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一切都是徒勞。事態的發展，與朱元璋所期盼的恰恰相反。功臣武將們非但不聽勸戒，而且根本就不把這些放在心上。他們依然故我，任意胡為。這時，朱元璋不由得想起當年邵榮、趙繼祖在三山門的那一幕。邵榮和趙繼祖都是朱元璋在濠州的舊人。特別是邵榮，勇冠三軍，與徐達、常遇春並稱“三傑”。朱元璋對他們非常器重。但隨著他們權力的增長，他們越來越不滿於自己的地位，總是認為自己大材小用。他們在言談中，時不時地流露出對朱元璋的不滿和不屑一顧。至正二十二年（1362），他們甚至發展到與元帥宋國興等合謀叛亂的地步。八月，朱元璋在三門山閱兵，邵榮便設下埋伏，欲圖陰謀殺死朱元璋。也是朱元璋命不該絕，因天氣原因和劉基的警告，朱元璋更換了衣服，由親兵護送從另一條路歸府。事情敗露後，兩人皆被處死。
前車之鑒，讓朱元璋痛下決心。他決定以屠殺的方式，結束功臣武將的肆意妄為。隨著局勢的穩定，如何處理功臣武將的問題被提上日程。首先被拿來開刀的，就是當年溺死龍鳳小皇帝韓林兒的廖永忠。這也怪廖永忠太缺乏政治頭腦，竟拿溺死韓林兒之事作為邀功資本。事關朱元璋隱私，豈能容他？於是，洪武八年（1375），廖永忠被砍了腦袋。接著，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在1370年受封的他，卻在1384年暴死。1385年，大將徐達背生癰，食朱元璋送來的鵝肉而死。這兩人的死都是曆史上的無頭公案。但不管如何，屠殺已經開始了。
此後，對功臣武將的屠殺愈演愈烈。甚至到後來，連朱元璋本人都已無法控製。但朱元璋無怨無悔，今日的殺戮乃是萬世太平的前奏。朱元璋、朱標父子之間的談話表明了這一切。皇太子朱標對於朱元璋的濫殺行為十分不理解，委婉地勸說朱元璋收手。於是，朱元璋便命人把一根長滿刺的木棒拿到太子麵前，讓太子把它拿起來。太子說，這般刺手，如何能拿呢？朱元璋又命人把木棒上的刺全部削掉，問太子道：“現在是不是好拿了呢？為父若不是如此，今後你又怎會天下太平呢？”
第七節 功臣宿將大清洗
胡惟庸
誅殺文臣和屠戮武將之後，朱元璋感受到了空前的專政帶來的喜悅。然而，大臣們沒有預料到的是：零星的屠殺，不過是整個大屠殺的序幕。這時他隻不過是牛刀小試，他要解決的，是整個功臣武將群體。一兩個殺戮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他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備更大規模的清洗活動。
建國之初，朱元璋承襲元製，設立中書省，命李善長為丞相。李善長個人能力極強，每次都能將政務處理得井井有條。朱元璋曾把他比做蕭何，但李善長畢竟不是蕭何。蕭何在遭到漢高祖劉邦猜忌時，可以小心謹慎，甚至不惜自汙其德。但李善長卻做不到這些。他熱衷於權力，對錢財等身外之物更是迷戀，這讓他無法罷手。而且他也有理由認為自己不需要罷手，因為他背後有強大的淮西集團在支持他。因為在戰爭期間，李善長主要負責協調諸將領之間的關係，所以與李善長相交甚密的人很多。加之李善長常年為相，在朝野上下的影響很大。朱元璋要對付淮西集團，首先要對付的就是這個心腹大患。洪武四年，朱元璋果斷地罷免了李善長，以汪廣洋代之。但汪廣洋從才能到性格都無法服眾，相位始終很不牢固。恰在此時，汪廣洋的副手胡惟庸卻漸漸脫穎而出。胡惟庸也來自淮西，與李善長關係很好，得到了李善長等人的支持，而且自身才能出眾，辦事利落，深得朱元璋賞識。不久，胡惟庸便取代了汪廣洋的相位。
