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著廢除宰相製度，朱元璋作了一係列的政治改革。這些舉措的背後，都顯露出朱元璋為加強君權所作的努力。一個自學成才、文化水平並不高的朱元璋，竟然能夠作出如此紛繁複雜的構想，我們又怎麼能不佩服朱元璋的心思縝密呢？
除了政治領域，朱元璋對經濟領域同樣費盡心思。朱元璋建立了嚴格的戶籍製度。在洪武三年（1370），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戶帖製。在戶帖上詳細記載了各家的籍貫、丁口、姓名、年齡、田地畝數、牲畜數量等。戶帖被書寫成一式兩份，兩份分別用半印鈐記，留在百姓自己手中的叫帖，由戶部保管的叫籍。每年官府都要對民間戶帖進行年檢，以記錄其變動情況。朱元璋這一舉措，改革了元末以來戶籍散失嚴重、征收賦稅沒有依據的情況。到了洪武十四年時，朱元璋又在戶帖製度上建立了黃冊製度，以彌補戶帖無法反映人丁、產業變化的弊病。洪武二十年，又在全國範圍內丈量土地，製成《魚鱗圖冊》，用以核實田畝賦稅，防止隱漏情況的發生。這些製度讓國家對民眾在財產上一絲一毫的變化都能夠準確地掌握，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
第四節 明代的特務機構是如何運作的
錦衣衛木印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身為皇帝的朱元璋深知這個道理，況且嚴峻的形勢也迫使他必須建立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機構，作為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一方麵，早在明朝建國前後，先後出現了幾次叛亂事件，這讓朱元璋心驚膽戰。立國之後，功臣武將之間的結黨營私，也讓朱元璋認識到，有必要對他們進行更為行之有效的監視。另一方麵，隨著政府機構的急速膨脹，四方各色人等迅速地充實進來，這些人擁有不同的背景，朱元璋無法對每個人的情況都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這些都讓朱元璋如坐針氈。為了有效地控製和監督，朱元璋想盡了各種辦法，開始是通過大量收養義子充當耳目，但這種非製度化的監視，所起的作用並不大。於是，朱元璋建立起龐大的特務組織。
首先出現的，是由朱元璋親自建立的錦衣衛。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改儀鸞衛為錦衣衛，它的職責是專門負責保衛和偵緝，其前身是拱衛司和親軍都尉府。錦衣衛為衛所編製，下設有將軍、力士、校尉等職。並且，錦衣衛還有自己的刑訊機構——鎮撫司。凡是朱元璋親自過問的案子，都被交由鎮撫司處理，權力很大。
錦衣衛的最高首領是指揮使（或指揮同知、指揮僉事），一般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指揮使領導下的錦衣衛，又由兩個截然不同的部門組成，分擔“掌直駕侍衛”和“巡查緝捕”的職能。“掌直駕侍衛”與傳統的禁衛軍沒什麼兩樣，就是負責執掌侍衛、展列儀仗和隨同皇帝出巡。“大漢將軍”就是其中比較著名的。“大漢將軍”雖有著“將軍”的名號，但其實不過是負責在殿中隨侍皇帝，傳遞皇帝的命令，兼做保衛工作罷了。比較特別的是，這些“將軍”一般都會是虎背熊腰、人高馬大的硬氣漢子，看上去也頗有威嚴，為朱元璋裝點門麵。他們在錦衣衛中自成一係，在洪武時期隻有1500人。比較而言，“巡查緝捕”才是我們通常理解意義上的錦衣衛的職能。也是因為這個職能，才彰顯了錦衣衛的“個性”。
其實，朱元璋建立錦衣衛時的初衷，也隻是用來鹵簿儀仗而已。但後來出於他大肆屠戮功臣和對文臣們的猜忌，才在傳統的司法機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之外，將錦衣衛的監察功能凸顯出來。他在鎮撫司下設5個衛所，其統領官稱為千戶、百戶、總旗、小旗，普通軍士稱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執行緝盜拿奸任務時，被稱為“緹騎”。錦衣衛官校一般從民間選拔孔武有力、無不良記錄的良民充當，之後憑能力和資曆逐級升遷。
