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生存，年少的多爾袞在夾縫中求生存，承受著常人想像不到的壓力。天聰二年（1628）二月，17歲的多爾袞初次隨皇太極出征蒙古察哈爾多羅特部，獲敖穆楞大捷，皇太極賜予“墨爾根岱青”的稱號，意為聰明王，讚他“既勇且智”。半個月後，他取代了阿濟格，繼任了固山貝勒，從此，聰慧多智、謀略過人的多爾袞，逐漸成為後金軍的主要統帥之一。天聰三年（1629），皇太極率軍攻明，多爾袞在漢兒莊、遵化、北京廣渠門諸役中奮勇當先，斬獲甚眾，一年半後，他又參加了大淩河之役。
多爾袞不僅勇猛殺敵，還頗有戰略頭腦，在對付明朝的問題上，他向皇太極進言：“宜整兵馬，乘穀熟時，入邊圍燕京，截其援兵，毀其屯堡，為久駐計，可坐待其敝。”這種深入內地，蹂躪明朝土地人民，消耗明朝國力，然後再與之決戰的戰略，深得皇太極的讚同，以後的幾次征明，基本上都是照著這個方針行事的。天聰八年（1634），多爾袞三兄弟入龍門口，在山西擄掠，所獲甚多。崇德三年（1638），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自董家口等地分兵八道，西掠至山西，南徇於保定，擊破明總督盧象升。又南下臨清，渡運河，破濟南。北還時複掠天津、遷安等地。此役，縱橫豕突數千裏，蹂躪城池40餘座，擄掠人口25萬有餘，奪取財物更是不計其數，明人夏允彝記述這次事件的影響說：“所至屠掠一空，禍為至劇。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
使多爾袞名聲大振的，還是征服朝鮮和攻擊蒙古察哈爾部的戰鬥。對察哈爾和朝鮮，多爾袞全力貫徹皇太極“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方針，使統一全國的後顧之憂得以早日解決。天聰八年（1634），林丹汗死於青海打草灘。皇太極以此為契機，於次年二月命多爾袞偕嶽托等將領，率精兵萬人，以強大的武力作後盾，去招撫察哈爾部眾。此次進軍，政治目的明確，秋毫不犯，進展頗為順利。先後招降了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後和林丹汗之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更具重大意義的是，多爾袞從蘇泰太後（林丹汗之妻）那兒得到了遺失二百餘年的元朝傳國玉璽，其璽“交龍為紐，光氣煥爛”，這方玉璽象征“一統萬年之瑞”，皇太極大喜，第二年（1636年）便改國號為清，改年號為崇德。多爾袞同時被晉封為和碩睿親王，更加受到重用，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時年僅24歲。
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皇太極親率大軍侵入朝鮮，圍朝鮮國王李宗於南漢城。在這次軍事行動中，多爾袞偕豪格別從寬甸入長山口，克昌州，崇德二年（1637）正月，突襲江華島。仍然恩威並用，對投降的朝鮮國王的家屬也是禮遇有加。這使朝鮮君臣放棄繼續抵抗，減少了雙方的殺戮。
和明朝在遼西地區的量中，多爾袞也是屢建戰功，崇德七年（1642），破鬆山，俘獲明朝統帥洪承疇；克錦州，迫使明朝大將祖大壽最後投降。這時，皇太極已抱病在身，軍國大事便經常委托濟爾哈朗和多爾袞這兩個親王共同處理。多爾袞掌管了六部之首的吏部，擁有了人事任免的大權。文臣武將的襲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貴胄，也要經他之手任命。在統轄六部的過程中，多爾袞鍛煉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提拔了自己的一批親信，為他後來的攝政準備了條件。在清軍入關前，多爾袞追隨皇太極轉戰南北，為清朝統一東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成績，其地位已躍居諸王之上。
風水輪流轉，曆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當皇太極死後，皇位之爭再次出現時，昔日懦弱任人宰割的多爾袞，此時儼然大權在握，一言九鼎，與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勢成水火，此時的清朝天下已經一半歸入多爾袞的囊中。但此時的多爾袞遠比當時的皇太極高明許多，在與豪格的鬥爭中，以退為進，提出他和豪格誰都不當皇帝，而由皇太極第九子年幼的福臨即位，由他和鄭親王濟爾哈朗共同輔政，繼而稱攝政王；“刑政拜除，大小國事，九王（多爾袞）專掌之”。濟爾哈朗僅管“出兵等事”。多爾袞的讓位在客觀上避免了滿洲貴族的公開分裂和混戰，並且贏得了各旗的擁戴，這對下一步協調一致入關作戰，奪取全國政權，無疑是很重要的。
