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寬厚的父愛未能持續太長時間，武宗14歲那年，孝宗就去世了。留給他的，不僅僅是好一個大明江山，還有一群老成持重的托孤大臣。由於孝宗在駕崩前曾說過：“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須常勸之讀書，輔為賢主。”這些托孤大臣拿著這把尚方寶劍，強迫武宗學做一個好皇帝，每天埋頭處理堆積如山的軍國大事，全然不顧身為孩童的武宗的感受。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年，每天所聽所談，都是一些枯燥無味、頭緒紛繁的國家大事，還要忍受大臣們喋喋不休的教誨，這讓武宗絲毫感覺不到身為萬民之主的樂趣。
大臣們不理解武宗孩子的心思，太監們卻懂得如何取悅他。在他身邊，聚集了一群陪他玩耍的太監，踢線球、捉蟋蟀、趕兔子，讓武宗享受著即將遠去的童年。這對於稚氣未脫的孩子來說，無可厚非。可大臣們卻是如臨大敵，認為這些太監引導皇帝誤入歧途。在正德元年十月，以韓文為首聯名上書，請求武宗把他最親信的八個太監一網打盡。這下小皇帝可急了，這些太監死了，生活中僅有的快樂也就沒有了，做皇帝又有什麼意思呢？於是，武宗拿出了皇帝的威嚴，不僅沒把這八個人法辦，還故意提拔其中的劉瑾為司禮監太監，馬永成為東廠提督，穀大用為西廠提督。麵對武宗的無理取鬧，韓文也拿這個小皇帝沒辦法，一氣之下告老還鄉。“這一仗”的勝利，讓武宗明白了皇權的強大，也看到了大臣們的軟弱。從此武宗迅速地墮落，而且還十分幹淨徹底。
武宗先是以天寒為由，把專門為皇帝上課的“經筵”給免了，後來索性連早朝也不上了。即使在大臣的堅持下，武宗被迫上早朝，也要等快到正午時分，才能接受大臣的朝見。由於站立時間太長，以至於侍衛都橫七豎八地坐臥在地，年老的大臣也不顧尊嚴，坐踞於朝堂，“棄杖滿地”。神聖莊嚴的朝堂上混亂不堪，一片狼藉。到了後來，竟然發生早朝在夜間舉行的怪事。正德十一年（1516）正月初一，是傳統的大朝會日。這天，文武百官早早地就聚集在宮外，等待“正旦朝賀禮”的開始。可是，直到晚上宮中才傳出聖旨，讓百官入奉天殿見駕。等到禮畢，已經是深夜時分了。餓了一天的百官蜂擁而出，由於宮門狹窄擁擠，竟然有個名叫趙朗的武將被活活地擠死。
武宗如此之荒唐，大臣們當然不能不理。於是，長篇累牘的控訴、批評，成了大臣們的家常便飯。可是武宗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予理會。據傅維麟《明書》記載，當時經常出現大臣勸諫的情況。麵對大臣的苦口婆心，武宗常常把刀橫在脖子上，企圖以自殺要挾臣下。活脫脫一副無賴的形象！麵對這樣的皇帝，大臣又能做什麼呢？泉下有知的朱元璋，如果知道自己的子孫是這副模樣，不知道他是否會後悔給予大臣的權力太少了。
武宗就是看到大臣們軟弱這一點上，更加肆無忌憚地玩樂。他每日騎著馬，拿著彈弓，在皇宮中任意馳騁，以彈射鳥雀為樂。或是率領一大群太監為角觚、踏鞠之戲。但隨著武宗年齡的增長，這些已經對他沒有太多的吸引力了。繼位後不到三年，他便在西苑另建了一個豹房；以幾個數層的宮殿為主體，通過密封的長廊相連接。此後，武宗終日在其中廝混，連皇宮都懶得回了。在這裏，到處都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婦女，其中有後宮佳麗，還遍采天下民女、歌女、寡婦，甚至還有孕婦、妓女等。每當武宗出巡時，便命令左右搶掠各地民女、民婦，然後裝車隨行，成為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奇觀。有時武宗本人還親自上陣，如強盜一般，擅闖民宅，強搶婦女。延綏總兵官馬昂的妹妹善歌舞騎射，姿色迷人，雖然已經嫁於指揮畢春，並懷有身孕；但是武宗一聽說，就令太監把她帶到豹房，寵幸有加。他聽說錦衣衛都督同知於永精通房中術，就把他召入豹房同臥，令其傳授秘術。伶人臧賢因為通音律，能作曲，武宗就把他召入豹房。當北京的伶人供不應求時，從來就與勤政無緣的武宗，連忙下詔，急調河南的伶人入京。以至於從河南來的伶人每日以百人計算。
