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氣話卻招來了曆史上最為慘烈的一幕。早已習慣血腥的朱棣馬上動手，將與方孝孺有關的親屬全部抓了起來，是為九族，此外還有他的門生朋友等一並抓拿歸案。行刑的時候，朱棣特意命監斬官將要殺的人一一帶到方孝孺的麵前，希望方孝孺求饒。方孝孺不為所動，於是一個個他熟悉的麵孔紛紛倒在了血泊之中。到了方孝友就刑時，麵對年輕富有才華的弟弟，方孝孺才留下一行眼淚。方孝友隨口賦詩勸慰道：“阿哥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夢魂依舊到家山！”在十族誅殺殆盡後，方孝孺自己也被淩遲處死。整個殺戮中，共有873人被殺，另有1000多人被發配充軍。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誅十族”。
除方孝孺以外，齊泰與黃子澄兩家也被族誅，僅黃氏一家就死了族人65人，親戚280人。兵部尚書鐵鉉（1366－1402）在靖難之役中固守濟南，是朱棣最大的敵人。他被俘到南京後，鐵鉉同樣寧死不屈，在朝堂之上，始終背對著朱棣，不肯回頭。當他的耳朵和鼻子被割了下來，鐵鉉仍然不肯回頭。殺得興起的朱棣竟然命人把從他身上割下的肉烤熟了之後，喂給鐵鉉吃，還問道：“甘否？”鐵鉉的回答則是：“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怒不可遏的朱棣將鐵鉉淩遲處死，並將他的屍骨放入鐵鍋熬之，讓他屍骨無存。禮部尚書陳迪當朱棣登極之時，在朝堂之時大罵，讓朱棣當場下不來台。朱棣命人把他的兒子殺掉，並割其鼻舌，強塞給陳迪吃。陳迪罵越厲最終被淩遲處死，親屬被發配充軍的人數達180人。
右副都禦史練子寧，被逮到朝堂後，仍然罵不絕口，朱棣“命斷其舌”，滿臉是血的練子寧把手探入口中，用鮮血在地上大書建文帝安在的幾個大字，也被淩遲處死。家族被殺者達151人之多，親屬被發配遠方的達數百人。左僉都禦史景清，假意投誠，卻身上暗藏利劍準備行刺。被發現後，罵不絕口，當牙齒被硬生生地掰了下來之後，史景清仍然罵聲不止，含血噴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剝其皮”，以草實之，並把他的骨肉碎屍萬段。後來朱棣一直心神不寧，懷疑是史景清的鬼魂作怪，於是派人到他的家鄉，把與他有關連的鄉鄰都抓了殺掉，以至於原來生機勃勃的村莊變成了廢墟，俗稱“瓜蔓抄”。
這種慘烈殉難或合家被殺的例子還有很多。南京陷落前因為不肯為朱棣賣命而逃遁的官員多達463人，他們中間大約有100多人被逮殺。以清人穀應泰編寫的《明史紀事本末》為例，書中專門列了“壬午殉難”一節記述這些剛烈之士，竟然列舉了70條之書。內容令人毛骨悚然，不忍猝讀。在漫長的曆史中，任何一次改朝換代都不及這次慘酷，這不能不說是明朝的一大奇聞。家族之爭竟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回響，有這麼多人慘烈殉葬，我們又如何不對這些錚錚鐵骨的文人表示一下我們崇高的敬意？
大約朱棣自己也感覺到自己血腥太重，在南京居住的每一個晚上，那些慘死在自己手裏的文人形象一直徘徊在腦海，揮之不去。朱棣在南京呆不下去了，開始準備遷都北京。
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改“北平”為“北京”，作為陪都，並著手遷都北京的準備工作。為了讓北京盡早從戰爭的創傷中恢複，永樂二年，明成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規模地移民屯田，五年之內減免賦稅。把戰亂之後形成的大量流民組織起來，到北京一帶去種田。一些軍士也被放歸北京鄉裏種田。他甚至還下令釋放囚徒，把他們安置在北京周邊地區務農。又實行了一些優待政策，例如免費提供耕牛和種子等。就這樣，北京地區逐漸地繁榮起來。
永樂五年，徐皇後病逝。明成祖並沒有把她安葬在當時的首都南京，而是在北京附近的昌平為她建造壽陵，這就是今天北京十三陵中的長陵。永樂十一年，他將徐皇後安葬在這裏後，長陵仍在繼續營建，永樂十四年才宣告竣工。後來明成祖駕崩後，也安葬在了這裏。