胡惟庸對權力的鍾愛，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之善於揣摩朱元璋的心思，深受朱元璋的器重，所以他更加有恃無恐。從洪武六年汪廣洋罷相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發被殺，胡惟庸獨掌中書省大權長達7年之久。在這期間，可以說他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著生殺黜陟之權。在處理一些重大事情時，他甚至不須奏明朱元璋而擅自處理。內外臣民所上密折，他也敢中途截留，將有利於自己的交上去，把不利於自己的扣押下來。許多想求官升職的人，都奔走在他的門下。一時間，胡惟庸門生遍天下、相識滿朝野、走狗多如虱，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勢力。再加上背後有淮西集團做後盾，胡惟庸權傾天下。
可惜，胡惟庸雖然位極人臣，卻不能隻手遮天。總是有些不怕死的官員看不慣他的飛揚跋扈，上章彈劾他。1377年8月，浙江人氏的禦史韓宜上章彈劾胡惟庸和他的同黨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徐節“恃功恃寵，結黨營私，破壞綱紀，擾亂朝政”，要求朱元璋處死他們。朱元璋看過奏章後大怒，立即命人把韓宜關進了錦衣衛。朝臣們都為這個不怕死的韓宜捏了一把汗。但事情的發展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不久朱元璋竟然把韓宜放了。這件事讓許多朝臣們發現：原來朱元璋對胡惟庸也未必就是那麼寵信不疑，隻要有機會，還是可以扳倒他。於是，朝臣們找到了徐達，希望徐達能夠在皇帝麵前反映些真實情況。於是，在一次與皇帝的談話中，徐達就提到了防止大臣專擅的問題。
其實，朱元璋早就對胡惟庸心存戒心。自從胡惟庸在他的縱容下毒死了劉基，他便開始觀察胡惟庸的一舉一動，調查那些與胡惟庸關係密切之人。在洪武十一年三月時，對於胡惟庸的專恣不法，朱元璋曾明確告誡過他：“在舊元統治之時，就是因為中書省專政，什麼事都自己先處理然後再稟告皇帝，造成了元代皇帝昏庸，不了解民情，以致天下大亂的後果，我們一定要引以為戒。”並且命禮部規定奏章格式，禁止奏章關在中書省。但是胡惟庸顯然並未把這個放在心上。
洪武十二年（1379），胡惟庸兒子因酒醉，被一輛馬車無意撞死。胡惟庸聞訊，不由分說便把車夫處死。消息傳到朱元璋那裏，使他對胡惟庸的專橫霸道感到吃驚之極。於是，朱元璋便下令逮捕胡惟庸，要他償命。可是胡惟庸自恃朱元璋的寵信，竟然沒有半句自責，當著朱元璋的麵，直接提出拿錢了事。這更加激起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決心。同年九月，又發生了占城國使臣入貢事件。朱元璋借機把胡惟庸和時任右丞相的汪廣洋一同下獄。兩丞相被同時下獄，這在朝臣們眼裏自然非同小可。於是，那些對胡惟庸懷恨已久的大臣，或是存在著政治投機心理的大臣一擁而上，紛紛彈劾胡惟庸結黨營私、攪亂朝綱。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禦史中丞塗節、商嵩更是告發胡惟庸南通倭寇，北連舊元，意圖謀反，這一下子把問題的嚴重性上升到了叛國的高度。始終觀望的朱元璋總算抓到了機會，於是下令徹底清查，把與胡惟庸有關的一幹人等全部下獄，中書省及有關官員幾乎無一幸免。這還隻是一個開頭。隨著時間的推移，被牽連其中的人更多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久已致仕在家的李善長，被人告發交通胡惟庸。77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其妻女弟侄全家70餘口也被誅殺。此外，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同時坐罪胡黨而死；並且追坐已故的營陽侯楊璟、濟寧侯顧時等若幹人。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仍有靖寧侯葉升以胡黨伏誅，這時距離案發已有12年之久。整個胡惟庸案，牽連被殺的達3萬人之多。
