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國:大明卷5(1 / 3)

第四章 朱家天子們

第一節 務實的“仁宣之治”

明宣宗

隨著成祖逐漸衰老,皇位繼承問題成為困擾他的心頭病。長子朱高熾,按照傳統的嫡長子繼承製,早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14歲的他便被太祖立為燕世子。但是朱高熾不僅性格文雅,而且身形臃腫,在各個方麵都不類於自己,根本就得不到成祖的喜愛。成祖心目中的君主應該像他一樣,能夠以武功定國,次子朱高煦在這方麵頗合他的胃口。不僅身材魁梧,而且武功蓋世,在兩軍陣前斬大將首級如探囊取物,更為重要的是,朱高煦曾三番兩次救過自己的命。從各方麵來說,朱高煦都深得成祖的喜愛。

可惜朱高煦恃才傲物,不滿文臣放在眼裏,結果作繭自縛。在文臣的心目中,他們需要一個溫文爾雅的皇帝,能夠以文治國,在他的帶領下,實現他們夢想中的盛世。麵對把砍砍殺殺放在嘴邊的朱高煦,文臣們一點都不喜歡他。於是滿朝文臣向成祖痛陳廢長立幼之害,支持朱高熾繼位。為了擺脫文臣的聒噪,永樂二年(1404),成祖最終把皇太子的位置給了朱高熾。

此後,雖然成祖不再被繼承人的問題所困擾,但是如何保證明朝能夠長治久安,又讓朱棣坐臥不安。特別是永樂十九年,成祖突然中風,他深感自己所剩時日不多,於是不顧大臣的反對,連續三年對蒙古用兵。為了彌補皇太子功績不足的缺點,他把希望全部放在皇太孫朱瞻基的身上。朱瞻基自幼跟隨成祖長大,深得其寵愛。成祖在永樂九年(1410)又冊封朱瞻基為皇太孫。自永樂十二年(1414)開始,成祖就讓16歲的朱瞻基隨軍出征,讓他熟悉軍務,接受戰火的錘煉。

永樂二十二年(1424),成祖帶著未能掃平蒙古的遺憾,帶著對“肥仔”朱高煦的不放心,在第五次北征的路上逝世了。忍受了近30年煎熬的朱高煦終於即位,是為仁宗。在他和兒子宣宗朱瞻基手中,明朝終於遠離了槍林彈雨的戰爭硝煙,開始朝和平年代邁進,通過父子倆勵精圖治,勤政愛民,明朝走上了正軌,終於開創了明朝建國後的第一個盛世——仁宣之治。

仁、宣二帝在位前後不足11年;相對於延續了270多年的明朝來說,不過隻是轉瞬即逝的瞬間。與太祖、成祖相比,他們既沒有祖輩開疆拓土的氣魄,也沒有異域揚名的壯舉,在威望、才能和治國經驗上,都要相差很多。但正是在這二人統治時期,明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作出了一係列重大調整,一改以往注重軍事的政策,轉而強調以文治國,遂使明朝逐漸從創業階段向守成階段過渡。

仁、宣掌政之後,首先從安撫官員入手,解決以往的遺留問題。經曆了太祖、成祖的肆意屠殺,官員們始終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處在被屠殺的恐懼中。在朝堂上,官員們噤若寒蟬,時時刻刻要看皇帝臉色行事,阿諛逢迎而不敢“逆龍鱗”。這樣固然讓皇帝的耳根清淨,卻也限製了官員為直言進諫。

仁、宣二帝針對這一弊端,一改祖輩輕辱大臣的做法,對大臣采取寬仁的態度。仁宗繼位後不久,就下令寬宥建文諸臣的家屬,每家隻留一名男子戍邊,其餘全部放還為民。宣宗更進一步,凡是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功臣家為奴”的建文諸臣的家屬,通通赦免。不僅如此,仁宗一再宣稱“方孝孺輩皆忠臣”,宣宗也稱他們“忠貞不已,為國良臣”。他們都希望大臣能以方孝孺等人為榜樣,為明朝盡忠。這實際上是為昔日的政敵平反昭雪,從根本上否認了成祖的濫殺。這些舉措,為大臣們解除了後顧之憂,促使他們甘心情願地為皇室賣命。