永樂十四年（1416），明成祖命令文武大臣討論營建北京城的方案。第二年，他任命泰寧侯陳珪為營建北京的總指揮，前後從全國各地招來20多萬工匠、上百萬的民工，還有難以計數的軍隊。經過多年的修建，北京宮城與皇城終於基本建成。永樂十八年（1420），明成祖正式將京城遷往北京，原京城應天府，改名為南京，作為陪都。
從此成祖徹底地擺脫了那些糾纏自己的陰魂。而明朝的文人們也從此轉移了陣地，在北京繼續上演著一幕幕悲喜劇。
第四節 “三楊”的故事
楊士奇
當一批批文人為了建文帝紛紛拋頭顱、灑熱血的時候，還有一些年輕的文人卻毫不猶豫地投入了朱棣的懷抱。楊士奇(1365—1440)、楊榮(1371—1440)、楊溥(1373—1446)，此三人合稱“三楊”。“三楊”都出自建文帝時期的翰林院，踏著方孝孺等人的鮮血，他們在永樂朝升任內閣大學士，開始了他們的表演。仁宣時期，在擺脫了以武治國的朱棣後，他們才真正施展其才能。此間，三人恪盡職守，深合皇帝心意，為“仁宣之治”的開創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宣宗駕崩，三人又輔佐幼皇英宗。但此時“三楊”卻昏庸懦弱，對權宦王振聽之任之，以至王振敗壞朝綱，唆使英宗北伐，釀成“土木堡之變”。真可謂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三楊”在位30年，身上帶有明朝前期這一特殊曆史時期的烙印。“三楊”的宦海沉浮，也具有頗多代表性。他們的思想變化，正是這一時期朝臣心理變化的縮影。
楊榮、楊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的進士，當年便進入翰林院。楊士奇就沒有他們兩人順利了，由於家境貧寒，他無力參與科舉，隻能教授生徒來維持生活。但艱苦的生活並未阻礙楊士奇奮發圖強，他一直滿頭經書，等待著時機的到來。建文元年（1399），朝廷準備修撰《明太祖實錄》，由於工作量大，被迫從社會上征集文人參與編修工作。因為學行出眾，楊士奇也在應征之列。楊士奇以此為契機，以布衣的身份進入翰林院，充當了編纂官。在這裏他得到了應有的回報。建文二年，翰林院王叔英慧眼識英才，推薦楊士奇進入翰林院。
翰林院乃是明朝的育才之地，從這裏走出的都是高官顯爵。這一切都表明，三楊是建文帝看重的人才，他日的棟梁。此時的翰林院人才濟濟，大儒方孝孺、才子解縉、金幼孜等人都在這裏任職。“三楊”在他們的熏陶下，迅速成長。他們本人也盡心盡力，頗有一番報國之誌。尤其是出身貧寒的楊士奇，工作勤奮，深得方孝孺的信任，僅一年便提拔他為翰林院副總裁官，審定各地所上書稿。“三楊”榮膺重任，隻不過是時間問題了。但靖難之役打破了他們平靜的仕途。建文四年（1402）夏，靖難大軍逼近南京。麵對江河日下的建文朝廷，他們必須要做出選擇：究竟是以死報效建文帝的知遇之恩，還是順應潮流投靠燕王朱棣。此時楊士奇37歲、楊榮31歲、楊溥更是隻有29歲，他們正當風華正茂之時，事業剛剛處於起步階段，大好的前途擺在他們麵前，他們還沒有來得及為國家效力，一展身手。讓他們選擇死亡對他們來說，簡直過於殘忍了。更何況他們隻是小官，沒有為建文帝殉難的必要。建文帝與燕王朱棣之間的皇位之爭，隻是朱氏家族內部的權力之爭，並未達到國破家亡的程度。經過深思熟慮，“三楊”與翰林院的眾多大臣一道出城迎降。這一選擇，為他們叩開了未來的大門，但也讓他們喪失了立場。身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三楊”，肯定會為自己未能貫徹忠義，不能實踐殺身成仁的殉道精神而內疚。他們隻能期盼著事業上的建功立業，為自己洗去恥辱。
與“三楊”的選擇不同，翰林院中與“三楊”關係密切的周是修、王叔英、方孝孺等大臣，卻對朱棣誓死不從。“三楊”的好友周是修在燕軍進入南京城後，為了表示自己忠於建文帝，自盡而死。當初推薦楊士奇進入翰林院的王叔英，在南京被攻破時正在外募兵，聽到消息後，悲憤投河而死。對“三楊”有知遇之恩的方孝孺，更因言辭激烈觸怒朱棣，被朱棣誅殺十族，他本人更是遭受了可怕的酷刑。麵對同僚的死難，我們不知道“三楊”作如何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屠刀讓他們對這位新皇帝有了深刻的認識，謹小慎微成為他們的人生準則。