當胡惟庸案的殺戮剛剛停止，洪武二十六年（1393），藍玉案又再次興起。藍玉來自安徽定遠，也屬於淮西集團。他生得十分高大威猛，是常遇春的妻弟，與常遇春一起南征北戰，是一員不可多得的猛將。但藍玉本人也有很多毛病，他不僅貪財，而且十分驕橫。他不但販賣私鹽牟利，還霸占民田。後來，竟然到了私自霸占被俘的元太子妃的地步。這一切都被朱元璋看在眼裏。但是此刻邊境未平，朱元璋離不了他，也隻能暫時容忍。不過作為警告，朱元璋在冊封藍玉為涼國公時，把他的過失刻在了封爵的鐵券上。可是藍玉根本不把這個放在眼裏，依然我行我素。洪武二十三年，為了鎮壓發生在四川西部、原蒙古降將月魯帖木兒的叛亂，朱元璋讓藍玉進京麵授機宜。藍玉與從西北同來的幾員大將一同去麵聖，聽朱元璋安排作戰部署。朱元璋本想把這密令單獨授予藍玉，便讓同來的幾個人回避。朱元璋連說了三聲，竟沒有一個人離開，而當藍玉一揮手，他們便乖乖退出。這讓朱元璋感到極大的威脅。深諳“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朱元璋，絕不能容忍軍隊中出現幫派的現象。洪武二十六年（1393），錦衣衛官員告藍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謀反。朱元璋終於下手了，藍玉被殺，夷三族，坐黨族誅者一萬五千人，其中包括尚書、侍郎、國公、列侯、都督等近20人。
朱元璋通過胡、藍案，明朝的開國功臣幾乎被誅殺殆盡。朱元璋完成了既定目標，又借此把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給廢了，把君主專製下的中央集權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
第八節 反腐倡廉，當用重典
南京孝陵衛
出身貧寒的朱元璋，自小目睹了元朝政治衰敗、官吏貪汙橫行的現實。他對貪官汙吏，有著超乎常人的刻骨銘心的仇恨。所以，在明朝建立後，他對貪官汙吏絲毫沒有手軟，揮舞屠刀對待那些魚肉百姓的貪官。
在朱元璋即位伊始，他就曾對群臣說：“我在民間時，就經常看見貪官汙吏枉法，欺壓百姓，以致民不聊生。最後導致上不行下不效，政令廢弛。一旦遇上災年，便民不聊生，弱者隻好餓死，強者就會落草為盜。”朱元璋在此把元朝的滅亡歸結為貪官汙吏的橫行，把治理貪汙作為一項根本國策來抓。在打擊淮西武人集團和收回相權的同時，朱元璋也在積極地恢複經濟建設。經過元末農民戰爭，他知道，隻有百姓衣食無憂，社會才能安定，國家才能富強洪武四年（1371）十一月，朱元璋向全國發布詔令：“從今以後，對貪贓枉法者一概嚴懲不貸。”並且為貪官的定義製定了嚴格的標準，受贓四十貫的就要被流放，受贓一百貫的要受以絞刑。朱元璋說到做到，據洪武八年韓宜可奏疏的統計，被斥戍帶鳳陽屯種的官吏近萬人，其中，大部分人為貪汙罪。而朱元璋時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措施，莫過於官衙門前所設立的皮場廟。廟裏有一根竹竿，挑著被處決貪官的人頭，在竹竿下則立著由貪官身上撥下來的皮所做成的實草人偶，以此來震懾官吏中仍然心存貪念之輩。由此可見，朱元璋對打擊貪汙受賄的力度，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這樣做，朱元璋還覺得自己的行為不夠嚴厲，又先後在全國發動了兩次大規模打擊貪汙的行動，第一次則為“空印案”。