對於貪玩成性的武宗來說，皇宮也許太小了。他仿佛是一隻籠中鳥，被困在小小的圍城裏。武宗更加渴望外麵自由的世界，渴望結束自己囚徒般的生活。於是在太監的慫恿下，他開始微服出巡。熱鬧的市井生活讓他流連忘返。看到街頭的唱戲、耍猴、鬥雞等雜耍，武宗無不像老百姓一樣，擠在人群中，觀看叫好。他還喜歡去民間的酒家，坐在市井之徒們中間，與之喝酒，高談闊論。盡管豹房中已擁有佳麗三千，但他在微服出巡時，仍然不忘尋花問柳。這還不滿足，為了讓妓院更加熱鬧，他把大量的宮女都充實到裏麵，與之胡鬧，喝多了，就夜宿於妓院。在皇宮的外麵，沒有了大臣的勸諫，也不見了冗長拖遝的禮儀，武宗終於得到了自由。甚至，有時他還暫時拋棄皇帝的身份，扮演生活中的小人物。比如，武宗在太監的簇擁下，身著商人的衣服，手中拿著賬簿、算盤，挨家商號與之貿易。這還不過癮，他還故意與商號發生爭吵，派手下人扮作市場調解官，為之解決糾紛。這種新的刺激讓武宗欲罷不能。正德九年，他還隻是夜間微服出訪。到了十年，偌大的京城也容不下武宗的好奇心了。他開始溜到京城外麵，數日不歸。此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十二年，他僅帶了幾個隨從，就跑到今天明十三陵的所在地天壽山，之後更是一路前行。多虧大學士梁儲等人緊追慢趕，才在沙河截住了武宗一行。此次出行，跋涉二百餘裏，曆時近半個月。從此，武宗的出行就成了家常便飯。往往一去就是幾個月，朝中大臣誰也不知道皇帝的去向。沒有大臣在耳邊的勸諫，武宗的足跡所至，西達陝西榆林，北到宣大，東至山東濟南，南及留都南京。
在邊塞的生活，武宗又從中找到了一個新的角色，這就是威風凜凜的將軍。原來他隻不過是在禁苑中操練軍隊，過過禁軍教頭的癮。不久，武宗又把沿邊駐防的正規軍數萬人都招至京師，名之為“外四家”，由江彬統領。又選拔京師駐防部隊的精銳於西官廳操練，由許泰負責。正德元年挑選的官軍則在東官廳操練，由太監張永指揮。武宗本人則親自率領善於騎射的太監，編成一營，號曰“中軍”。這些軍隊，統統都是在宮廷禦苑中操練，當時人形容是“禁內金鼓，音聞遠邇，宮中火炮，聲徹晝夜”。皇家的私人領地，竟成為了演武場。正德十二年，他自封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凡往來的公文，也一律寫成威武大將軍軍帖；連原名也不要了，改名為朱壽。
但紙上談兵的操練，也無法滿足武宗不斷增長的興趣了，他想真切地體會一下戰場上的刀光劍影。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小王子率領4萬多蒙古兵，對明朝的邊境展開淩厲的攻勢，這給了他一展身手的機會。武宗不顧群臣阻撓，親自披掛上陣。此時他手裏隻有六萬人，戰鬥前期，形勢對於明軍極為不利，一度被蒙古軍分割包圍；武宗見狀，親率軍隊援救，才使明軍得以解圍。雙方共經曆了大小百餘戰，他甚至還手刃了一名蒙古兵。蒙古小王子自度難以取勝，引兵西去。這就是所謂的“應州大捷”。而實際上，蒙古兵隻死了十六個人，武宗則是以明軍幾百人傷亡為代價，滿足了自己一時的私欲。為了慶祝自己的勝利，他又在大將軍的基礎上，給自己加封為鎮國公，令兵部存檔，戶部發餉。還特意在宣府修建了豪華府邸，稱之為鎮國公府；又把北京的珍寶、美女轉遷至此，親切地稱之為“家裏”。而且武宗特意下詔，任何大臣不準踏入宣府一步。在這裏，他再也聽不到大臣們喋喋不休的勸諫，為所欲為，樂不思蜀。北京的繁華，卻抵擋不住邊塞的風情。
