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現實情形對於黴菌的生長特別有利：經濟的困難壓迫著出版家不得不走所謂生意眼，或至少減少生產；頹廢的低級趣味的歪曲現實的作品未受應得的製裁，而在書市場擠走了正當的讀物；如蠅逐臭的文壇投機家正在鼓揚頹風，而態度嚴肅的作家則或貧病交迫不能寫作，或寫作了亦不能出版。民族文化的危機難道還不算嚴重，不算深刻麼?
二
我們再從另一方麵看。
讀者購買力的薄弱，當然也是出版業不景氣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者有人作這樣的推論：低級趣味的頹廢色情的讀物，它的讀者對象是有閑而又有錢的階層，嚴肅作品的讀者群卻是既不有閑亦無餘錢，這一種情形如無改善，則文化的前途恐怕隻有暗淡。這一個論調就等於說，即使嚴肅的作品有可能出版，還是沒有讀者的。
事實恐怕未必盡然。一般讀者購買力之低落當然要影響到書的銷路，但這影響不會是絕對的。在書價尚平，讀者購買力尚高的時候，一般讀者購書的標準是要寬一點，他們選擇書不十分嚴格，而在錢袋幹癟的時候他們買書當然不能那麼痛快：然而真有打動他們心坎的好書，他們即使節衣縮食還是要買的。三五人組織小小讀書會，平均負擔，買了書來公有，這種互助的經濟的辦法，我們亦見過不少。雖然生活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但青年的一代求知欲還是那麼旺盛，正義感還是那麼強烈，這表示民族的活力絕未衰退。再說，今天頗為風行的那些無聊讀物的讀者也未可一概而論。除了一小部分讀者確是樂此不疲而且舍此更無所求，敢說大部分讀者無非借此消遣。消遣的態度對於嚴肅的讀物當然不好，但對於無聊的讀物卻正表示了讀者心裏有苦悶，而苦悶則遠勝於麻木；他們和那些醉生夢死怡然自得之輩是有頗大的差別的。這一類的讀者對於嚴肅讀物的見解很值得玩味。他們覺得嚴肅的作品搔不著癢處，不夠味。當然這種批評有時是由於他們認識的不足，但大體上也還道著了幾分的。
所以問題不在沒有讀者，而在作品之是否能夠表現了現實的深廣複雜，是否有血有肉，換言之，即是否能夠滿足廣大讀者的要求，震撼著他們的靈魂，使他們痛快地哭，痛快地笑，提高他們的情緒至於白熱。
這樣的作品是我們現在所迫切需要的。然而直至現在，我們還沒有得到產生這樣的作品的客觀條件。我們這時代是民族曆史上空前的大變動的時代，在我們麵前還有艱苦的戰鬥，在我們將來，當然有一個光明的遠景，然而如何在今天的艱苦戰鬥中勝利地出來而到達光明的未來，這中間卻橫梗著無數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人人所身受痛感、焦灼憂慮的。如果一個讀者讀完了一本書，卻不見書中寫到這些問題，或雖觸及，亦隻浮光掠影，寬皮宕肉，顧此失彼，那他當然會感到失望的，至少也是不夠味了。至於那些歪曲現實，大言不慚，把讀者當作低能兒的作品，自更不用說。一句話，作品不能反映時代，不能挖掘到現實的深處，倒提過來從裏翻到外，給讀者看；現在有不少作品態度夠嚴肅了，然而觸及現實之處卻見得異常地躊躇趑趄，徘徊迂曲。作家即使不中用，照理是不應如此的。所以然之故，還在於作家沒有選擇題材和處理題材的自由。
作品既要反映現實，就不能不觸及現實中的問題，就不能隻在問題的邊緣徘徊，就得直薄問題的核心，這是很簡單明了的。而簡單明了的事今天之所以成為棘手的難題就因為連帶引起了歌頌與暴露的問題，換言之，就是光明麵要寫，黑暗麵是否也應該寫的問題。
這是一個老問題。我們還沒有達到理想的社會，故有所歌頌，亦必有所暴露；現實生活中有光明麵也有黑暗麵，故要忠實地反映現實就不能隻寫光明不寫黑暗。問題乃在作者站在哪一種立場上去歌頌或暴露，去理解那光明麵或黑暗麵。但這在今天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今天作家們的共同立場是堅持民主，堅持反法西斯戰爭，以求建立獨立自由的民主國家。在這一大目標之下，歌頌與暴露、光明與黑暗的問題，實在已經變得很簡單。歌頌的對象是堅持抗戰、堅持民主，為抗戰和民主而犧牲私利己見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戰爭的力量及能促進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對抗戰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違反民主的行動，都是暴露的對象。同樣的，凡對抗戰有利對民主的實現有助的，就是光明麵，反之，就是黑暗麵。