英雄所見略同，多爾袞在輔政以後，效仿皇太極，采取了一係列加強集權的措施。首先，“罷諸王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諸王貝勒的權力，隻讓貝子、公等管理部務。而貝子、公要向攝政王負責。又迫使濟爾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並趁機打擊政敵豪格。以“言詞悖妄”、“罪過多端”為由，罰銀五千兩，廢為庶人。同時，以“附王為亂”的罪名，處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圖、揚善、伊成格、羅碩等。“王由是始專政”，攝政王居內及出獵行軍的儀禮，諸王不得平起平坐，於是多爾袞實際上享有了帝王的尊榮。
成功集國內大權於一身後，多爾袞又不失時機地抓住明朝內亂的混亂局麵，希圖對外建立功勳，他先以“大清國皇帝”的名義致書大順軍李自成諸帥，“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能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後又接受範文程的建議，出兵進取中原，“急聚兵馬而行”，並一改以往的屠戮搶掠政策，“嚴禁軍卒，秋毫無犯”，與農民軍爭奪天下。麵對吳三桂的乞援，多爾袞表示對“崇禎帝慘亡，不勝發指”；聲稱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必滅賊，出民水火”。並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與民休息而已”。儼然，這時的多爾袞已經不是當年突入中原，擄掠殺戮，以削弱明朝實力為目的的野蠻侵略，而是以中國的救星和最高統治者自居，成功地調整了政治軍事戰略，不做關內百姓的敵人，要做關內百姓的主人了。
在李自成的大軍被擊潰之後，多爾袞下令關內軍民皆剃發。並諭令全軍，“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又在進軍途中，以漢宮範文程的名義，四處張貼安民文告，1644年5月2日順利占領北京，成為在這場博弈中最大的贏家，實現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夢寐以求的夙願，完成了從邊陲小國向中原大朝的蛻變。
進入北京後，多爾袞繼續采納漢宮範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建議，不失時機地采取了一係列籠絡明朝士人的措施。為崇禎帝後發喪、表彰明朝殉難諸臣，照舊錄用明各衙門官員，對一些有影響的人還加以重用，同時申嚴軍紀，取悅百姓，“毀傷民間，動用家夥者”，則“悉置重典”。當時隨清軍入關的朝鮮人就指出，“九王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在遷都北京的問題上，多爾袞力排眾議：“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於此而又欲東移？”並於九月迎福臨入山海關，正式定都北京，多爾袞因此被封為“叔父攝政王”，並為他“建碑紀績”。
在隨後的統一戰爭中，多爾袞製定了先攻農民軍，後滅南明政權，聯合漢族官僚地主勢力，以漢治漢的方略。六月，分遣部將撫定山東、河南、山西、天津等地，拱衛京畿地區，命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合擊大順軍於陝西。命多羅饒餘郡王阿巴泰為總統，率準塔、譚泰等代豪格征山東。轉年，命多鐸分兵三路南下，四月屠揚州，五月占南京，於蕪湖（今屬安徽）俘弘光帝朱由崧，相繼滅亡弘光、隆武等南明政權。閏六月，命兵部尚書洪承疇等經略江南及粵、贛、閩、湖廣、雲貴等地，以攻撫之策相繼平定江南。三年，命豪格為靖遠大將軍，率師攻四川大西農民軍。命博洛為征南大將軍征閩、浙。命多鐸為揚威大將軍，率師征蒙古蘇尼特部騰機思等。命孔有德為平南大將軍，同耿仲明等率師征湖廣。十一月，部將豪格部於四川西充鳳凰山射殺大西農民軍首領張獻忠。
進行統一戰爭的同時，多爾袞也開動了整個國家機器，力圖使其正常運轉。接受了明皇朝的現成製度，在中央機構中，仍以六部為最重要的國家權力機關，並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將降臣，多鐸克南京後，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將吏372人分別任命各級職務。洪承疇總督江南軍務後，也一次推薦舊官149名，這些都得到多爾袞的批準。多爾袞把明朝遺留下來的國家機器全盤繼承下來，乃是為適應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舉。同時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麵，又進一步采取了一係列緩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政策，向全國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打擊太監勢力，暫緩剃發，“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
