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什麼極大的煩悶在阿四心頭罷?那時我並不明白。我隻記得我們到他家去玩的時候，竟不覺得他家早已多於一個新娘子。我們，老婆婆，阿繡，同在空地上玩笑的時候，那新娘子從不露臉。而老婆婆和阿繡也從不談到他家這個“新來的人”。有時我們湊巧早上就到他家的小石埠上釣魚，湊巧那新娘子也在那裏洗衣服，湊巧老婆婆和阿繡都不在跟前，那時候，新娘子就要笑迷迷地朝我們看，問長問短。原是怪和氣的。我們都覺得她比咭咭刮刮的阿繡好。然而說不了幾句話，阿繡就像嗅到了氣味似的跑來了，一雙眼睛怪樣地東張西望。新娘子就立刻變成啞口，低著頭匆匆洗衣服，我們問她話，她也不回答了。不一會，提著濕淋淋的衣服急急忙忙走了。這當兒，阿繡的眼光時時瞥到她身上，而她卻頭也不抬，似乎非常局促不安。
這樣的情形，後來又碰到過好幾次。我們小孩子也不大理會得。可是有一天，我和鄰家一個小朋友在將吃中飯的時候闖到了他家去，阿繡和老婆婆正忙著做飯，空地上隻有那新娘子一個人在掃地，她看見了我們不理，我們也自顧采了些鳳仙花坐在一塊石頭上玩。她掃地掃到我們跟前時，忽然立定了，像要說話似的朝我們看。“新娘子!”我們這樣叫著，我們是一直這樣叫她的。她聽得叫，就把臉色一板，拿起那蘆花掃帚的柄，用手比一比，意思是這就算人頭罷，卻把右手扁著像刀似的砍在那掃帚柄頭，低聲喝一句“殺”，又伸手偷偷指著廚房那邊。她那神氣是這樣的陰森可怕，我們都忍不住驚叫了起來。她連忙對我們搖手，淡淡一笑，就走了。這一幕啞謎，我那時不懂得，就到現在我還是不很明白，但那時我的孩子的心似乎也依稀辨到了阿繡和新娘子這兩個女人中間好像有仇似的。什麼仇呢?我那時當然不會知道。我回家把這事情告訴了大人，他們都喝我“不許多說”。但後來，我聽得燒飯的老媽子悄悄告訴我祖母道：“對門的老婆婆不讓她兒子在新娘子房裏睡覺，都是阿繡搬弄口舌。”於是我確定阿繡和新娘子有仇了。我的孩子氣的心倒是幫著新娘子這一邊。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我隻覺得她比咭咭刮刮的阿繡好。
這以後不多幾時，母親忽然禁止我到對門去玩，說是他家的阿四當真瘋了。我不大肯相信，卻也當真不去玩了。因為他們一家的人似乎都有點變樣了：老當家午後不再坐在門口的竹椅子裏打瞌睡，卻上書場去了；老婆婆代了老當家坐在那裏，卻老是嘰哩咕嚕罵些我聽不懂的話；阿繡呢，臉總是繃得緊緊的，臉上幾點細麻子分外明顯，看去叫人怕；阿四連生意也不肯做了。
早晚兩次的拍手踢腳噓氣，阿四仍然沒有忘記。不過又新添了一項：噓氣的時候叫著兩個字，仿佛是“殺胚”，這兩個字使得我們孩子聽了很怕，以為瘋子者就是那麼想殺什麼人的罷，同時我每逢聽得他這麼叫，我就記起了他家新娘子用掃帚柄比著頭低聲說的一字“殺”，我覺得他家遲早總要弄出殺人的事來罷。
但是有時在街上遠遠地看見阿四，覺得他跟別人沒有什麼兩樣。隻在走近了時，才看得出他的眼光不定，麵色青白；而且他像避貓的老鼠似的在人們身邊偷偷地走過，懷疑地偷相著別人的麵孔，似乎一切人都會害他。
不是他想殺人，倒是他怕被人家謀害罷!——我常常這樣想。
兩年後進了學校裏去住宿，我就隻在星期日回家的時候還聽得阿四仍然做著他的早晚課，但聽說他的老婆已經被他的老子娘賣給鄉下人家又做新娘子去了。我聽得了這消息就忍不住想道：“那家鄉下人是不是也有一個像阿繡那樣的咭咭刮刮的大姑娘?”