此後“三楊”因迎立有功，不像方孝孺等翰林院同僚一樣“不識實務”，加之自身才華橫溢，從而受到了成祖的信任，很快得以升遷。三人進入事業的第一個小高潮。楊溥於永樂二年（1404）被任命為太子洗馬；楊榮在永樂元年，被成祖命為“侍皇太子講讀”，並負責起給“諸皇孫講學”的責任；楊士奇更是平步青雲，在永樂元年（1402）十一月便被任命為東宮侍講，主要負責皇太子的教育，並破格進入內閣，參與機密。命運把他們與朱高熾捆在了一起。
“三楊”獲得了成祖的青睞，但他們也深深地知道成祖嗜殺成性的性格。在處理成祖交給的任務時，他們小心謹慎，甚至不惜委屈逢迎，惟恐成祖有所不滿。永樂九年（1411），楊士奇主持編修《太祖實錄》。為了迎合成祖，他刪改了大量不利於成祖的內容。在對太子、諸皇孫的教育上，“三楊”也是盡心盡力，口傳身教，深怕有負於成祖的重望。加之太子朱高熾比成祖仁義寬厚，對儒學非常感興趣，政治主張上也與“三楊”十分相近。在東宮教學期間，“三楊”與太子相處得非常融洽。馬上皇帝不能給予他們如魚得水的感覺，而在這位太子身上他們卻看到了希望。從這時起，“三楊”和一批東宮僚屬成了太子朱高熾的有力支持者。但朱高熾的地位不穩，也給“三楊”帶來了無盡的麻煩。
成祖即位後，因為北征和營建北京城，長期留在北京，令太子在南京監國，主管朝政。太子監國期間，嚴懲酷吏，壓製太監，施行了許多仁政。然而，這些舉措在強調“高壓治國”的成祖眼裏，卻無異於“犯上”（大逆不道）。太子與成祖的關係也進一步惡化。次子朱高煦又戰功卓越，性情上與成祖相類，成祖便想廢掉太子另立儲君。作為太子的老師――“三楊”，朱棣自然也就對他們頗為不滿。不要說對其重用了，此時“三楊”的性命都懸於一線。此刻“三楊”已沒有退路，隻有拚死保全太子的儲君之位。楊士奇因一再上言為朱高熾辯解，兩次牽連入獄。楊溥因在永樂十二年成祖北征回京時，迎駕遲晚而獲罪，在錦衣衛獄中關了十年，幾乎喪命。同僚陳善、解縉也相繼遇害。“三楊”和太子在黑暗中熬了十年。終於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他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當月，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北伐途中，病死於榆木川（今內蒙古多倫）。此時與成祖隨軍同行的楊榮沉著果斷，對成祖死訊密而不發，連夜騎馬趕到京城，與在京的楊士奇積極配合，妥善處理了迎喪、即位等重大的事宜，幫助太子朱高熾順利即位。仁宗即位後，立即釋放還在獄中“苦讀”的楊溥，令其官複原職。
此時，楊士奇60歲，楊榮54歲，楊溥50歲。本來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並各具才能的“三楊”，在成祖的高壓政策下難施才華。如今他們已經步入暮年，宦海沉浮二十餘年，“三楊”身上的棱角早已不在。身處皇位角逐的中心，目睹那麼多同僚的死難，讓“三楊”深知臣子身份的渺小。雖然仁宣二帝同他們共患過難，雖然二人也以“仁慈”聞名，但“三楊”仍在以一種近乎“虔誠”的態度侍奉著“神壇上的君主”，在皇權允許的夾縫中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楊士奇為官處事，顧全大局，不計小節，兢兢業業，體恤愛民，主張減免賦稅，縮減官田，審理積案，減汰工役，安撫流民，深受百姓擁戴。同時他慧眼識人，經他推薦的於謙、況鍾、周忱等人，日後都成為了明朝名臣。但楊士奇卻從不因功自傲。楊榮曾多次在宣宗麵前中傷楊士奇；宣宗告之情況後，楊士奇不但不憤怒，反而請求宣宗能夠像信任自己一樣信任楊榮。楊士奇能夠薦人之長，克人之短，不虧為“三楊”之首。
楊榮雖在為人上不及楊士奇，但其思維敏捷，機敏多謀，通曉邊務。他曾跟隨成祖五次出塞。年過六旬，還兩次跟隨宣宗巡邊，深得皇帝信任。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未恃寵驕矜，堅持“事君有體，進諫有方”的本分。
楊溥不像他們二人那樣傑出，且性格內向。但他操守極好，作風低調，每次上朝都沿皇牆而走，以示遵守禮製。他對仁宗忠心不二，出獄後更是勤勤懇懇，成為朝臣的典範。