在明初，這些特務無孔不入，一點風吹草動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有一次宋濂請客吃飯，朱元璋便派錦衣衛前去監視，看看這個有忠厚老實之名的人是不是表裏如一，有沒有在背後說他的壞話。第二天他一上朝，便問宋濂昨天吃的是什麼？請的是誰？宋濂一一據實回答。朱元璋笑著說：“看來你沒有瞞我，還真是個老實人。”滿朝文武就是這樣無時無處不處於朱元璋的嚴密監視之下。
朱元璋的子孫雖然能力不行，一代不如一代，許多朱元璋所製定的製度都沒有辦法遵守。不過他們卻對特務製度情有獨鍾，甚至把它發揚光大。
在朱元璋的影響下，明成祖朱棣建立了“東廠”。眾所周知，朱棣的帝位是從他侄子的手中奪過來的。帝位的不合法取得，自然構成了朱棣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加之朝廷中的大臣對新政權並不十分支持，這樣他無時無刻不心存危機感。為了鞏固政權，以及慰藉自己高度緊張的神經，一個強有力的專製機構成為了朱棣此時的迫切需要。這樣，他就在自己信賴的人群——太監中找出了一部分人，予以重任。
永樂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建立了一個由太監掌領的偵緝機構。由於其地址位於東安門北側（今王府井大街北部東廠胡同），因此被命名為東廠。和錦衣衛一樣，東廠也是專門進行特務偵緝活動。起初，它隻是負責偵緝和抓人，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給錦衣衛鎮撫司審理，本身並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力。但到了明末，情況就不一樣了，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權力更是大了。在與錦衣衛的關係上，他們之間最初是平級關係。但由於東廠頭子主要來自大內，與皇帝的關係密切，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係。到了後來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廠主，甚至要下跪叩頭。
也許皇帝仍嫌錦衣衛與東廠監督力度不夠。在明朝中後期，又先後建立了西廠和內行廠，皆由太監主持，內部組織也大體仿效東廠，但權力卻超越東廠之上。
西廠為明憲宗時期成立的又一個特務機構。成化十三年（1477），憲宗任命汪直提督廠事。比起錦衣衛和東廠的恐怖，西廠則更變本加厲。本來，西廠的成立意在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怎奈太監汪直為人貪婪，奸詐而冷酷。為了要哄騙皇上以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他極力地構置大案、要案，以至手下冤假錯案無數。其辦案數量之多、牽扯人員之眾，更甚於東廠和錦衣衛。西廠行事是在全國布下偵緝網，對象主要是京城內外的官員，一旦懷疑某人，必定立刻逮捕，而後嚴刑逼供，下場不言自明。一般百姓更是人人自危，一言一行隻要稍有不慎，就會被西廠拉去重重處置。後來，由於汪直的失勢，以大學士商輅為首的閣臣集體向憲宗上書，痛陳西廠之弊害，並將汪直所辦下的不法之事一一稟明。憲宗收到奏章後為之震驚，於1482年撤銷西廠，遣散了西廠的人員。在武宗時期，大太監劉瑾專權，於正德元年（1506）再開西廠，太監勢力又再度複興起來。
內行廠，又成為內辦事廠，也是由大太監劉瑾於正德元年建立的。它的重要職責就是監督東廠、西廠和錦衣衛。由於內行廠威脅到整個太監集團的利益，在大臣和太監的合作下，劉瑾被處死。正德五年（1506），內行廠隨著劉瑾的失寵而被關閉。
錦衣衛、東廠、西廠和內行廠的先後建立，標誌著明代的專治統治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勢。其本意隻不過是為加強皇權提供一個強有力的支柱，但適得其反，這反為太監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機遇。在太監的領導下，錦衣衛、東廠這些特務組織愈發猖獗，乃至於威脅到大臣、皇帝的安全。
第五節 “後朝軍師”命不濟
劉基
劉基以輔佐朱元璋完成帝業，開創明朝而馳名天下。但是他卻未能像張良、諸葛亮那樣獲得皇帝充分的信任和褒獎。在朱元璋大封功臣時，他僅僅得到一個誠意伯的爵位，而功勞不及他的人卻位居公、侯。可以說，他得到的勳位，根本無法與其功績成正比。這固然與朱元璋自身個性有關，但不可否認的是，劉基實際上是黨同伐異的犧牲者。