武宗還處在北征勝利的興奮中。同年六月，南方寧王朱宸濠造反的消息又傳到了他的耳中。武宗再次下詔親征。然而不巧的是，當他剛出北京，到達河北涿州的時候，王守仁平定叛亂的捷報已達禦前。但是這卻不能阻止武宗南征的腳步。他隱匿捷報，繼續南行。正德十五年七月，武宗在南京上演了一場鬧劇。他身著戎裝，將被俘的朱宸濠等人卸去枷鎖，置於萬軍之中；然後武宗若有其事地鳴金擊鼓，向束手待斃的朱宸濠等人發起進攻，將其重新捆綁起來，打入囚車。武宗以此將平定朱宸濠的功績全部攬到了自己身上，而此時距離王守仁平定叛亂的時間已有一年多了。
在南巡的歸途中，武宗獨自駕駛小舟至江中垂釣，不慎船翻落水。曆經此難後，其健康情況日益惡化，沒過幾個月就病死了。縱觀武宗時期，明朝政局的混亂，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武宗自己不理朝政，卻任用了一堆小人，劉瑾等太監先後弄權。在劉瑾當權時，各地的地方官到京述職，都要孝敬劉瑾，每省至少二萬兩。錢不夠，則向北京的富豪借貸，待回到地方任職時，拿官餉數倍償還。朝中正直的大臣不是憤然辭官，就是被迫退休，或是含冤而死。留在朝中的，隻剩下焦芳、劉宇等趨炎附勢之徒，極盡諂媚之能事，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而不顧國家前途和人民的生死。
就武宗本人來說，他一生所行之事多荒誕不經，為後世所詬病。然而換一個角度看，武宗的行為也是值得原諒的。畢竟，明朝皇帝的生活空間實在是太狹小了。清朝皇帝不僅有一個皇宮，還有頤和園、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等。清朝皇帝的生活也是豐富多彩的。秋天他們便遠離皇宮的束縛，到木蘭圍獵。康熙帝、乾隆帝都是六次南巡，耗時之久、費用之高，這是武宗望塵莫及的。當我們對於這些清朝皇帝保持寬容的時候，我們是否也能給予武宗一些同情。就武宗所作所為來說，並無大惡。我們可以看到，他喜歡微服私行，扮演市井小人物的角色，追求普通人的生活。他深通佛經，給自己取了一個“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的法號。他尚武，稱自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為了顯示自己老成持重，不到30歲他便自號“錦堂老人”。他還經常與臣僚一起用膳，乃至於猜拳行令，完全沒有君尊臣卑的觀念。南巡途中，他所乘龍舟被撞也不加追究，顯示出寬厚大度的胸懷。凡此種種，把專製皇帝頭上的光環蕩滌殆盡。
在他一生的追求中，他善於扮演各種角色，卻惟獨沒有皇帝這個身份的位置。
第八節 盲目信道的世宗
明世宗
1521年，遊戲人生的武宗走到了生命的盡頭。諷刺的是，一輩子與女人打交道的武宗竟然沒有留下一個後代繼承祖先留下的基業。老成持重的首輔楊廷和為了避免明朝再次被武宗這樣的無道昏君所統治，與其他大臣們在武宗的近支宗親中尋找接班人。遠在湖北安陸的興獻王朱厚熜，也就是後來的世宗，逐漸走入了他們的視野。理由是《祖訓》中有“兄終弟及”的規定，而武宗僅有的一個親兄弟夭折，朱厚熜是最年長的堂兄弟。
更為重要的是，朱厚熜是位溫文爾雅的儒者，符合大臣們的要求。此時，作為獨子的朱厚熜，正在為1519年去世的父親守孝。雖然他年僅15歲，但已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父親興獻王朱祐杭“嗜詩書”，生活節儉。在父親的熏陶下，朱厚熜自幼熟讀史書，通曉禮儀。加之個性倔強，遠非別人所能輕易擺布的。而在楊廷和的想像中，朱厚熜隻不過是一個偏居湖北，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懵懂少年。正是由於楊廷和的這一致命錯誤，導致了他的失敗。