曾有人主張多歌頌，多寫光明麵，以為這樣才是積極性，才能提高抗戰情緒，堅定勝利的信心；如果有所暴露，那就是打擊民心士氣，就是失敗主義和悲觀。依這一個主張，作家選取題材的範圍就縮小了一半，作家盡其全力也隻能表現半麵的現實。然而事實上，那另一麵的現實是真實地存在的，是人民所目睹而身受的；人民既非因為作家描寫了而始見此現實的另一麵，當然亦不會因為作家之不寫而就忘記了此另一麵的現實。存在者始終存在，目睹身受者始終目睹身受，作家們奉命而不寫現實之黑暗麵，並不能轉變事實，徒然使得作家在人民麵前成為大言不慚的說謊專家，結果是會連他們所歌頌的真正的光明麵也不被人民所信任的。這是最淺顯的道理。如果恐怕黑暗麵的描寫會影響到人民對於勝利的信心，那末，作家即使不寫，人民早已身受目睹，倘將因此而有不良的影響，則亦早已有了，活的事實是最有力的雄辯。所以明智之舉，不是諱疾忌醫，而是抉露病源，使不至疑神疑鬼而減少不必要的恐怖心理。現實既有黑暗的一麵，掩飾是徒勞的，唯有敢於正視而給以正確的探研，然後能杜絕破壞者的興風作浪而消除人民的憂疑恐怖。所謂作品的積極性，應作如是觀。諱疾忌醫的辦法，在作品上隻能起相反的消極的作用，正如在實際生活上不會有積極的效果，隻是把病症拖重罷了。
道理是非常簡單，但是在今天以前，作家們想要全麵地表現現實而不使自己在人民麵前成為一個糊塗蟲一個說謊專家，事實上還是不被許可的。結果是態度盡管夠嚴肅，作品卻是貧血。
現在沒有人敢說那些製造頹廢麻痹的作品是要得的，也沒有人不覺得廣大的讀者群實在如饑如渴在要求夠味的營養豐富的精神食糧。現在有許多人隻覺得作家們沒有盡職，沒有盡量反映抗戰的現實，然而作家的選擇題材處理題材之不自由，卻還是受不到充分的注意。這譬如限製了廚子的調味作料，而又要求他做出好菜來。
自然，光有了運用材料的自由也不是什麼都不成問題了，作家還得加緊修養，加緊向生活學習。但目前第一切要之事莫過於要求解放材料的限製。換言之，即在堅決地反法西斯，堅決地要求民主的大原則下，作家應有創作的自由，凡是現實所有之事，應當都在他觀照之下，應當都在他寫作範圍之內。
這是擊退頹風、開展新運的唯一關鍵。我們盼望這一時機也該到了，因為諱言缺點隻有增加困難，這幾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了。
1944年11月。
談迷信之類
辛亥革命的“前夜”，鄉村裏讀“洋書”的青年人有被人側目的“奇形怪狀”凡三項：一是辮發截短了一半，末梢蓬鬆，頗像現在有些小姑娘的辮梢，而辮頂又留得極小，隻有手掌似的一塊，四圍便是極長的“劉海”；二是白竹布長衫，很短，衣袖腰身都很窄小，褲腳管散著；三呢，便是走路直腿，蒲達蒲達地像“兵操”，而且要是兩三個人同走，就肩挨肩地成為一排。
當時這些年青人在鄉間就成為“特殊階級”。而他們確也有許多特殊的行動。最普通的便是結伴到廟裏去同和尚道士辯難，坐在菩薩麵前的供桌上，或者用粉筆在菩薩臉上抹幾下，碰到迎神賽會，他們更是大忙而特忙；他們往往擠在菩薩轎子邊說些不尷不尬的話，乘人家一個眼錯，就把菩薩頭上的帽子摘了下來，藏在菩薩腳邊，或者把菩薩的帽子換了個方向，他們則站在一旁拍掌大笑。
當時的青年“洋”學生好像不自覺地在幹著“反宗教運動”；他們並沒有什麼組織，什麼計劃，他們的行動也很幼稚可笑，然而他們的“朝氣”叫人永遠不能忘卻。他們對於宗教的認識，自然很不夠，可是他們的反對“迷信”，卻出自一片熱忱，一股勇氣，所以鄉下的迷信老頭子也隻好搖著頭說：“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菩薩也要讓他們幾分了！”
去年我到鄉下去養病，偶然也觀光了“青天白日”下的“新政”，看見一座大廟的照牆上赫然寫著油漆的標語：“省政府十戒”。其中第一條就是戒迷信!廟前的戲台上原來有一塊“以古為鑒”的橫額，現在也貼上了四塊方紙，大書著“天下為公”，兩邊的木刻對聯自然也改穿新裝，一邊是“革命尚未成功”，一邊當然是“同誌仍須努力”了。這種麵目一新的派頭，在辛亥革命時代是沒有的，於是我微笑，我感到“時代”是畢竟不同了!
