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錘百煉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首《石灰吟》，正是對於謙一生最好的寫照。
於謙死後，朝廷上發生了一係列的變故。“奪門之變”的功臣石亨自恃有功，大肆培植黨羽，幹預朝政。天順三年（1459）八月，石亨的侄子定遠伯石居心叵測，被逮下詔獄，抄沒家產。四年正月，逮石亨入詔獄，抄家沒產。三月，石亨死於獄中，石彪斬首示眾。另一個“奪門之變”的功臣太監曹吉祥，在天順五年（1461）陰謀造反，被處死。這所有的人都讓英宗想起於謙的忠心為國。而蒙古的不斷侵邊，更讓英宗發現自己失去了一個抵禦外患的將才。英宗漸生悔意，知道自己錯了。但終其一生，他也未給於謙平反。也許，他是想把殺功臣的惡名留給自己，把褒功臣的美名留給兒子——憲宗皇帝朱見深。憲宗繼位後，立即為於謙平反昭雪，於謙終於得到了自己應有的評價。
第六節 文官的權力極限
楊廷和原籍四川新都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的突然去世讓本已混亂不堪的政局更是跌蕩起伏。武宗的猝死讓隻會哄皇帝開心的太監慌了手腳。而更讓他們坐立不安的是，武宗竟然沒有留下一個子嗣，他們隻好向內閣大臣們請示善後事宜。此時楊廷和已68歲，梁儲77歲，蔣冕68歲，毛紀79歲。他們好不容易才捱過武宗統治時期，古稀之年的他們，可不想再放棄這次扭轉明朝政局的可能性了。
楊廷和（1459－1529），蜀郡新都（今四川新都縣)人，是一位屬於神童式的人物。12歲中舉人，成化十四年（1476），他19歲時考中進士，可謂是少年得誌。此後的仕途也是一帆風順，長期供職於翰林院，正德二年（1507）入閣為閣臣，眼前的路一片光明。可惜天不遂人願，武宗的荒淫無度、劉瑾等太監的橫行，讓楊廷和意圖整頓國政的努力屢屢落空。心灰意冷的他幾次上書乞請退休，幸好武宗雖然胡鬧，但仍知道楊廷和是難得的人材，一直予以挽留，才讓楊廷和得到施展拳腳的時機。
麵對武宗留下的爛攤子，楊廷和等人異常冷靜，首先確立了皇位的繼承人。按照《祖訓》中“兄終弟及”的規定，選定朱厚熜，阻止了張太後和太監們染指皇位繼承的陰謀。緊接著，以楊廷和為首的大臣們不等新皇帝即位，便開始著手改革弊政。在武宗去世後的第三天，楊廷和便以遺詔的形式罷團營、革皇店，遣返貢使、番僧、進獻的婦女等。同時，又逮捕了被大臣深惡痛絕的江彬等人。最後擬訂了新皇帝的繼位詔，洋洋萬餘言，“凡先朝蠹政，厘剔殆盡。”在武宗死後直至朱厚熜到達京師之前，楊廷和利用這37天的皇位空缺期，把他們能想到的政治理想全部付諸於實施，試圖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麵迫使新皇帝接受。然而，他們卻完全忽略了朱厚熜本人的選擇。
四月，朱厚熜一行從安陸趕到京郊時，卻意外地被擋在了城外。原來，楊廷和等人要求朱厚熜按照皇太子禮，由東安門入文華殿，待百官三上箋勸進，再即帝位。朱厚熜當即予以拒絕，以武宗遺詔為依據，聲稱自己是來當皇帝，而不是來當太子的。看似無關緊要的爭吵，實際上是朱厚熜不願把自己的入即皇位說成楊廷和等人擁戴所致。他要爭取自己獨立的權力空間。第一次君臣的交鋒，以朱厚熜的勝利而宣告結束。他按照自己製定的路線，由大明門入宮，登上皇帝的寶座。
但是，剛剛品嚐到最高權力滋味的楊廷和，並不承認自己的失敗。他繼續對小皇帝施壓，迫其就範。雙方的矛盾逐漸趨於白熱化。世宗即位後的第七天，他下令禮部討論其生父興獻王的地位問題。楊廷和等60多人主張，世宗應該按照過繼的形式，稱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養育自己十四年，而且仍在人世的母親，竟然一瞬間成為自己的叔母；而素昧平生的張太後，卻成了自己的母親，這讓世宗怎麼也想不通。於是世宗幾次召見楊廷和，又是親筆下達禦批，又是派人到內閣商量，試圖通過說服的方式，和平地解決這一問題。但是楊廷和毫不領情，態度十分強硬，拒絕了世宗提出的妥協或修改方案。初掌朝政的世宗也拿大臣沒有辦法，為了維係與大臣的關係，他隻能把問題擱置起來。雙方一時僵持不下。