朱元璋深知“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的道理。麵對百廢待興的國家，朱元璋感到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如何處置為他出生入死的功臣武將，成為擺在他麵前的第一道難題。劉基的被邊緣化，讓他感受到了這些功臣武將對朝政的左右能力，也感覺到了他們對皇權的威脅。
劉基（1311—1375年），字伯溫，出身於浙江的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由於天資聰慧，除了誦讀儒家經典外，涉獵廣泛，經史子集、天文兵法、曆算星相無所不窺。而且博學多識，文才出眾。我們在中學語文教材中就學過他的名篇《賣柑者言》，其中提出了著名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見解。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僅二十三歲的劉基便高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可惜，在元朝的腐朽統治之下，劉基的滿腹經綸卻無用武之處，隻能賦閑在家，以詩酒自娛。
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陷南京，其勢力穩步向外擴張，漸及劉基的家鄉。朱元璋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同時也為了籠絡人才，對所轄區域內的士紳頻頻揮動橄欖枝，劉基、宋濂等人都在招攬的計劃之內。麵對朱元璋至誠的邀請，不甘心老於山林的劉基頗為動心。通過對朱元璋統治政策的考察，劉基下定決心出山輔佐朱元璋。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劉基抵達南京。
劉基剛剛抵達南京，朱元璋就迫不急待地召見他，從經史直至時政，無不成為交談的話題。劉基提出“時務十八策”，分析天下形勢，為朱元璋製定了一個偉大的戰略計劃。他指出：雖然在江南地區，朱元璋有兩個強大的敵人陳友諒和張士誠，處在兩麵夾擊的不利位置，但這些都不足為懼。以張士誠的個性來說，如果說朱元璋揮師進攻陳友諒，“自守虜”的張士誠很可能按兵不動；但是要是先進攻張士誠，力量強大的陳友諒就一定會趁虛而入，在腹背進行攻擊。所以戰局的關鍵在於陳友諒而不是張士誠。如果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就一定會聞風喪膽，一擊即破。並且，陳友諒雖看似強大，但他脅主奪權，上下離心，並不是一點弱點都沒有。如果先攻下陳友諒，則朱元璋王業可成。劉基還給朱元璋設立了著名的“深挖洞，廣積糧，緩稱王”戰略。經他這一分析和指點，朱元璋被劉基的才華橫溢和高瞻遠矚所折服。劉基成為朱元璋的第一謀士，並把他與張良、諸葛亮相提並論。民間則叫他“後朝軍師”，以區別於“前朝軍師”諸葛孔明，認為他倆都是神仙下凡，智慧蓋世，能“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
劉基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的幾個預言，更讓朱元璋佩服得五體投地。這一年，劉基的母親病逝。為了給母親盡最後的孝道，劉基懇請朱元璋準其回家為母奔喪。此刻大戰在即，朱元璋苦苦挽留劉基，劉基也隻好先以國事為重。過了一段時間，對壘雙方之間出現了一段空隙。這次，劉基無論如何也要回家葬母，朱元璋隻好答應。臨行前，劉基交待朱元璋說，浙東投誠的苗兵和洪都新附的降將，都有叛變的可能。果不出劉基所料，二支隊伍不久都發動了叛亂。因朱元璋事先有所準備，所以並未釀成大禍。劉基此次預言雖是以天象變化為名提出，但實際上是根據對局勢的判斷所得來的推論。這讓朱元璋在心中驚歎不已，對劉基更是言聽計從。
但朱元璋的推崇，卻未能阻止大臣們對劉基的排擠。朱元璋能夠穩坐天下，主要是由於淮西武人集團和江南文人集團的支持。在戰亂時期，武將衝鋒陷陣，文人出謀劃策，沒有任何矛盾。一旦國家安定，到了論功行賞之時，隱藏的矛盾馬上就暴露出來了。淮西集團的武人，多半是與朱元璋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都是一群自泥腿子成長起來的統帥。經過戰爭的洗禮，他們有幸存活，脫穎而出，成了新貴，他們瞧不起江南文人。“老子們出生入死，和當今皇上都曾稱兄道弟。你們這些窮酸文人，靠一張嘴就飛黃騰達，沒有資格與老子平起平坐。”而江南文人同樣看不起這些淮西武人，覺得他們隻不過是一群草莽武夫，憑著一身蠻力，靠著與朱元璋的關係而獲得高位。“如果不是我們運籌帷幄，你們怎麼可能打勝仗？”