“空印案”發生在洪武九年(1376)。“空印案”的爆發，與朱元璋所製定的財務月報製度有著密切的關係。財務月報製度是指朱元璋規定各府州縣要把本地方的戶口、錢糧、學校、訟獄等方麵的統計數字以報表形式，逐月上報。由於製度本身的不便，洪武六年便改月報為季報和年報，類似於現在的中期會計報表和年終會計報表。除了地方逐級上報外，各府、州、縣和布政司每年還要將各地情況彙總成年終報表，上報戶部，接受國家審計。在明初，這種國家對地方的財務檢查的要求是相當嚴格的。為了以示公正無私，所彙總數據的準確無誤，所有的會計賬目都要求精確到分厘毫絲。這和我們今天要求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有異曲同工之處。為了保證官員不能從中舞弊，朱元璋還規定了地方賬目與戶部賬目要完全吻合。所以，如果地方的賬目一旦不能與戶部賬目完全一致時，戶部就會駁回，要求地方重新填寫。
遵循這一規定，每年地方都要派專人到京城彙報，並與戶部的賬目進行核對。為了確保公正，地方上報的數據彙總造冊後，須加蓋地方衙門的大印才能有效，以示上報數據與戶部的數據無二。但是，僅靠少數人力就保證數據統計的正確，是不可能的。所以經常會出現地方數據與戶部數據之間有出入。如果這時候要求地方官員返回地方重新填寫，有的人要往返上千裏，乃至萬裏，這樣不僅浪費時間，而且會延誤上報。所以，各地官員們的權宜之計，就是帶上事先蓋好官印的空白文書，以備不時之需。很難確定這種行為是否合法。但是大家都這麼做，又讓人覺得是在情理之中。
洪武九年，這件事情被朱元璋發現了。他對這件事感到了極大的震驚與憤怒。他覺得，自己被各地官員甚至是中書省、戶部的官員欺騙和愚弄了。這樣一群中飽私囊之徒、奸詐之輩，竟當他在開國之初的戒飭為耳邊風。這和掘他大明江山的根基、無視他這個皇帝的存在，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於是，朱元璋下令逮捕了各地方衙門的主要官員，特別是掌印官員，將他們統統處死。有關聯的官吏杖責一百，充軍戍邊。其中包括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他是當時公認的好官。
很明顯，這些被認為是從中漁利的官員們是冤枉的。朱元璋不分忠奸地大興“空印案”，目的就是要殺一儆百，以達到他理想中的懲惡揚善、激濁揚清。在如此大的高壓之下，中書省和禦史台那些官員們，又有誰敢站出來澄清這一切呢？
“空印案”後，終於有一個布衣百姓勇敢地站了出來，上書向朱元璋講述了事情的原委。這個布衣百姓名叫鄭士利，為“空印案”當事人之一，時任湖廣按察使僉事鄭士元的弟弟。在“空印案”中，鄭士元因參與考校錢穀冊數，被係獄。鄭士利的依據就是考校錢穀的冊書，必須是兩縫印，一印一紙不被允許考校錢穀冊數。且各地編造錢穀冊所憑依據在各府縣都留有存根。因此，各地的錢穀之物不管在當地合計，還是到省城合計，都無法作弊。再者，帶空印文書在身上，實為一種權宜之計，朝廷並無法令明確禁止這種行為。現在朝廷突然降重罪於這些官員，不分青紅皂白，就被冠以欺君之罪名，讓人不能心服。
雖然鄭士利的上書把“空印案”的原委講得很清楚，但朱元璋誌在以重典治貪，為後世立下榜樣，來杜絕奸詐之徒，又怎會理這個布衣平民呢？鄭士利上書之後，即被下獄，並嚴刑拷問指使之人。不過，朱元璋自知理虧，並沒有要他的命。但該殺的不該殺的都已經殺了，還能怎麼辦呢？最後鄭士元兄弟倆都被判以重刑，也算是朱元璋對他們“皇恩浩蕩”了。
朱元璋對全國第二次集中打擊貪汙的行動，就是“郭桓案”。
“郭桓案”發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案中主要人物郭桓為戶部侍郎。在這年三月，郭被人揭發，說他夥同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員坐盜官糧。朱元璋十分重視這一案件，下令嚴刑追贓。根據當時刑審案例彙編《大誥》的記載，戶部侍郎郭桓賣放浙西秋糧，應收450萬石上倉。但郭桓等實收數目僅為60萬石，鈔80萬錠入庫，抵200萬石秋糧，這樣就與應收數產生了190萬石的差額。郭桓等便把它分攤到軍衛輸糧上去。黃父、沈原等便私吞了這190萬石秋糧。郭桓本想把他盜賣的這批秋糧，以填補軍衛輸糧虧空的名義張榜公布。但這190萬石又數目過小，他恐怕浙西人民不信，便虛報了700萬石，以三年戍衛輸糧虧空的數目報榜文張貼了出去。假如其餘的倉分與十二布政使司相私通同謀盜賣現在的倉糧，按每次均受賄鈔50萬貫，每次均盜賣190萬石秋糧；再加上如果應征收的各色雜稅，魚鹽等項也都存在這種情況，其數目折成精糧來算的話，就會有2400餘萬石。在這個龐大的數字中，還不包括像承運庫官員範朝宗偷金銀、廣惠庫官員張裕妄支鈔600萬貫的盜用庫存寶鈔金銀的數目。