從正德十四年四月開始，君臣之間就圍繞著“大禮儀”展開了權力鬥爭。大禮儀是指確定世宗親生父親興獻王朱佑杬尊號的爭論，因係朝廷禮法之至大者，故名之。以首輔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為首的朝臣主張尊孝宗(武宗父)為皇考，朱佑杬為皇叔父；年輕的官員，以觀政進士張璁、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為首的投機分子則迎合上意，議尊朱佑杬為皇考。雙方爭論激烈。
世宗為了自己的父母之情，麵對朝臣的步步進逼，最終以退位歸藩為要挾迫使楊廷和等人就範。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本生父母稱興獻帝後，但不讓加“皇”字。此後，情況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從嘉靖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七月，張璁、桂萼等人又先後提出在興獻帝後之前加“皇”字，以及取消“本生”二字的建議，將權力鬥爭進一步升級。經過左順門事件，反抗的大臣們在世宗的棍棒下屈服了。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世宗追尊親生父母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後”。沒有了大臣們的呱噪，同時在投機者的慫恿下，世宗在“大禮儀”的問題上變得肆無忌憚。嘉靖四年四月，向淵清請祀世宗生父於太廟。太廟是祭祀朱元璋等明朝皇帝的地方，興獻王從未當過皇帝，這實際上意味著完全不承認入繼孝宗的事實。五年，世宗又於太廟之左建世廟，供奉興獻王的靈位。十五年，改世廟為“獻皇帝廟”。十七年，尊生父為睿宗，附於太廟。二十四年，世宗又改變了太廟中神主的位置，按照古代的昭穆順序，睿宗的位置竟然被排在武宗的前麵。至此，世宗生父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位，極大地滿足了世宗的心理需求。
“大禮儀”給世宗留下了永不磨滅的記憶。通過大禮儀，也目睹了大臣們假“仁孝禮義”之名，而行結黨謀私之實。前有楊廷和倚老賣老欲行專權故事，後有張璁、桂萼之流投機得幸，得勢後打壓異己的行徑。接連上演的這一幕幕卑劣場景，讓世宗對大臣異常輕蔑。此後，世宗對群臣的相互攻訐不僅不加以製止，反而作壁上觀。在大臣麵前，他總擺出一副恩威並施、高深莫測的形象，動輒拿寵臣開刀，讓所有人都摸不透自己的心理。
而“大禮儀”對世宗更大的影響則是，世宗明白了皇權的威力，在享受過了與臣下鬥其樂無窮的美妙感覺後，世宗想到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如何才能讓這種生活無休止地延續下去？他找到了一條“捷徑”：崇奉道教。起初世宗隻不過是興趣所至，後來愈陷愈深，甚至達到“諸有利國家事，一概歸功於奉玄”的地步。