過了3個月，這種平衡被新進士張璁的上疏打破了。他公開支持世宗的主張，認為尊本生父母為帝後、為父母是合情合理的。第一個敢於吃螃蟹的人出現後，其他一些官員也相繼投入了皇帝的懷抱，附和世宗的說法。這些官員具有相同的特點，就是地位較低，或為罷官、失職之人。他們為了改變自己的地位，在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博弈中，投下了賭注。朝臣的分裂讓世宗看到了希望，他抓住這一機會，步步進逼，甚至以退位歸藩為要挾。楊廷和等人隻好讓步了。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本生父母稱興獻帝後，但不讓加“皇”字。這次勝利，讓投機官員看到了希望，於是他們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楊廷和。有人提出楊廷和對世宗缺乏尊重，更有人說楊廷和在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時並不力爭，如今卻對“皇”、“考”這幾個字眼爭論不休。這些批評無異於火上澆油，本已怨氣滿腹的世宗對楊廷和等人產生了敵視的情緒。
從嘉靖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七月，張璁、桂萼等人又先後提出在興獻帝後之前加“皇”字，以及取消“本生”二字的建議，將權力鬥爭進一步升級。楊廷和等人仍堅決地進行抵禦，並把對世宗的批評進一步擴大化。從他崇信道術，直至派太監去蘇、杭五府提督織造，都統統地認為是弊政；並直言不諱地勸世宗，應像孝宗那樣做一個好皇帝。開始世宗還試圖說服大臣，指出織造是“累朝舊例”，到最後世宗幹脆不理大臣的意見，徑自派出太監了事。麵對逐漸強大的皇權，楊廷和終於招架不住了。作為首輔，他雖然“召對麵言不可者三，封還禦批者四，執奏三十餘次”，但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到了嘉靖三年二月，楊廷和致仕，離開了政壇。
楊廷和的致仕，極大地削弱了朝臣的勢力。此後，世宗致力於排除楊廷和一係的人員，大學士蔣冕、毛紀、禮部尚書汪俊、吏部尚書喬宇等先後被罷官。朝臣力量日趨瓦解，但官僚體係並未因此而徹底崩潰。相反地，當朝元老下台後，一批年輕的官僚開始領導這場針對皇權的鬥爭。他們年輕氣盛，視張璁、桂萼之流為無文無才、妄求富貴的無恥小人，采取了更為激烈的行動來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嘉靖三年七月，整個“大禮儀”問題達到高潮。當時世宗趁著早朝的機會，宣布改稱生父為皇考，孝宗為皇伯考。在侍郎何孟春的帶領下，朝臣們開始了請願活動。楊慎（楊廷和之子）大聲疾呼：“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使節死義，正在今日！”擺出一副魚死網破的決鬥架勢。王元正則威脅、恐嚇那些不願參加請願的大臣：“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在這些年輕官僚的鼓動下，一共有220多名大臣跪在左順門，大呼太祖、孝宗的名字，聲達深宮。世宗命令他們解散，也未見效果。到了中午，世宗終於忍無可忍，把為首的8人逮捕。但請願活動卻呈現出愈演愈烈的勢頭，大臣們大哭力爭，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結果世宗下令逮捕四品以下的官員134人，另有80多人等待定罪。最終八人被發配邊疆充軍，180多人被廷杖，其中因傷而死的達到17人之多。此後朝臣再也組織不起對世宗有力的抗爭了。麵對皇帝的棍棒，大臣們僅有的錚錚鐵骨也被打彎折了。
“大禮儀”最終以世宗的勝利而宣告結束。為了幾個字眼，皇帝和大臣之間的激烈衝突也暫告一段落，以楊廷和等朝臣的慘敗而收場。雖然世宗笑到了最後，但這並不是他的勝利，而是朱元璋所設計的政治格局的勝利。
第七節 張居正，明朝最後的希望？
張居正