由以上可以看出，郭桓等人的確侵吞了國家的財產，應該予以嚴懲。但要是照上述所推，則天下諸司皆犯了貪贓之罪，於是這個案子被擴大化了。朱元璋對貪汙行為是深惡痛絕的，對於郭桓這一幹人等的非法行徑，當然是眼裏揉不得沙子的。於是，朱元璋下令，此案必須追查到底，追贓必須追出根底緣由，要順藤摸瓜，無論是六部、布政使司，還是州、縣，或是百姓，隻要涉及，就一概緝拿到案。朱元璋還曾就此對臣下說：“在國家開創之際，像這種害民之奸徒，怎麼能讓他逃脫製裁呢？任何奸臣一定不要放過！”在這種尋根問底、嚴刑逼供的追贓辦法下，六部以及各直省的大部分官吏，全部牽連了進去。因為擴大麵非常之廣，所以一些富室，特別是江南的一些富室巨甲，也都被牽扯了進來。
整個“郭桓案”下來，郭桓本人於五月被處死，包括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誌等高級官員也被牽連在內，幾個部的尚書及侍郎以下的官吏數百人也被全部處死。其他被涉及的各直省官吏，被逮捕判刑處死的達到數萬人。凡是被認為窩藏贓物的中產人家，也大抵破產了。
“郭桓案”是一場比“空印案”牽涉麵更廣的血案。它延續了“空印案”的作用，也達到了“空印案”沒有達到的效果。朱元璋通過“郭桓案”，不僅打擊、震懾了貪官汙吏，而且，他也借此機會打擊了地方豪強富甲。因為，這些人平時橫行鄉裏，投機居奇，一旦有一天要是富可敵國的話，便會危害社稷。所以，打擊他們是必要的。尤其是江南這些曾經支持過張士誠的富商巨甲，對於他們更是一個也不能留。
朱元璋在明初對貪汙問題的治理上，是卓有成效的。他以“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的恐怖做法，對貪官汙吏進行整治，使明初清廉之風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明初，從布政使司到府衙州縣，幾乎沒有能買得起馬的官員，隻能以毛驢代步，更沒有人敢乘轎招搖過市。朱元璋打擊貪官汙吏的行動，得到了廣大百姓空前的擁護，也受到了後世統治者們的讚揚。《明史》的纂修者們，對明初的清廉吏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明太祖整治了自元末以來吏治縱弛的現象。針對民生凋敝，采取了以重典厲刑的整治貪官汙吏的做法，使各地官員無不遵守規章製度，守法律己，潔己愛民。明初吏治較元末以來相比，已經煥然一新。
另外，吏治的肅清，客觀上也為恢複農業發展、商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通過整治貪官汙吏，能夠保障農民有一個較穩定的耕種環境，不必為魚肉鄉裏的地方官吏剝削而擔心。在維持自己生計的基礎上，能夠為再生產作出足夠的準備。通過打擊貪官汙吏和與之相勾結的奸商，也保障了商業的正常發展，為商業發展提供了正常的競爭環境，保證商品流通，為穩定全國經濟起了一定作用。肅清吏治，極大地提高了明初政府工作機製的運轉效率，上行下效，為後世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經過明初十幾年的整頓與發展，其社會經濟整體水平已經有了明顯上升。尤其是在江南一帶，已經恢複到元代時的水平，其綜合國力已大大增強。朱元璋懲治貪官的措施，初見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