就這樣，互不相容的兩個集團，開始了漫長的明爭暗鬥。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代表，在淮西集團頗有影響力。他也是最早出來輔佐朱元璋的知識分子之一。本來李善長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左右逢迎，溝通與協調雙方的矛盾，但他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在江南文人的包圍之中，盡量拉攏淮西集團，打壓江南文人勢力。江南的文人自然也不甘打壓，群起抗爭，深受朱元璋器重的劉基自然成為領軍人物。作為朱元璋的開國第一謀士，劉基為人剛直不阿、清廉公正、執法如山，他不會趨炎附勢，也不屑於阿諛奉承。
這一切都逃不過朱元璋的眼睛。李善長同淮西集團一幹人等拉黨結派，已對朱明王朝的統治產生了某種威脅。於是，朱元璋將計就計，利用這種矛盾，在重用淮西集團的同時，又用江南勢力來監視淮西集團，使兩派的矛盾日趨尖銳，借此以鞏固和加強自己的權力。所以在開國伊始，朱元璋在封李善長為丞相的同時，又封劉基為禦史中丞，借以互相牽製。
洪武元年五月，朱元璋到淮南、開封巡視，並布置北伐事宜，命李善長和禦史中丞劉基在南京留守。城中大小事宜，二人協調處理。臨行之時，朱元璋特意囑咐劉基，讓他大膽放手去懲殲除惡，肅清朝廷，對官員的不法之事進行糾正。正巧中書省都事李彬因貪贓枉法，被逮捕起來。李彬為李善長的親信，他的弄權正是在李善長的縱容之下幹的。李善長於是親自去說情，希望劉基能夠賣他幾分薄麵。但劉基堅決不允，並派飛騎稟報朱元璋，請誅李彬以正法紀。這時京城大旱，李善長正在組織人員祈雨，恰在這時，朱元璋同意殺李彬的批文也到來了。李善長問劉基：“在祈求上天下雨之時，可以殺人來衝撞上天嗎？”劉基回答到：“殺李彬，天必雨。”遂殺了李彬。自此，李善長與劉基的矛盾公開化了。
這年秋天，旱情仍在繼續。李善長等淮西集團之人，不斷以天譴為由攻擊劉基。最終，朱元璋借口天不降雨是因禦史台製造冤獄而導致的，遂把巡按禦史下獄；接著又命大臣上書，直言時弊以求雨。一向耿直的劉基，馬上上書朱元璋，他在奏折中說道：“不降雨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因為戰死士兵們的遺孀被集中在一起，又不準改嫁，又不準與家人見麵，數萬名寡婦心中的怨恨凝聚成的陰氣太重；二是死亡工匠的屍骨被暴屍野外，未得安葬；三是把張士誠的降族都編為軍戶，民怨太大。這都有違天意。”朱元璋馬上按劉基的意思，把這些事情辦妥當了。但是十天過後，仍未下雨。劉基的料事如神大打折扣，朱元璋對劉基的能力產生質疑。劉基麵對淮西集團的攻擊，加之朱元璋的不信任，已經嗅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兆了，於是借口妻子去世，而告老還鄉了。在與淮西集團的鬥爭中，劉基甘願敗下陣來。
劉基並未能因自己退出朝廷而遠離是非。洪武十年，淮西集團的另一個代表人物胡惟庸升為左丞相。他同樣是較早跟隨朱元璋的人。加之心胸狹窄，胡惟庸始終沒有忘記得罪淮西集團的劉基。他借口說此地有王氣的征兆，話鋒一轉，說劉基一心想得到這塊寶地，為自己營造墳墓，讓子孫積陰德。本來就迷信的朱元璋聽罷，當即派人逮劉基父子進京。事後劉基雖然保住了性命，但他已經深深感到即將到來的危機。胡惟庸借劉基生病之機，送藥毒死了劉基。作為淮西集團控製大權的絆腳石，劉基一次次地被陷害，最終慘死。這從另一個側麵說明，淮西集團的權力已經膨脹到無法無天的地步，連劉基這樣被朱元璋倚為左右手的人都難逃他們的毒手，其他不附己的大臣的下場便可想而知。
麵對淮西集團勢力的日益膨脹，朱元璋有些坐立不安了。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為了自己的皇位著想，為了朱明王朝長治久安打算，朱元璋深知自己必須要有所行動。既然利用劉基為首的江南集團來製約淮西集團的辦法行不通，留給朱元璋的隻有屠殺一條路可走了。
第六節 大棒政策
徐達