新娘子去後，阿四似乎有一個時候比較安靜。人們說他間或也做做生意了。但不久忽然又發作起來，不吃飯睡了幾天，起來後就站在門口罵人，不知他罵誰，人們也不去理會他。就我所知，阿四罵人，這是新記錄。
以後就添了一項新功課，早晚兩次站在大門口罵人。走路的人誰朝他看了一眼，他就要罵；罵些什麼，從來沒有人聽得明白。
這樣也繼續了半年光景，終於有一天阿四也同他哥哥阿三似的忽然不見了。過了半月，有人說鎮外近處河裏浮起一個死屍。阿四的老子去看了回來說：“不是阿四!”究竟這人到哪裏去了。始終沒有人知道。
賣水果的這兩老兒，就剩了咭咭刮刮的大姑娘阿繡。她還在“待字閨中”，雖然年紀總快要三十了。而這阿繡，後來永遠是那樣咭咭刮刮，也不用擔心她會瘋。“因為她是這樣咭咭刮刮，所以不會瘋罷?”——我常常這樣想。
我所見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那年，我在K府中學讀書。校長是革命黨，教員中間也有大半是革命黨；但這都是直到K府光複以後他們都做了“革命官”，我們學生方才知道。平日上課的時候，他們是一點革命色彩都沒有流露過。那時的官府大概也不注意他們。因為那時候革命黨的幌子是沒有辮子，我們的幾位教員雖則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早把辮子剪掉，然而他們都裝了假辮子上課堂，有幾位則竟把頭發留得尺把長，連假辮子都用不到了。
有一位體操教員是台州人，在教員中間有“憨大”之目。“武漢起義”的消息傳來了以後，是這位體操教員最忍俊不住，表示了一點興奮。他是唯一的不裝假辮子的教員。可是他平日倒並不像那幾位裝假辮子教員似的，熱心地勸學生剪發。在辛亥那年春天，已經有好幾個學生為的說出了話不好下台，賭氣似的把頭發剪掉了。當時有兩位裝假辮子的教員到自修室中看見了，曾經拍掌表示高興。但後來，那幾位剪發的同學，到底又把剪下來的辮子釘在瓜皮帽上，就那麼常常戴著那瓜皮帽。辮子和革命的關係，光景我們大家都有點默喻。可是我現在不能不說，我的那幾位假辮子同學在那時一定更感到革命的需要。因為光著頭鑽在被窩裏睡了一夜何等舒服，第二天起來卻不得不戴上那頂拖尾巴的瓜皮帽，還得時時提防頑皮的同學冷不防在背後揪一把，這樣的情形，請你試想，還忍受得下麼，還能不巴望革命趕快來麼?
所以武漢起義的消息來了後，K府中學的人總有一大半是關心的。那時上海有幾種很肯登載革命消息的報紙。我們都很想看這些報紙。不幸K城的派報處都不敢販賣。然而裝假辮子的教員那裏，偶爾有一份隔日的，據說是朋友從上海帶來的，寶貝似的不肯輕易拿給學生們瞧，報上有什麼消息，他們也不肯多講。於日他們常喜歡來自修室閑談，這時候他們有點像要躲人了。
隻有那體操教員是例外。他倒常來自修室中閑談了。可是他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學生們都覺得不滿足。
忽然有一天，一個學生到東門外火車站上閑逛，卻帶子一張禁品的上海報。這比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還哄動!許多好事的同學攢住了那位“哥倫布”盤問了半天，才知道那稀罕的上海報是從車上茶房手裏轉買來的。於是以後每天就有些熱心的同學義務地到車站上守候上海車來，鑽上車去找茶房。不久又知道車上的茶房並非偷販違禁的報，不過把客人丟下的報紙拾來賺幾個“外快”罷了。於是我們校裏的“買報隊”就直接向車上的客人買。
於是消息靈通了，天天是勝利。然而還照常上課。體操教員也到車站上去“買報”。有一次，我和兩三個同學在車站上碰到了他，我們一同回校；在路上，他操著半鄉音官話的“普通話”忽然對我們說：
“現在，你們幾位的辮子要剪掉了!”
說著，他就哈哈大笑。
過後不多幾天，車站上緊起來了，“買報”那樣的事，也不行了。但是我們大家好像都得了無線電似的，知道那一定是“著著勝利”。城裏米店首先漲價。校內的庶務員說城裏的存米隻夠一月，而且學校的存米隻夠一禮拜，有錢也沒處去買。
接著，學校就宣布了臨時放假。大家回家。
我回到家裏，才知道家鄉的謠言比K城更多。而最使人心洶洶的是大清銀行的鈔票不通用了。本地的官是一個旗人，現在是沒有威風了，有人傳說他日夜捧著一箱子大清銀行的鈔票在衙門上房裏哭。
上海光複的消息也當真來了。旗人官兒就此溜走。再過一天，本地的一個富家兒——出名是“傻子”而且是“新派”，——跑進小學校裏拿一塊白布被單當作旗掛在校門口，於是這小鎮也算光複了!
這時也就有若幹人勇敢地革去了辮子。
我所見的辛亥革命就這麼著處處離不了辮子。
秋的公園
上海的秋的公園有它特殊的意義；它是都市式高速度戀愛的舊戰場!
淡青色的天空。幾抹白雲，瓷磚似的發亮。洋梧桐凋葉了，草茵泛黃。夏季裏戀愛速成科的都市摩登男女雙雙來此憑吊他們那戀愛的舊戰場。秋光快老了，情人們的心田也染著這蒼涼的秋光!他們仍然攜手雙雙，然而已不過是憑吊舊戰場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