在“三楊”執掌內閣期間，大明政治清明，海內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現了所謂“仁宣之治”的局麵。這種盛世的取得，“三楊”可謂功不可沒。
宣宗去世以後，年僅9歲的英宗繼位。太皇太後張氏出於對老臣的信任，推舉“三楊”主掌朝政。“三楊”雖然推行了一些對國家有利的政策，穩定了政局，但“三楊”年事已高，不願介入朝堂之爭，希望能夠明哲保身。
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振，於正統五年（1440）七月趁楊榮回鄉掃墓，在朝堂上揭露楊榮接受邊將饋贈良馬的事實。楊榮聽說後羞愧難當，加之年事已高，竟在回京途中憂憤而死。
楊士奇之子楊稷橫行鄉裏，作惡多端，正統八年（1443）又犯下命案。王振借機攻擊楊士奇。這件事對謹慎了一輩子的楊士奇來說打擊太大了，從此一病不起，次年三月就在憂鬱中離開了人世。正統十一年（1446），“三楊”中的最後一個楊溥也因病去世了。至此，王振便更加稱王稱霸，為所欲為，明朝也開始露出衰亡之象。
第五節 於謙“要留清白在人間”
於謙
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爆發，身為國君的英宗竟然被俘，朝中一半的大臣命喪黃泉，幾十萬精銳葬身沙場。這對於以皇帝為中心的傳統社會來說，無疑是國破家亡。消息傳來，所有人不禁想起靖康之恥，徽欽二帝坐井觀天的典故來。明朝要完了成為上至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的話題。在這危機關頭，於謙挺身而出，拯救了瀕於亡國的明朝。
於謙（1398－1457），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在這個以風花雪月為主的城市裏，於謙並未熏染頹廢的時風，而是時刻以為國為民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當其他少年在西子湖畔彈琴吟對之時，於謙卻在西湖湖畔的嶽廟裏徘徊。“精忠報國”四個字深深地印刻在他幼小的心靈裏。除了嶽飛，他還為文天祥的氣節所折服。在他的書齋中，掛有文天祥的畫像，於謙還特意為畫像寫下讚詞：“殉國忘身，舍生取義；寧正而斃，不苟而全！”這成為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標，最終以生命捍衛了自己的誓言。
永樂十九年（1421），23歲的於謙考中了進士，開始了為明朝付出一生心血的曆程。但這一個開端就讓於謙認識到仕途的艱險。起初於謙是會試的第一名，在通常意義上，會試的第一就意味著一甲的狀元、榜眼、探花離他不遠了。但殿試中卻以“策語傷時”（在對策中抨擊時政）的名義，把他置於三甲的第九十二名。這樣的打擊並沒有影響到於謙為國盡忠的誌向。到了仁宣時期，於謙終於得到了一展才華的機會。宣德五年（1430），宣宗親點他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於謙從七品升至三品，此時於謙才32歲，這是莫大的信任。“三楊”也很看中他的才能，每當於謙上書言事時，三楊無不予以批準，給予了他施展才能的自由空間。於謙在巡撫任上長達9年，兩省百姓無不從中受益，把他比作再世的包公。
可惜好景不長，太監王振逐漸把持了朝政。滿朝文武爭相獻媚，更有甚者還剃胡取悅，稱其為“翁父”。正直的於謙，不肯同王振同流合汙，從不向王振送禮。這招致王振的不滿，正統十一年（1446），王振以莫須有的罪名將於謙下獄。河南、山西兩省的百姓紛紛上書為其明冤，就連周王、晉王等宗室也提出同樣的請求。王振無奈，隻得將其官複原職。盡管如此，但是肮髒不堪的朝廷中，已經沒有於謙發展的空間了。