然而後來我又發見廟裏新添的許多善男信女恭獻的匾額中有一方寫著“信士某某率子某某”者，原來就是二十五年前“菩薩也要讓著幾分”的“洋”學生。他現在皈依在神座下了!並且他“率子某某”皈依了!並且我也看不見二十五年前蒲達蒲達地直了腿走路的年青人在鄉間和菩薩搗亂了!從前那個“洋學堂”隻有幾十個學生，現在是幾百了，可是他們都沒有什麼“奇形怪狀”。他們大都是中產階級的子弟，也和二十五年前的一樣。不過他們和二十五年前的“前輩先生”顯然有點不同，就在他們所唱的歌曲上也可以看出來了；從前是“男兒誌氣高，年紀不妨小”，而現在卻是“毛毛雨”了!於是我又微笑，我不很明白這到底也是不是“時代”不同了麼?
從前和菩薩搗亂的青年人讀《古文觀止》，做《秦始皇漢武帝合論》，知道地是圓的球形，知道“中國”實在並不居天下之中，知道富強之道在於船堅炮利——如此而已。他們的頭腦實在遠不及現在的年青人，然而他們和當時社會及至家庭的“思想衝突”卻又遠過於現在的年青人。近年來中國是“進步”了，簇新的標語，應時應節的宣傳綱領，——例如什麼紀念日的什麼“國貨運動周”，“航空救國周”，“拒毒運動周”等等?都輪流貼滿了鄉村裏小茶館的泥牆。正所謂“力圖建設”，和二十五年前的空氣相差十萬八千裏。這在認識不足的年青人看來，當然覺得自己和社會之間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不調和。而況他們的家庭既不禁止他們進學校，也不禁止他們自由結婚。
並且即使有些不順眼的事情也都以堂皇的名義來公開實行，即如小小的迎神賽會亦何嚐不在迷信之外另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振興市麵。
今年大都市裏天天嚷著“農村破產”，“救濟農村”。於是“振興農村”的棉麥借款就應運而生。鄉村間也要“振興市麵”的，恰好今夏少雨，於是祈雨的迎神賽會也應運而生。一個鄉鎮的四條街各自舉行了一次數十年來未有的大規模的迎神賽會。一位“會首”說：“我們不是迷信，借此振興市麵而已！”這句話自然開通之至。因而假使有些“讀洋書”的年青人夾在中間幫忙，也就“合理”得很。
迎神賽會總共鬧了一個月光景。而且一次比一次“更見精采”。聽說也花了萬把塊呢。然而茶館酒店的“市麵”卻也振興了些。有人估計，賽會的一個月中，鄰近鄉鎮來看熱鬧的人，總共也有萬把人；每人花費二元，就有二萬元，也就是“市麵”上多做了二萬元的生意。這在市麵清淡的現今，真所謂不無小補。
有一位“躬與其盛”的先生對我說；“最熱鬧的一夜，四條街都擠滿了人，約有十萬的看客。輪船局臨時添了夜班，航船和快班船也添了夜班，甚至有一夜兩班的。有幾個鄰鎮向來沒有輪船交通，此時也都開了臨時特班輪。”
所以把一切費用都算起來，在賽會的一個月間，市麵上至少多做了十萬元的生意。這點數目很可使各業暫時有起色，然而對於米價的低落還是沒有關係。結果，賽會是賽過了，雨也下過了，農民的收成據說不會比去年壞，不過明年的米價也許比今年還要賤些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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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寫這篇雜文的時候，正鬧著“農村經濟破產”而又“穀賤傷農”的矛盾現象。——作者補注。1958年11月17日。