這樣，清朝統治階級就在多爾袞的領導下，通過武力征伐與政策招撫商管齊下，很快消滅了割據勢力，穩定了全國形勢。到順治五年（1648），便是“天下一統，大業已成”，除了東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國的統治。多爾袞的榮耀也達到了極點，順治二年（1645）被封為皇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十一月又被封為皇父攝政王。
然而，功高天下的多爾袞，卻並不長壽。順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爾袞在出獵塞外的時候，突然病死於喀喇城，年僅39歲，被追尊為懋德修遠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諡號），廟號成宗。多爾袞屍骨未寒，生前多爾袞的跋扈造成的矛盾，在壓抑多年後終於爆發了。順治八年（1651）二月，有人揭發多爾袞生前曾製有八補黃袍等物。於是諸王大臣群起攻擊，稱多爾袞專擅，有謀逆之心。剛剛親政的順治斷然下令將多爾袞“削爵、撤廟享、罷諡號、黜宗室、籍財產入宮”。更有甚者，他還將多爾袞陵墓平毀，鞭屍示眾，並砍掉腦袋。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7）正月，多爾袞死後127年，乾隆皇帝發布長篇上諭為多爾袞平反昭雪，追諡“忠”（這是清朝對親王的最高諡號），恢複和碩睿親王的封號，世襲罔替，後稱睿忠親王
縱觀多爾袞的經曆，孟心史先生在《清代史》中說：“清朝入關創業，為多爾袞一手所為。”並不為過。可以說，他繼承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文治武功，並發揚光大。乾隆帝弘曆認為，多爾袞“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製規模，皆所經劃。尋即奉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
第五節 統治權術的演繹者
順治
清世祖順治皇帝，名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年），是愛新覺羅·皇太極，太宗文皇帝，的第九子。崇德三年戊寅正月三十日戊時（晚7點—9點）生，其母為永福宮莊妃，博爾濟吉特氏，即孝莊文皇後。他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一代皇帝，6歲繼位，14歲親政，24歲病死，實際執政10年。在他執政期間，滿漢地主的聯合進一步加強，國家由大動亂逐漸歸於統一穩定，封建統治秩序重新建立，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是清朝曆史發展中十分重要的一環。
在清朝的皇帝中，順治算是一個有福氣的皇帝，人如其名，他的皇位來得僥幸，可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江山也坐得容易，前有多爾袞馳騁沙場，為他打拚一統天下，後有孝莊母後為他出謀劃策，他也是一個比較鬱悶的皇帝，前有飛揚跋扈的叔叔多爾袞，後有粗暴幹涉婚姻自由的母親孝莊，使得順治的前半生為生存而隱忍鬱悶，後半生為愛情而看破紅塵。但就在其親政的10年間，還是很好地完成了皇帝的本職工作，使一個根基不穩、市場疲軟的大清王朝，逐步實現了正規化、統一化與穩定化。
順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少年天子的親政大典在太和殿隆重舉行，目睹盛況的朝鮮使臣有如下描述：“清主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揮諸將，旁若無人。”順治親政前，多爾袞在清政府中擁有統治全權。他生前多次宣稱“天下大定”，“大業已成”，但事實上清朝遠未完成在全國的統治，交到順治手中仍然是一個爛攤子，四處漏風。