“天生我材必有用”，國難給予了於謙機遇。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爆發，麵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所有的大臣都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於謙站了出來，在擁立景帝、掃除王振餘黨等問題上，於謙處理得有條不紊。他所做的一切，讓大臣們交口稱讚。年逾七十的吏部尚書王直更是動情地說：“事起突然，如果不是你鎮定自若，處理得井井有條，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今日的事，就是有一百個汪直，又能怎樣呢？”於謙的才華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此後於謙被視為社稷重臣，以兵部尚書的身份全權處理軍國大事。當也先率軍直撲北京之時，有些朝臣公開散布悲觀失望的言論。朝堂上大臣徐珵（徐有貞）甚至提出讓出中原，遷都南京。群臣竟默默不語，無人敢言戰守。。這時一個響亮的聲音回蕩在議事堂上：“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勢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於謙用曆史告誡所有的人：北京的安危，才是社稷利益的核心所在。京城沒了，就會重蹈南宋的覆轍！正是於謙的一席話，才堅定了明朝死守北京的信心。
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郕王朱祁鈺繼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以英宗的兒子為皇太子。經曆了一個月的混亂，至此群龍無首的局麵才告結束。緊接著於謙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保衛京城的工作上。他調兵遣將，積蓄糧草，加固城牆，修整兵器，訓練新兵，各項備戰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在於謙的努力下，本已惶恐厭戰的百姓和士氣低迷的兵卒，終於看到了希望，眾誌成城，準備決一死戰。正統十四年（1449）十月十一日，瓦剌大軍兵臨北京城下。也先做夢也沒想到，一個多月前，明朝幾十萬大軍兵敗如山倒；短短地兩個月，明朝軍隊就以新的麵貌得以固守城池。
在經曆了一連串的失敗後，韃靼的鐵騎被迫撤回關外，北京保衛戰，以明軍的全勝而結束。整個保衛戰的總組織者、總策劃者、總執行者——於謙尚書功不可沒。然而，於謙卻不居功自傲。在論功行賞時，於謙功勞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麵對封賞，於謙卻誠心辭讓，他謙虛地說：“這次外敵入侵是我們做臣子的恥辱，哪裏還敢邀功請賞。”當石亨上書保舉於謙的兒子為官的時候，於謙鐵麵無私，在皇帝麵前指責石亨的行為，是假公濟私，要嚴懲嚴辦。
北京保住了，景帝的寶座也進一步穩固了。但迎請英宗歸國的呼聲越來越高，景帝也就越來越怕。國無二主，英宗回國後，自己這個臨時皇帝又要擺在哪裏啊！在討論英宗還朝問題上，景帝和大臣們發生了嚴重分歧。麵對毫不退步的景帝，又是於謙在關鍵時刻出手，他說：“皇位已定，沒有什麼可以商量的餘地，但迎接英宗也是當務之急。萬一也先趁此機會使詐，我們也有借口，不會被天下人恥笑。”這句話既肯定了景帝皇位的合法性，又保證了英宗歸來的可能性。難怪，景帝聽後，高興地說：“從汝，從汝。”於謙話語不多，卻處處說到了皇帝的心坎上。可見，他對帝王的心理洞若觀火。而他卻從不憑此謀營私利，可謂是大明朝的福分。
景泰八年（1457），趁景帝的病重，徐有貞、石亨發動了“奪門之變”，英宗順利複辟。由於徐有貞、石亨因為於謙的正直而與之結怨，於謙的末日到了。他們炮製出於謙、王文等擁立藩王的罪名，當大臣們紛紛勸於謙上書鳴冤的時候，於謙卻很明白時事，說道：“石亨等人要把我置於死地，為自己辯護有什麼用呢？”最終於謙因“意欲”二字而構成罪名，天順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即英宗複辟後的第五天，於謙被送上了斷頭台。同他所景仰的嶽武穆一樣，同樣是莫須有的罪名，同樣是埋葬於西湖之畔，曆史有時會驚人的巧合。於謙死後，“及籍沒，家無餘資。”做到尚書級的高官，竟能清廉如水，豈能不讓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