與此同時,仁宗在用人上起複一批忠直老臣,如被罷免的夏原吉、楊溥等人紛紛官複原職。曆史證明,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明朝的中流砥柱。同時,仁、宣二帝還選任了一批賢臣。況鍾任蘇州知府長達13年之久,為政清廉,一心為民。為解決蘇鬆地區的重賦問題,他蠲免了各種苛捐雜稅,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況鍾幾次升官,都因為蘇州民眾的挽留,而繼續留任。後官至正三品,仍任知府事。顧佐長期任職於監察院,疾惡如仇,執法如山,不論皇親國戚,還是達官顯貴,隻要違法亂政,他都當廷彈劾。時人把他比作為包拯再世。

為了讓這些大臣盡可能地發揮自己的才能,仁、宣二帝還鼓勵大臣勸諫。成祖晚年固執己見,聽不進大臣的直言,朝政一度出現混亂的局麵,賄賂公行。仁宗繼位之時,就下詔要求大臣上言時政之得失,並指出“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惡聞直言,臣下相與阿附,以至於敗”。他敏銳地察覺到,正是由於言路不暢,才導致明朝沒有起色。為了促使風氣的轉變,仁宗特意賜予楊士奇等人“繩愆糾謬”的圖章,鼓勵他們見到政事有所闕失,即用此印密疏上奏。這一政策,一直延續到宣宗時也未改變。皇帝多次下詔,號召群臣上書諫諍,不必有所顧慮,並指出這是報答皇恩的最好方式。縱觀仁、宣兩朝,雖有個別大臣因直言進諫而獲罪,但總體而言,仁、宣二帝在重大問題上還能采納大臣的建議。

在刑法上,這個時期也改變了原來用刑過重的情況,廢除了慘無人道的“宮刑”和“連坐之法”。對於司法的公正性,也一再加以強調,要求官員要秉公執法,不得擅自法外用刑。對於死刑的判決,更是要慎之又慎。而對於貪汙官員,則是進行嚴懲。

在軍事、外交方麵,此朝也一掃成祖好大喜功的作風。鄭和下西洋,雖然顯示了中國的富強,促使遠方國度慕名來朝,但由於航行隻有單純的政治目的,帶不來任何經濟效益,日益成為國家的經濟負擔。正如大臣劉大夏所言:“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從實事求是出發,仁宗在繼位的詔書中,就明令“罷西洋寶船”。

軍事上的窮兵黷武,也被扼製住了。雖然永樂時期五伐蒙古,削弱了蒙古的勢力,鞏固了明朝北部邊防;但是後遺症也凸顯出來。長期征戰,導致軍費開支膨脹,不僅大量消耗了明朝有限的財力,也加重了民眾的負擔。加之災荒連年,在永樂末期,出現了民不聊生的局麵。此外,遠征安南,不僅耗費了大量的軍費,同時新占領的地區也日益成為中央財政的沉重負擔。當時調運糧食的總量,遠遠超過了對南京、北京的數額。就此情況,宣德二年(1427)十月,撤去了交趾郡縣,恢複了原有的宗藩關係。在蒙古問題上,也從戰略進攻變為積極防禦。宣德五年四月,放棄了開平衛(今內蒙古正藍旗東)等邊防據點,收縮戰線,加強重點防禦。這一切措施,雖然使得明朝在疆域上有所縮小,卻有效地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保持了邊疆穩固安定的局麵。

至於經濟方麵,更是仁、宣二帝的主要改革領域。永樂時期,成祖一直大興土木。為了營建兩京的宗廟、宮殿、王府,被役使的工匠數以萬計,民眾更是不可勝數。這既導致國庫空虛,又加重了民眾的負擔。仁宗繼位後,果斷下令,停止了不必要的工程。洪熙元年六月,還召回了所有在外采辦皇家物品的太監。宣德元年七月,“罷湖廣采木”,五年二月,“罷工部采木之役”,停止了大規模伐木。可以說,永樂時期的勞民之舉,大部分都被叫停了,轉而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為了保證這些政策的實施,任用了一大批熟悉財政的專家。例如夏原吉,在永樂時期主持策劃了五次遠征、鄭和下西洋、營建北京等一係列的後勤供應工作;仁宗一繼位,即把因言事入獄的夏原吉官複原職。正是在他的指揮下,永樂以來的國匱民窮的局麵才開始扭轉,逐步走上正常的軌道。