明朝皇室一直存在著崇奉道教的傾向。太祖朱元璋雖然在洪武改元後，下令罷黜左道異端，對道家並不信任，但他本人也曾服用丹藥，並在洪武二十四年派人尋訪大名鼎鼎的張三豐而不可得。成祖以後，崇奉道教的思想日趨明顯。成祖就宣稱玄武真君曾經顯靈，助他在靖難之中取得勝利；並為之在北京和武當山重建廟宇，加封玄武真君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對之崇敬有加。世宗的父親興獻王也是頗好方術，這在世宗幼小的心靈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世宗繼位不久，就顯示出他對於道教的偏好。嘉靖二年，世宗在太監崔文等人的誘導下，在宮中到處建醮，後經楊廷和的勸諫而一度取消。但隨著世宗的身體日漸虛弱，他對道教越來越熱心。世宗自幼多病，從湖北來到北方後，由於水土不服，生病更成為家常便飯。嘉靖元年大婚以後，症狀有所加重，氣弱易喘，時常咳嗽傷熱。宮中太醫使盡渾身解數，世宗的身體仍然不見好轉。嘉靖三年，世宗征召江西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進京。此人鶴發童顏，一派仙風道骨，自稱能祈雨召鶴。世宗對他充滿了好奇心，令其入主顯靈宮。不久邵元節的法術應驗，從此世宗對之寵幸有加。邵元節主張通過靜修來治療疾病，他在初期以“主靜”二字教導世宗，世宗很快“卻病延年”，身體有所起色。
身體強健後，另一塊心病又讓世宗心煩不已。這就是身為皇帝多年，竟然沒有一個子嗣。上有武宗故事，下有群臣虎視，這讓世宗承受了莫大的壓力。從嘉靖九年開始，世宗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求子的事情上。在術士的建議下，世宗在禦花園的欽安殿建“祈嗣醮”。齋醮是道教設壇祭神的一種儀式，要設供品，獻表章，祈神靈保佑。諸大臣也十分配合，禮部尚書夏言親自充當醮壇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詞導引官，翟鑾等文武大臣更是輪流進香。在求子的問題上，君臣之間頭一次達成空前的默契，大有皇子不生、誓不罷休的架勢。可是後宮仍然沒有傳出半點喜訊。由此大臣喻希禮等人先後上言，皇子降生不是靠齋醮，而是要行仁政。世宗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是自己心不誠，於是把這些大臣全部發配了邊疆。
不知道是“皇天不負有心人”，還是“無巧不成書”，經過多年的齋醮，嘉靖十五年，三十歲的世宗竟然生下了一個男孩；此後後宮不斷有喜訊傳來，又有兩個皇子先後降生。這讓世宗大喜過望，把“卻病得子”的功勞完全歸功於道教，對道教深信不疑。世宗為自己起了一長串的道號，第一次是“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他嫌這個道號字數太少，於是再加道號為：“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後來，他又第三次給自己加道號為：“天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道號字數如此之多，不僅在世俗之人中無與倫比，即使在道教神靈中也極為罕見。這還不算，世宗還給自己的父親加道號為“仁化大帝”，母親為“妙化元君”。
隨著世宗癡迷於道教，一幕奇怪的景象出現了：身披道衣的各色人等，如串門般地頻繁出入於皇宮之中。這裏有像邵元節這樣的正道人士，更多的則是旁門左道的術士。他們希望如同“議禮”取富貴一樣，把進獻方術當成邀寵的捷徑。於是，這些道士鼓吹長生來引誘世宗，修煉方法更是千奇百怪，修煉、禱祀、服藥，甚至講求房中術。深信不疑的世宗，漸漸地失去了基本的辨別能力，全身心地投入了修煉之中。嘉靖十八年九月，世宗甚至棄國事於不顧，讓當時年僅四歲的皇太子監國，自己則在宮中跟隨方士段朝用靜修攝術，並杖死諫阻的大臣楊最。後來雖然放棄了這個怪念頭，但對房中術以及煉丹產生了異常的興趣。