟圍觀之群比較起來，心地要肮髒得多，白天黑夜，他時時存著損人利己之心，而圍觀之群卻確是善良(雖則趕不上那位紳土的聰明)的人們。
這樣看來．恐怕隻能把這種變態的笑解釋為並無意義的動作。這恐怕是神經受了不尋常的一刺驟然緊張而起的一種反應，這中間並無惡意，當然也未必帶有幸災樂禍的成分。但“一半是神，一半是獸”的萬物之靈，在這當兒，卻突然褪落了“神”的光圈，而呈現了赤裸裸的“獸”的本色，大概也是不能諱言的事罷?
在街頭遇到了這種的笑，並不比在雅致的客廳中遇到了虛偽的笑，更為舒服些，不過那不舒服的滋味應當是不相同罷?前者是悲哀而後者是憎惡。在前者，我們感到文化教育力之不足，在後者，我們看見了相反的作用——“人”非但未能淨化，反倒被“教養”得更卑鄙齷齪了!我不得不承認：那種無意義的原始性的傻笑，雖使我聽了戰栗，可是比起客廳中高貴人們的虛偽的——可又十分有禮貌的笑，至少是“天真”些罷?
不過在大街上那樣笑的機會究竟不多，常見者乃在室內。在文雅的背景前，有“教養”的嘴巴繪聲繪影地在敘述一些慘厲的故事的時候，聽到了那樣野性的放縱的笑聲，其使人毛骨聳然，當亦不下於在大街。這時的笑，當然決無虛偽，可也不見得如何“天真”，這裏可以嗅出自私的氣味，講述者和聽而笑者似乎都把這當作一種娛樂，一種享受，他們似乎習慣了要把血腥的人類靈魂被踐踏的故事當作飽食以後的消化劑，把別人的痛苦當作自己開心的資料。這原來不是沒有“教養”的人所知道的。
人們說近來有些話劇，頗重“噱頭”，於是慨歎於“低級趣味”之盛行，但是，見“噱頭”而笑，即使是“低級趣味”罷，亦不過趣味低級而已；事有甚於此者，即並非“噱頭”而且簡直是不應當笑的地方，也往往聽到噴發的笑聲，叫人突然覺得這就是瘋女人出現在大街上所引起的同樣的聲音。有一次我看電影，就在我近旁發出了這樣變態的笑聲；後來我留心看那幾位“可敬的人們”，確也是衣冠楚楚，一表堂堂，標明是有“教養”的——即不是粗人，換一句話，就是那些看膩了“噱頭”轉而要從血腥和眼淚中尋取笑料的人!
人的感情有能變態到這樣的地步的，這是人的墮落呢或是“進化”，自不待論；不過再一想，在眾人的骷髏堆上建築起一人的尊嚴富貴的，今世實在太多了，那麼，僅僅在話劇或電影上找尋這樣發泄的家夥，實在也不足責了。
剩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到了還沒看膩“噱頭”的小市民群的錢袋也不大寬裕而不得不依靠那些連“噱頭”都已看膩轉而要從血腥與眼淚——別人的痛苦中找尋娛樂的人們作為基本觀眾時，我們的戲劇將怎樣辦呢?
也許就是杞憂，現在這大時代有的是能使人痛快地一哭因而也就能健康地一笑的題材。但是看到那依然如故的“尺度”，我不能不擔心我這個憂慮遲早要成為問題了。
1944年10月。
如何擊退頹風
一
近年來有一種不好的現象一天一天在發展，而今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態度嚴肅的作品銷路不廣，而談情說愛，低級趣味的東西卻頗為“風行”。據說甚至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同一作家的作品如果書名“香豔”，與女人有關，銷路便能較好，而翻譯的小說改題為“愛情，愛情”者，也確實可以多賣。
當然我們不能不承認，即使在這漫天烽火，物價高漲的時候，也還有不少人或“精力過剩”，或渴求刺激，或神經變態，而又有錢，他們就喜歡那些無聊的讀物，花幾百塊錢買一本書，在他們是無所謂的，高興時看幾頁，不高興時丟開完事；幾百塊錢比起他們在另一消遣——打牌的進出數目來，那簡直是九牛之一毛。像這一種“民族的畸形兒”，在我們這不健全的社會內，無庸諱言，隻會一年年多，不會一年年少；政治的和社會的環境既然非但不能使此等“畸形兒”減少，而且助其滋長，而政府書報檢查的鞭子也未嚐落在那些無聊讀物的身上，故在抗戰七年多的今日而見此現象，實在隻能說是無量數的大怪事之中一區區小怪罷了。
但不能不說這問題是嚴重的。問題之所以嚴重，不在社會上有這些人喜歡看這些書，而在這一現象已經誘發了大部分書店的“生意眼”，並且又在引誘一些“作家”向這一方向投機取巧。不嫌說得誇張些，書店在這中間的作用實在不小，尤其在這所謂“非常時期”。出版家不願意出版，這就根本拉倒，但即使出版了而販賣商不願多批，那也糟糕。戰時寄運書籍非常困難，寄費又貴，出版家在發行方麵依賴於販賣商者較戰前為多。印書成本太大，出版家希望銷得快，這才資金可以周轉。我們聽說過，某書出版後不到一星期，五千部就銷完了，這是近年旺銷之佳話。然而這所謂已經銷完了的五千部，並不全數到了讀者手裏，不，恐怕一半的一半也不到；這所謂“銷完”隻表示出版家已經將貨脫手，這所謂“銷完”應當說已經被販賣商“批完”了。書是存在販賣商手中。販賣商為什麼那樣熱心搶批?因為根據他們的生意眼，他們認為此書好銷。這是販買商的生意眼能夠影響出版家。出版家為維持營業，也就不能不有生意眼，或跟著販賣商的生意眼走，終至於動搖了一部分“作家”有意無意地做了書商的尾巴。從出版家、販賣商，以至一部分的“作家”，可說都是受了環境的壓迫，不得不以生意眼為重；正因為是“不得不”如此，故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大危機。年來頗有些議論，既斥責書業中人之唯利是圖，複歸咎於作家們之製造頹廢與麻痹，而對於造成今天出版業的不景氣以及畸形狀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原因，則不置一詞；這樣的議論其實倒是一種煙幕，把問題的真相弄模糊了。
書業中當然不能說沒有“唯利是圖”或“利令智昏”的分子，然而大部分書業中人是認識了他們的事業的重要性的。他們的最大的願望是，印出來的書有聊而又能銷，營業蒸蒸日上；降而求其次，隻能在文化方麵打些折扣，而希望營業能維持現狀。最後，除了少數尚能咬緊牙關，收緊褲帶，苦撐下去，一般的倘不兼營別業，就隻好迎合不良的風氣，做低級趣味的尾巴。至於作家，亦不能一概而論。甘居下流，以製造頹廢與麻痹為樂者，自然也有，而戴抗戰之羊頭，賣色情之狗肉者，亦複不少；但是大多數作家雖在精神與物質生活交受壓迫之下，還能堅守崗位，不失故我。這是有目共睹的事。這大部分作家如果有罪，罪在他們不能不吃飯，而為了要吃飯，又不得不在顧忌多端的夾縫中作微弱之呼聲，不得不在饑寒交迫之生活中匆忙寫作，生炒熱賣；再進一步說，罪在他們還不能突破重重的阻礙，發揮能力，以擊退文化界的頹風!而且客觀上他們亦不被準許大聲疾呼，一新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