在處理流民問題上,仁、宣二帝也采取了不同於以往的政策。永樂時期賦役繁重,民眾勤勤懇懇耕種一年,到頭來仍不免凍餒之憂,因此大量農民被迫四處流亡。而成祖不僅不加以賑濟,反而用嚴刑峻法加以懲處,強令其回到原籍。直至仁宣時期,還有大臣采取這一暴力手段解決流民問題,如南陽府就派官吏抓捕流民,對於那些回到原籍的流民,追征曆年所欠錢糧。仁、宣二帝並不認同這一做法,而是強調從源頭上治理流民問題,對災區及時而有效地加以賑濟。

通過這一係列政策,永樂時期的戰時體製終告結束,明朝重新步入正軌。不見了金戈鐵馬的殺伐,也看不到了健兒馳騁異域的雄姿,疆域的拓展也就此止步,但人民卻真真正正地從中得到了實惠。不見了猛於虎的苛政,也聽不到了催糧差役的鑿門聲,人民終於可以過上安居樂業的穩定生活。明朝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民眾的幸福,才是國家強盛的終極目的。

第二節 皇帝也是人

明宣宗射獵圖

與太祖和成祖的高壓政策不同,仁宣二帝采取了相對溫和而務實的政策,使得飽經戰亂之苦的人民得以休養生息。而仁宣時期所開創的政治新風氣,讓所有的大臣為之歡欣鼓舞。前後兩個時代的鮮明對比,使仁、宣二帝成為大臣心目中的聖明君主。而後世大臣,麵對一個比一個怠政的明朝皇帝,更加懷念那個君臣和睦的時代,仁、宣的形象變得越來越高大了。然而當我們真正閱讀史料的時候,我們會看到“聖主”光環背後的種種瑕疵。

朱高熾在成祖的陰影下活了20年。為了保住皇太子的位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做事,不給成祖以任何口實。如今苦等了20年,朱高熾終於有機會用臀部親身體會皇座的柔軟舒適了。在戰戰兢兢中度過了花樣年華的歲月,如今他終於可以自己作主,滿足一下個人的私欲。在朱棣屍骨未寒之際,朱高熾就大選秀女,其範圍甚至遠及江浙一帶的建寧,這招來了大臣李時勉的勸諫。李時勉出於對仁宗往日的了解,很自信地認為,他會像先前一樣虛心納諫。可惜他忘記了朱高熾身份的轉變。作為皇帝,大臣對他私生活的橫加幹涉,點到了他的痛處,這是他無法容忍的。當即廷杖,李時勉口吐鮮血,幾欲死去。幸好仁宗去世得早,李時勉得以撿回了性命。即位的宣宗曾親審李時勉,詢問過程後,非但沒有怪罪他,還稱讚他忠心可嘉,不久就讓李時勉官複原職了。宣宗的這種態度,事實上就默認了仁宗私生活的放縱。幸虧仁宗在位時間短暫,他高大光輝的形象才得以保全。

即位的宣宗,喜愛遊山玩水,追求個人享受。他本人才華橫溢,琴棋書畫無所不能。登基後,宣宗經常在春秋時節,與諸大臣登山泛舟,賦詩唱和。此外,他還擅長書法、繪畫,尤其是以山水、花鳥見長。現存的《戲猿圖》、《花下狸奴圖》,手法細膩,頗見功底。宣宗還喜歡把玩瓷器。為了滿足自己對於瓷器的追求,他甚至違背了太祖禁止在瓷器上繪製帝王、後妃、仕女的禁令,對明代官窯瓷器進行大膽的改進。從此,宣德爐在中國瓷器史上寫下了重重的一筆。而太祖害怕子孫玩物喪誌的良苦用心,卻被擱置在一邊。