明世宗在位長達45年，在他統治的這段時間裏，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明朝已經陷入了崩潰的地步。朝堂之上，由於他長期不理朝政，朝政被奸臣嚴嵩父子所把持。嚴嵩獨攬大權，排斥異己，陷害忠良，搞得朝廷上下一派烏煙瘴氣。邊境則是“南倭北虜”，南北各地狼煙四起。北麵蒙古經常侵擾邊境，北京一再戒嚴。東部沿海地區倭寇不斷登陸，燒殺搶掠。明朝國事日衰，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勃勃雄姿。一個破敗的爛攤子，在等待他的繼任者明穆宗的收拾。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駕崩，第三子朱載垕繼位，是為明穆宗（1567—1572）。盡管明穆宗在位的時間隻有6年，但正式在他的統治期間，明朝重新步入了正軌。在穆宗即位之初，他改正了世宗在位時的一些過失，開啟了一個較好的風氣。明代的皇帝值得稱道的，除了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孝宗外，恐怕就隻能數穆宗了。有人說穆宗好色成性、生活淫亂。試問自古皇帝不好色者能有幾人？隻不過有些皇帝功績顯赫，從而掩蓋了他們的缺點和過失。也許我們應該更加寬容地對待穆宗，給他一個客觀的評價。除了政治比較清明外，穆宗最難能可貴的地方，還在於他發現、選拔、重用了一批人才，給他兒子神宗留下一筆寶貴的政治財富。文有高拱、張居正，武有戚繼光、李成梁。正是這些人，為萬曆初年的新政作出了巨大貢獻。
隆慶六年（1572）閏三月，明穆宗病危。他自知大去之期不遠矣，趕緊召見高拱、張居正、高儀、馮保等人，讓他們盡心輔佐皇四子朱翊鈞。五月穆宗去世，時年36歲。六月十日，年僅9歲的朱翊鈞在群臣擁戴下繼皇位，以第二年（1573）為萬曆元年。神宗在位初期（1573—1582），他隻是名義上的皇帝，朝政完全掌握在輔政大臣、大學士張居正手裏。穆宗陳皇後和神宗生母李貴妃，則在幕後操縱。一方是為自己講課的師傅，一方是嫡母和親生母親，年紀幼小的神宗隻能聽從他們的意見，不敢自作主張，稍有越軌就會被訓斥。不管神宗是出於對張居正的尊敬還是畏懼他的權威，在他繼位初期，給予了張居正的全麵地信任，可以說是言聽計從。這種情形，為致力於改革的張居正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英雄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張居正(1525—1582)，湖廣江陵（今屬湖北荊州市）人，因此也被稱為稱張江陵。張居正的先祖張關保是鳳陽府定遠縣（今安徽定遠）人，和明太祖是同鄉。元朝末年隨朱元璋起兵，被授予歸州長寧（今屬湖北秭歸縣）所世襲千戶之職，張家遂隸籍湖廣。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曾七次參加科舉，均名落孫山。無奈之下，他把希望都寄托在長子張居正身上，希望他能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張居正果然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12歲中秀才，16歲中舉人，23歲（1547年）中進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升為編修。以後不斷晉升，穆宗在位時已任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與高拱並為內閣宰輔，深受穆宗的賞識。
隆慶二年（1568），張居正上《陳六事疏》，提出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6項施政措施，這份奏疏體現了他的依法治國思想，內容都切中時弊，可以看出是他經過仔細的觀察與思考後才提出來的。明穆宗對這份奏疏十分讚賞，當即命令下發各有關部門執行。但是，當時的首輔李春芳不想有所作為，對張居正的奏疏也是敷衍了事，並沒有認真執行。這令張居正十分寒心。他知道，隻有自己成為內閣首輔，才能徹底貫徹改革計劃。機會終於來了，穆宗去世的當年，張居正便與宦官馮保合謀，驅逐了當時的首輔高拱。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神宗登基的的第七天，神宗下旨將高拱革職，以張居正為首輔。