文臣已經在朱元璋高明的手段之下屈服，那麼接下來就該輪到武將了。淮西集團都是與他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好兄弟，他們個個都是朱元璋精心挑選出來的文臣武將。事實也證明他沒有看走眼，這些人文能定國，武能安邦。如果處理不好，一不小心，可能連自己的性命都不保。所以朱元璋非常小心地等待機會的到來。
相傳在大明建立之初，朱元璋大封功臣。並於南京城外一塊空地上，建了一座“慶功樓”，把諸位功臣之像掛於其上。並於建成當天，在慶功樓大宴諸位功臣。諸位功臣都很高興，覺得朱元璋自己做了皇帝，還想著他們，並給予他們這麼大的榮耀。於是在受邀之後，興致勃勃地前往。徐達在家，剛要出門，這時已經告老還鄉並且私交不錯的劉基前來辭行。談話之間，劉基得知徐達將要赴宴，告別之時，他抓住徐達的手囑咐道：“徐兄此去一定要緊跟皇上，寸步不離。”徐達問為何，劉基擺手一笑而去。徐達滿腹疑問地來到慶功樓，正要落座，忽聽門外傳聖上駕到，於是眾人連忙起身迎駕。在起身之時，徐達的手觸到牆上，牆體發出“咚咚”的聲音，徐達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朱元璋把這樓修得十分牢固，一旦有變故，沒有人能夠衝出去。於是徐達一直寸步不離地跟著朱元璋。酒過三巡，朱元璋起身說：“眾卿家繼續暢飲，朕有要事回宮，不能陪大家了。”眾人馬上起身恭送。徐達趕緊跟在朱元璋身後，走了出來。朱元璋問：“徐元帥為何不繼續留下來暢飲？”徐達回答道：“臣要為皇上護駕。”朱元璋道：“不必了。”徐達含淚問朱元璋：“真的一個不留嗎？”此時朱元璋不禁心頭一熱，遂道：“那就隨朕來吧。”君臣一行人剛走出不遠，就看見慶功樓火光衝天，徐達終於逃過一劫。
這不過是一個傳說。如果這些功臣武將真的這麼好解決，朱元璋就不必操那麼多心了，沒準可以多活幾年。但實際情況要艱難得多，劉基的死就充分證明：朱元璋想要解決的對手，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對付的。
從洪武二年到三年，朱元璋先後兩次大封功臣，6人封公，29人封侯，其他身居高官顯位的更是數不勝數。為了表彰他們的功勞，朱元璋給予他們大量的土地、佃戶、奴仆，並讓他們享有政治、經濟等各方麵的特權。朱元璋甚至還特意為他們頒發了子孫世襲的免死鐵券，規定：“除犯大逆、謀反之罪不赦之外，其餘一切罪責皆可赦免。”這表明朱元璋賦予了這些功臣一種不受國家法律約束的特權。可以說，這時朱元璋對待功臣是非常寬容的。
但朱元璋的善意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這些勳臣武將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畢竟是他們冒死讓一無所有的朱元璋登上了皇帝的寶座。現在天下太平了，他們應該享受勝利所帶來的一切財富、榮耀和權力。於是功臣們漸漸居功自傲起來，恃功犯法的事也屢屢發生。朱元璋從起家開始，一向以治軍嚴謹而聞名。但是在明朝建立之後，竟出現了將帥紀律鬆弛，沉湎於酒色的情形。徐達、李文忠鎮守北疆，任人狂飲爛醉，不問防務，湯和嗜酒妄殺、不守法度等。他們的放肆行為，對明初整個吏治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針對功臣武將的有恃無恐，朱元璋曾不止一次予以戒飭。洪武元年，在所有人都沉浸於開國的喜悅之中時，朱元璋就已經為這些功臣武將們指出了全身而退之路。他借漢高祖劉邦的典故來告誡他們：“開邦創業之主，並不是在開始就抱著‘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想法，但像韓信、彭越這樣的人，實在是自作孽，不可活。到了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的，那是因為他們自恃功高，胡作非為，才招致了失敗。你們要引以為教訓。”他又對康茂才等人說：“你們能有今天，不僅是因為你們個人拚殺，更不應忘記軍士們在為你們賣命，不要挾功驕縱，輕視下人。朕今天對你們說的，都是肺腑之言。古代君主都是以權術駕馭臣下，不以誠相待，彼此易生猜疑，故變從中生。今天我直言相告，希望你等引以為戒。不光是你們，還要以朕的話告誡你們的子孫。這樣，你們的富貴才可以同國運一樣長久。”朱元璋的這些話發自肺腑，他希望通過這些話，能夠點醒被勝利衝昏頭腦的功臣武將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