如果說這裏展現的是宣宗人性化的一麵,那麼他的其他嗜好卻不太符合一個帝王的身份。宣宗頗好歌舞、戲曲,朝鮮的史料就明確地記載著,仁宗與宣宗都喜歡戲曲。當他死後,從宮中釋放出來的教坊司樂工就達三千八百多人。宣宗還喜歡打獵,經常帶著一大群侍從和軍丁,出入於宣府一帶,表麵上冠冕堂皇地打著巡邊、謁陵之名,實際上是為自己遊獵找尋借口。鬥雞跑馬、豢養鴿子也是他的愛好。更為離譜的是,根據野史記載,宣宗還喜歡鬥蟋蟀。為了獲得善戰的蟋蟀,他不惜令太監遠赴江南尋找,甚至用行政手段命令蘇州知府協同專辦。宣宗的嗜好之大,甚至連太後的勸說也不起作用,直到他去世之後,太後才得以把他的玩物一並掃入垃圾桶。從這些記載中,我們根本找不到聖明君主的影子,看到的隻是一個貪圖玩樂的皇帝。宣宗還像他的父親一樣好色。他曾經下詔讓朝鮮進貢少女,並且明目張膽地向太醫索要壯陽藥。一日皇帝召太醫欽謙入見,對他說:“你們南方人精於房中術,我想讓你幫我配製一些壯陽藥。”雖然這被欽謙拒絕了。但從中可以看到宣宗在私生活上也是縱欲無度。

宣宗對於直諫的大臣,也並不是都能容忍的。宣宗繼位之初,召諸大臣入宮一起看戲。這一善意的表示,卻沒有得到大臣們的回應。戶部尚書黃福當場表示:“我生來就聽不懂戲。”宣宗退而求其次,要求一起下棋。黃福再次以不會應對;並擺出一副道德師長的麵貌,勸諫道:“我自幼家教很嚴,隻讀書,玩物喪誌的事情一概不會。”宣宗並未因此發怒,隻不過是一笑了之。當大臣勸諫他不要飲酒貪杯時,宣宗也隻是說:“縱情聲色,固然是安逸的表現;但是古人留下的宴遊之樂,同樣也不可廢。”可是,大臣並沒有因為宣宗的優容而放棄自己諫諍的職責,他們繼續對宣宗的個人生活橫加幹涉,於是宣宗也對大臣舉起了屠刀。有武將李姓者,對宣宗寵愛太監提出批評,宣宗竟然命人割掉了他的舌頭,並關進了監獄。

宣宗的老師也未能逃脫死亡的厄運。宣宗在做皇太孫時,好武事,喜歡騎馬打獵,正是因為這一點,得到成祖的垂愛;而宣宗的老師戴綸、林長懋,卻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認為他不宜荒廢學問而終日畋獵。宣宗繼位後,兩位大臣又先後幾次勸阻皇帝打獵出行,戴綸更是當著滿朝文武的麵直言指斥。這惹惱了宣宗,將其當即處死。林長懋則被關押數十年之久。由此可見,宣宗未能一如既往地實行仁政。

這一切的一切,讓我們看到明朝盛事背後的陰霾。不可否認,仁宣時期在明朝曆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但正是仁、宣二帝本身所具有的這份欲望,開啟了後繼者荒淫的前奏。

但話又說回來,明朝大臣的命實在是太苦了。碰到仁、宣這樣的皇帝,已經是他們不幸中的萬幸了。沒有了太祖、成祖手中經常揮舞的屠刀,也不像他們後世子孫那樣長期怠政,這樣的皇帝已經是不錯的了。更何況大臣本身也有錯誤。他們太過苛求了,朝政要管,連皇帝的私生活也要品頭論足,皇帝完全沒有了自由的空間。畢竟皇帝也是人,他們也有七情六欲。而且仁、宣二帝身上濃重的人情味,也是值得稱道的。