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後，馬上便著手進行改革。他以天下為己任，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進行了一係列改革。由於神宗積極支持他的改革措施，所以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張居正的改革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整頓吏治。明代中期吏治腐敗十分嚴重，為了改變各級官吏因循守舊、貪汙腐敗、辦事拖遝、不重實效等弊病，張居正創立了“考成法”，用以考察官吏的政績。張居正以考成法為依據，賞罰分明，獎善懲惡。對於那些秉公辦事、為百姓著想的廉吏，列為上考；而把那些敷衍上司、花言巧語、不辦實事、搜刮百姓的官員列為下考。他把整頓吏治與對黎民百姓的態度聯係起來，這在曆史上是罕見的，體現了他“以民為本”的思想。這樣既穩定了社會秩序，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在實行考成法的過程中，許多貪官、冗官被裁汰，一些政績卓著的低級官員被破格提拔，為國家機構注入了新的活力。張居正還抑製各地強宗豪族，禁止他們欺壓百姓，為非作歹。他用法度伸張朝廷權威，振肅綱紀，一些豪族的不法行為得到了抑製。經過張居正的精心治理，明代吏治得到了極大改善。
第二，整頓邊防。明代嘉靖年間，邊疆形勢嚴峻，始終被“南倭北虜”所困擾。南倭在嘉靖末年基本平定，“北虜”問題卻遲遲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韃靼人經常進入明朝邊境搶掠財物、殺害百姓。早在隆慶年間，入閣不久的張居正在首輔徐階和內閣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鞏固邊防的工作。他任用譚綸、王崇古、方逢時、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駐守邊防。尤其戚繼光和李成梁，都堪稱是一代名將。在嘉靖年間，戚繼光率領他的戚家軍和俞大猷等在東南沿海並肩作戰，最終平定了倭寇。隆慶元年（1567），張居正將戚繼光調到北方，鎮守薊州（今天津薊縣）。此年戚繼光被任命為都督同知，負責薊州、昌平、保定三鎮軍務，此三鎮緊靠京師，從而有效地防範了蒙古對京師的進犯。戚繼光鎮守薊鎮16年，蒙古軍隊幾次來犯都未能得逞。李成梁於隆慶四年（1570）以遼東都督僉事之職代理遼東總兵職務，鎮守遼東。萬曆二年（1574），李成梁升任遼東總兵，統轄東北軍隊，西防蒙古，東防女真。李成梁鎮守遼東20多年，多次打敗蒙古人的進犯，鞏固了明朝的東北邊防。戚、李二人在鎮守北部邊疆的過程中，經常相互配合，共同抵禦蒙古，使得邊境防禦力大大加強，蒙古不敢輕易犯邊。史書稱讚戚繼光為“古來少有的一位常勝將軍”，稱讚李成梁說“邊帥武功之勝兩百年所未有”，盡管有溢美之詞，但基本符合事實。
除了任用名將鎮守邊疆外，張居正意識到必須改善同蒙古的關係，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邊疆的不穩定因素。隆慶五年（1571），宣大總督王崇古上《確議封貢事宜疏》，提出對蒙古封貢、互市的八項主張。這一主張得到高拱、張居正等人的大力支持，最後得到明穆宗的批準，這一事件又稱為“隆慶和議”。其內容是：明朝封韃靼首領俺答為順義王，其餘各部首領也被授予都督同知、指揮同知、千戶、百戶等職。同時根據王崇古的建議，恢複了與蒙古的雙邊互市。從此，困擾明代二百年的蒙古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明朝消除了來自北邊的威脅。俺答封貢後，蒙漢兩族友好相處，邊境安然，數千裏軍民安居樂業，又免除了兵戈征伐，節省了財政支出。
第三，財政改革。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張居正實行了以下幾項措施：（1）倡導節儉。他不僅嚴格要求自己和各級官員，而且要求最高統治者神宗也厲行節約。他多次向神宗建議“節用愛民”，“以保國本”。在他的據理力爭之下，許多花費巨大的工程都沒有進行，這為國家節約了大量資金。（2）清理陳欠賦稅。張居正先後幾次下令地方官員清理積欠的賦稅，並將這一點稅作為考查地方官的一項標準，對征收稅額不足的官員或降職或罷官。（3）推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是賦役征收的一種方法。它的實行由來已久。