世宗廣招童女入宮，一方麵行房中術，以求滋陰補陽；另一方麵則用童女的經血煉“先天丹藥”。這種非人道的做法，引起了宮女的反抗。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十幾個宮女在楊金英的帶領下，乘世宗熟睡之際，用黃綾幾乎勒死世宗。隻是由於宮女在慌忙之中打成了死結，世宗才免於一死。大難不死的世宗並未由此意識到信道的危害，反而大感“天佑神護”，變本加厲地信奉道教。他索性搬出皇宮，移居西苑萬壽宮。從此世宗再也不理朝政，創下了中國曆史上皇帝不見大臣20年的空前紀錄。
世宗的崇信道教，給明朝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僅一次齋醮，蔬食之費就達到了一萬八千錢。連年累月的齋醮，又不知消耗了國家多少的財富。同時，世宗為了表示自己的誠心，還在各地大建道觀。僅北京一地所建的宮殿，每年就要花費二三百萬錢。以武當山的紫霄宮為例，明成祖時期就已達160間；嘉靖帝還嫌不夠，將其“擴大至八百間”。為了營建道觀，世宗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更深遠的影響則反映在政治上。經過大禮儀，世宗對大臣采取不信任的態度。大臣們為了獲得高官厚祿，紛紛以信道而諂媚世宗。詞臣顧鼎臣迎合帝意，進《步虛詞》，大得世宗賞識，超擢為禮部右侍郎。群臣群起效尤，紛紛向世宗進獻青詞。青詞，是道教齋醮時獻給天神的奏章祝文。由於是在青藤紙上用朱筆書寫，所以稱之為青詞。當時的詞臣李春芳、嚴訥、郭樸、袁煒等，都是通過進獻青詞而得以位至大學士的，時人譏之為“青詞宰相”。就連頗有才幹的首輔夏言，也回避不了流俗，成為撰寫青詞的好手。奸相嚴嵩更是靠寫青詞起家。為了博取皇帝的信任，他甚至不惜犧牲尊嚴，“冠五色道冠，籠以輕紗見帝”。由此，世宗認為嚴嵩是忠臣之首，對之大加寵信。此後嚴嵩執掌內閣十餘年，與其子嚴世蕃總攬大權，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招財納賄。是否善於書寫青詞，成為世宗衡量忠臣的標準。
世宗在位45年，朝政的混亂日甚一日。前為“大禮儀”，後為崇信道教，把朝廷搞得烏煙瘴氣，到後來甚至20多年不上朝。但同時朝中又隻有寵臣而無權臣，權力始終牢牢地控製在世宗手裏。縱觀嘉靖一朝，內閣首輔如走馬燈似的頻繁更換，在大禮儀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張璁、桂萼等人，也得不到長久的信任，屢被罷相。即使在後期嚴嵩入相長達十餘年，世宗也同樣對他保持警惕。嘉靖二十三年（1544），嚴嵩得到了首輔的位置。可是僅僅過了一年，由於世宗察覺出嚴嵩獨斷專權，就罷免了他的職務。嘉靖二十七年（1548），嚴嵩第二次出任首輔，開始長達14年之久的掌權。但這是因為嚴嵩放棄了自己的尊嚴，並不時地揣摩世宗的心意而達到的。到了最後，嚴嵩也未能善終。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藍道行得到了世宗的寵幸。當世宗問他為何天下不能出現太平景象時，藍道行借天神之言曆數嚴嵩的罪行。對嚴嵩長期掌權早有不滿的世宗，馬上勒令嚴嵩致仕。其子嚴世蕃先是被發配邊疆，後來以通倭罪被殺。嚴氏家產全被籍沒，以至於嚴嵩死時連棺槨都買不起。
不過話又說回來，嚴嵩的惡跡，不能簡單地歸因於嚴嵩父子，世宗本人才是罪魁禍首。況且嚴嵩執政期間，並沒有犯過什麼十惡不赦的罪狀。反而，他能以80歲的高齡得到世宗的喜愛，寵幸不衰，確實要佩服他是一個真正會做官的高手。嘉靖四十四年（1565），嚴嵩去世，終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