宣宗在與大臣相處過程中,總是不拘小節。宣德四年(1429)十月,宣宗甚至親自來到內閣所在地,與楊士奇、楊榮、楊溥等大臣談經論道。興致所致,他隨手拿出一部經史著作,便與大臣討論書中所蘊含的道理,進而探討治國之得失。天色已晚,宣宗仍然意猶未盡,便設禦宴款待大臣,在席間繼續討論治國方法。對於那些脾氣合得來的大臣,宣宗更是毫不吝惜,賜予大量的禦用之物。如閣臣夏原吉每天都能得到宣宗的賞賜。為了拉近與大臣的距離,宣宗還經常與大臣開玩笑。工部尚書吳中家有“河東獅吼”,他的妻子因為他私自納妾數十人,一怒之下把他告到官府。宣宗知道後並未加以怪罪,隻是在宴請臣僚時,令戲子作懼內戲以笑之。比起另外兩個多才多藝的皇帝——李後主、宋徽宗來說,他並不是亡國之君,這些大臣也該知足了。

第三節 情商極高的英宗

明英宗

明英宗是明朝一位情商極高的皇帝,也是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皇帝,他身兼數個明朝第一: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擁有兩個年號的皇帝,第一個衝齡登基的幼年天子,第一個被俘又被釋放的君主。這些大起大落的事件,伴隨了英宗的一生。

1435年,宣宗帶著輝煌的政績走了,其子朱祁鎮在大臣的簇擁下登上了皇位,亦即英宗。英宗即位時年僅9歲,還不能處理紛繁複雜的朝政。不過他大可不必操心,父親留下的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帝國。還留下了幾位忠誠能幹的老臣,楊士奇(時年70歲)、楊榮(時年64歲)、楊溥(時年63歲)。還有一位太皇太後張氏。這位仁宗的皇後,一直在後台為明朝保駕護航。國事在“三楊”的運作下,前程一片光明。

但三個老頭和一個老太太,對於小皇帝的教育卻相當的失敗。他們根本不顧及9歲孩童的感受,剝奪了他所有童年應該享受的快樂,每天隻是要求他學習儒家經典,學習如何處理朝政。從正統元年(1436)二月開始,他們便為英宗設立了專門的課堂——經筵,為英宗講解儒家經典。首先從《尚書》、《大學》開始,講官把書中深奧的含義翻譯成白話文,告訴英宗書中所說的事情是什麼樣的,然後陳說大義,讓英宗能夠從中體會到治國的道理。10歲的英宗,連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聽到這些高深的道理,無異於天方夜譚,根本不知所雲。他們的教育方式,完全不能引起小皇帝的興趣。而宮中太監王振卻一麵教英宗識字,一麵和他玩耍,扮演著集師、友、仆於一身的角色。他被英宗親切地稱作“王先生”,是小皇帝真正的知心人。他事實上彌補了英宗缺失的父愛。

與後世汪直、劉瑾、魏忠賢等專權太監不同,王振是儒者出身;他參加過科舉考試,雖未能高中,但憑借著自己的本事,他卻充當了學官,負責教導其他儒生如何讀書。永樂時期,王振不甘心如此平淡地過一輩子,於是淨身入宮,碰碰運氣。事實證明王振沒有選錯,雖然他的文化水平在眾多讀書人中無法脫穎而出,但到了宮中卻變成了鶴立雞群。正是這相對不錯的才學,讓他深得宣宗信任,命其為太子陪讀,這成為王振夢想成真的起點。他作為英宗的啟蒙老師,與太子朝夕相處。他使出渾身解數,以迎合少年太子的心意。太子對王振自然也是尊重、愛戴,乃至於言聽計從。兩人終日形影不離。

英宗剛即位,王振身上便出現了專權的苗頭。太皇太後張氏為了不讓王振對英宗產生惡劣影響,引導皇帝學壞,有一次險些處死王振。正統元年(1437)正月,張太後召集三楊,以及英國公張輔、尚書胡濙於便殿,鄭重其事地對英宗說:“這五個人是國之重臣,你製定的任何一項政策,必須得到他們的認可,才可以實施。”接著又把王振叫來,怒斥道:“你一直在皇帝身邊胡作非為,今天要賜死你。”但這次小皇帝不惜帝王之軀,下跪為王振求情,苦苦哀求祖母不要殺王振。張太後不忍自己的愛孫傷心,便放了王振。由此可見,英宗對王振的感情非同一般。後來,小皇帝還曾給王振一道敕書:“朕自在春宮,至登大位,二十幾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讚輔,克盡乃心,裨益實多。”向世人宣告了王振幾十年如一日地侍奉皇帝,盡心盡力。這就是王振在英宗心目中的形象。