早在嘉靖年間，在張璁的主持下，江南部分地區就已經實行，但是並沒有在全國推廣。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了“一條鞭法”的賦役改革。“一條鞭法”的具體內容是：將賦稅、徭役和土貢物品合並成一項，並折合成銀兩征收；征收標準按人丁和田畝分擔，賦役以州縣為單位，原有賦役額不變；賦役折銀後由地方官負責征收。“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役征收環節，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役分擔不合理的狀況，抑製了地方豪強的勢力，減輕了貧民百姓的負擔，增加了財政收入。
張居正的財政改革卓有成效。據統計，戶部管轄的太倉（國庫）在隆慶元年（1567）的收入是201萬兩白銀，萬曆元年（1573）約是281萬兩。經過張居正幾年的治理，到萬曆五年（1577），太倉的收入已達到435萬兩白銀。僅憑以上的數字對比，我們就知道張居正改革的成效了。萬曆初期的幾年，成為明代曆史上經濟最為繁榮的時期，張居正功不可沒。
明王朝自英宗以後政治日益敗壞，雖然孝宗、穆宗時有過改善，但是仍沒能從整體上抑製住江河日下的頹勢。曆史選擇了張居正，他懷著滿腔經邦濟世的熱情，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在國家危亡的關鍵時刻，毅然挺身而出，頂住巨大的壓力，革除弊政，實行新法，力挽狂瀾於既倒。在因循守舊、積重難返的時代，如果沒有超人的魄力、卓越的才能和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獻身精神，是絕對做不到的。曆史上的改革家，很少有善終者。從商鞅到兩稅法的楊炎，再到範仲淹、王安石，無一不是如此。功高蓋主，張居正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仍然選擇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明朝的積弊，我們又怎能不佩服他人格上的高大？
事實證明，他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之後，國家的各項事業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曆史進入了“張居正時代”。金無赤足，人無完人。張居正並不是聖人，他也有缺點。
張居正是個地道的實幹家，而不是一個“空談誤國”者。他有滿腹經邦濟世之才華，卻因為庸人擋道而無用武之地。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救國於危難之時，濟民於水火之中，他不惜玩弄權術，與太監馮保合謀，將李春芳、高拱等排擠出內閣。當意識到離職回籍的高拱對朝政仍有影響力，可能威脅到他的首輔位置時，他又同馮保炮製了王大臣事件，必欲除之而後快。
隨著自己的大權在握，張居正也開始奢靡起來。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回鄉為父親守喪，在途中，各地官員為了巴結他，每一頓飯都為他準備了上百種的美味佳肴，張居正泰然受之，還連呼沒有下箸之處。他乘坐的轎子更是豪華，前麵是居住，後麵是寢室，旁邊還有兩個側間，立有童子，時刻準備伺候張居正的起居。以轎子而言，皇帝都沒有他這番榮耀。
此外，張居正還縱容家奴，致使他們飛揚跋扈、仗勢欺人。他的三個兒子均因為他的權勢而賜進士及第，而他也並不推辭。這些弊病最終導致他死後的清算。
萬曆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病死。萬曆十二年（1584），神宗便以謀陷親王、霸奪產業的罪名抄沒了張居正的家產，共抄出金2400餘兩，銀16萬兩。神宗並不滿意，繼續對張居正的兒子追贓，導致他的長子張敬修不勝酷刑而自殺。他的弟弟張居易、兒子張嗣修等也被發配遠方。
盡管張居正身上存在著種種弊病，但這隻能說是白璧微瑕，並不妨礙張居正的正麵形象。正是在他的手中，明朝文官的權力達到了頂峰。而太所開創的改革，也讓滿目瘡痍的明朝又得以延續了半個世紀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