升學與就業
暑假到了，又有幾萬個青年人從中學校裏畢業出來，在“升學”呢，或“就業”呢，這兩叉路口徘徊了。
有錢有勢人家的子弟，自然無所用其“徘徊”。挾了飽滿的錢袋——雖然不飽滿的是他的書包，他照樣可以“升學”，反正學校就好比“遊戲場”，混上三年五載，出來時便是“學士”“碩士”，就有鑽謀差使的資格。說不定他的父母早已給他準備好什麼拿錢不辦事的好位置了。
很為難的是中等人家出身的中學生。翻開報紙一看，滿眼是中等以上學校招生的廣告，但是滿報紙的夾縫裏卻又影影綽綽刊滿了九個大字：知識分子失業的恐慌。而這些知識分子又多半是曾經“升學”過來的呀!
有些賢明的父母把很大的希望放在兒女身上，覺得中學畢業生簡直是“郎勿郎，秀勿秀”①，於是多方省儉，甚至借貸，使兒女“升學”。他們自然以為將來方帽子一上頭，職業就有把握了，然而這樣的希望畢竟比“航空獎券”的頭彩有多少把握，那也月有天曉得罷哩!
照普通的情形說，中等人家的子弟在中學畢業後，對於“升學”與“就業”的問題往往走了這樣的“連環套”：
中學畢業了，因為無業可就，姑且“升學罷”；所以今日之
“升學”即為他日之“就業”著想；然而今日拿出錢去“升學”，或可易如反掌，他日要“就業”而拿進錢來，竟至難如上天了，於是大學畢了業以後就真真成為無業，或者甚至於長期失業了。
依這情形，所謂“升學”也者，實在也就是“就業”的意味。大抵十個中學生內至少有九個的“升學”是含了這樣的“就業”意味的。因而一般中學生的“升學”或“就業”的問題隻是一個問題：謀生!
然而青年人的知識欲是強烈的，幻想是豐富的，所以問題的核心即使隻是個“生計問題”，而問題的外層卻很複雜，——強烈的知識欲和美滿的幻想，一層一層交錯包圍著；而於是乎青年人在中學畢業後往往是非常煩惱地麵對著這“升學”或“就業”問題了。
大而言之，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在現社會一切不合理的狀態尚未糾正以前，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但是有誌氣有魄力的青年也犯不著為這問題哭喪著臉終天發悶。我們敢為可愛的青年進一解，我們應拿高爾基的青年時代的經驗來看一看罷。
高爾基是連中學都沒有進過的，他自修到了中學的程度，十五歲那年，他忽然想到加桑②去進大學。但要進學校，第一要緊的還——————
①“郎勿郎，秀勿秀”：俗諺．意為既非平民百姓，亦非名門顯貴。
② 加桑：通譯喀山。
是錢。高爾基沒有錢，大學進不成，就流落在加桑；他做碼頭上的小工，他又做過小小的麵包店裏的學徒。……這些，都是“業”，不是“學”，然而後來高爾基自己說：“這，我就是進了大學校了！”
學問並不一定要在學校中才有，才能學到。高爾基就是一個例。不過千萬不要誤會，光在碼頭上麵包店裏混，就會學問長進。高爾基那時也靠了自修。他一方麵謀生，一方麵還是“手不釋卷”地自修。
並且千萬不要誤會，我們引高爾基的故事是在暗示中學生諸君都去做“文豪”。這裏，不過舉一個例：因為高爾基是想進大學的，但結果是做工，而且他自己後來又說：“這，我就是進了大學校了。”——這句話，剛好對於“升學”或“就業”這問題給了個很“幽默”的解答。實際上，中外古今有不少偉大的事業家都不是“學校”“科班”出身，甚至科學家也有從沒進過什麼理工科大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