雖然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王振開創了明朝太監擅權的先例。利用英宗對他的信任,王振毀壞了朱元璋所立的“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的祖訓鐵牌,幹預朝政,公開納賄,並對“土木堡之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英宗曾也因此一度失去皇位。但英宗對王振卻毫不記恨,反而在“奪門之變”後,在智化寺為王振舉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動,將其祠堂命為“精忠”。這一舉措充分地表明,英宗根本不計較個人得失,而是一個重情重義之人。我們固然可以說英宗昏庸無能,不辨忠奸,不過又有幾個人沒有被親近的人欺騙過?自幼生長在充斥著謊言的皇宮中,英宗又怎能不上當?

英宗不僅對父親一般的王振表現出超乎常人的感情,對於自己心儀的女人,也是感情真摯。正統七年(1442),英宗和比他小一歲的錢氏結婚。並立其為皇後。英宗為人親善,對妻子愛護有加,錢皇後也是對英宗情深意重。“土木堡之變”前,錢皇後百般勸說英宗不要親征,但英宗沒有聽從妻子的建議。結果土木堡之役中明軍大敗,數十萬戰士慘死沙場,英宗本人遭俘。消息傳來,錢皇後悲痛欲絕。她拿出自己全部的財物湊夠巨額贖金,請求瓦剌放還英宗。

錢皇後的珠寶首飾送進了軍營,但英宗卻遲遲未歸。軟弱的錢皇後麵對這樣殘酷的事實,隻得為英宗哭泣、祈禱。日複一日,月複一月,眼淚哭幹了,一隻眼睛竟然瞎了;長期臥地,雙腿受寒,一條腿也瘸了。昔日的白天鵝,成為了醜小鴨。也許是她的真心感動了上天!一年後,在大臣於謙等人的努力下英宗被瓦剌放還。此後,英宗和錢皇後被幽禁在南宮。高大雄厚的宮牆、冰冷堅硬的鐵鎖、淒涼幽暗的房屋,伴隨英宗夫婦度過了七年歲月。其間,錢皇後堅貞不渝地守著英宗,百般勸解失意中的丈夫。錢皇後甚至用自己的針線手藝來為英宗改善生活。

景泰八年(1457),英宗通過“奪門之變”重新登上了皇位。錢皇後沒有能給英宗生下一男半女,可是英宗並沒有嫌棄她。皇帝沒有子嗣,關乎國本;皇後因此被廢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朱祁鎮的表現,令人看到了古代帝王中少有的溫情。駕崩前,英宗怕錢皇後受委屈,還留下遺命:“錢皇後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

“土木堡之變”雖令英宗名聲掃地,殺死功臣於謙的舉措更為後世所唾棄,但英宗的所作所為,對得起恩師、妻子,可以說他是一個情商極高的人。臨死前,英宗還下達了一道讓天下人歎服的詔令,禁止嬪妃殉葬。並且要求今後的曆代子孫都要遵守。這一道諭旨,挽救了無數無辜女子的生命,簡直是上蒼賜給人間的福音。朱祁鎮用這一“千古絕唱”,譜寫了自己的生命中最後的樂章。

第四節 過渡政權中的景帝

明景帝

明景帝是明英宗惟一的弟弟,是他收拾了英宗土木堡之變的爛攤子,是他將英宗從蒙古人手中救回,也是他成了英宗兩次執政之間的過渡者。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人生,讓我們永遠記住了他。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也先率蒙古大軍入寇,邊關告急。不懂軍事的王振,好大喜功,不顧群臣的反對,慫恿英宗親率50萬大軍北征。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變”發生,英宗被俘;隨軍大臣,自太師英國公張輔、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而下50餘人、200餘名高級將領,均死於亂軍之中;幾十萬士卒也命喪黃泉。更為重要的是,王振把整個明朝拖到了滅亡的邊緣。蒙古鐵騎的兵鋒日益進逼北京。皇帝被俘,國家將亡,所有人不禁聯想起導致北宋滅亡的“靖康之變”,明朝上下亂作一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