在北方，因為多爾袞實行民族壓迫和掠奪政策，激起百姓不斷反抗。清兵鎮壓時，文武官員“以殺掠為得意，以暴虐為邀功”，從而使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在山西，“愚民被惑，處處峰起”；在山東，清兵“東擊西撲，晝夜圖維”；在京畿，“盜賊日熾，商賈不前，耕桑失時。兵到則東剿西遁，兵撤則勾連複起”，清王朝並未建立起穩固的統治秩序。在南方，永曆王朝占據雲南、貴州，在兩廣、福建、江西、湖南、陝西、四川等地與清軍抗衡。各地百姓也紛紛起來抗清，致使清軍嚴重兵力不足而陷於被動。多爾袞慣用的大兵團突襲戰略，已經不適用了。在清廷內部，由於連年征戰，軍餉龐大，政府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之中。順治八年（1651）初，國庫僅存白銀20萬兩，而滿洲勳貴仍然花天酒地，不知自省。這就是順治親政時所麵臨的全國形勢。
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勵精圖治的順治帝及時地轉變了戰略，基本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他認識到“兵器固不可不備，然戈甲雖備，亦不可徒恃軍威；軍威雖盛，而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順民望，亦不可也”。必須放棄“勤兵黷武”策略，在軍事上采取撫剿並重的策略，諭令兵部對各地抗清武裝，不能“概加誅戮”，規定，凡是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為“盜賊”者，“無論人數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誠，……盡赦前罪”，並由當地政府妥善安置。同時，任命洪承疇經略南方，並授以“便宜行事”的大權。這可以說是典型的“以漢製漢”政策。從此，在南方作戰的主要是吳三桂等統領的漢人地方部隊，減弱了民族征服的色彩。到順治十六年（1659）春，清軍占領雲南，將永曆小朝廷驅趕到了緬甸，完成了對中國大陸的統一。駐守南京的總督郎廷佐，還打敗了廈門鄭成功的北伐，使其再無能力進取江南，基本完成了全國的統一。
在政治上，由於受到朱元璋治國思路的啟發，順治首先整頓吏治，重懲大小貪官，派員監察地方。順治親政不久，即下詔諭，指出：“天下至大，政務至繁，非朕躬所能獨理”，要求文武群臣“殫忠盡職，詰己愛人，強調“國家綱紀，首重廉吏，治國安民，首在嚴懲貪官”，並且將一些不能盡職盡責以及操守不詰的大臣，分別給以致仕（退體），降調或革職的處分。對各級官吏貪贓枉法，科派勒索和行賄受賄，製訂了嚴厲打擊的法令。順治初年規定，官吏犯法，經查證屬實者，立即處斬，並嚴禁官吏超額多收錢糧火耗，違者以贓官論處。並規定“凡貪婪官員，一掛彈章，必非完璧，或降調問散，或勒令體致，皆不得仍還原職”，大貪官員，問罪至應死者，遇赦不宥”。鑒於明朝宦官專權禍國的政訓，權力集中。雖然仿照明朝的內廷製度，恢複了宦官掌管的十三衙門，但立鐵牌警告宦官不得幹政，嚴禁宦官與外官交接。順治十年，諭令宦官“非奉差遣，不許擅出宮城”，“不許交接外官”。
順治還親自動手選拔官員，建立了公務員考試製度，翰林院官員“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為稱職”。為此他就要“親加考試，先閱其文，後觀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實據，務求真才”，將經過考試的各官“禦筆親定去留”。
在爭取漢族地主階級支持方麵，順治一改前朝的種族主義傾向，突破漢官不得掌印的限製，以提高漢官在政府各部門的權力和地位。努力提高各衙門漢族官員的比例，以求滿漢能夠和諧共事，要求在各級行政中必須配備一定名額的漢官，逐漸形成了像範文程、魏象樞、洪承疇等這樣的漢族智囊團。
在漢化程度上，順治帝也超過了前輩。幼時，由於滿族的習俗和多爾袞的阻撓，他很少涉及漢文化，以致親政後，“閱諸臣奏事，茫然不解”。從此開始發憤苦讀，“每晨牌至午，理軍國大事外，即讀至晚，然頑心尚在，多不能記。逮五更起讀，天宇空明，始能背誦。計前後諸書，讀了九年，曾經嘔血。”這種經曆，使他的漢化程度超過了他的前輩，給他親政後的政策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他認為，在明末清初的大動亂之後，唯有“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他把儒教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對苛政和嗜殺，以此來緩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
明末清初近30年的戰亂，使社會經濟遭到很大的破壞。到順治親政時，“戶口凋殘，十去其六”，“兵火餘生，徒存瓦礫”，生產凋蔽，經濟殘破，吏治腐敗，政治黑暗。若不進行整頓，清政府難以立足於中原。在社會經濟上，順治獎勵墾荒，推廣屯田，推行屯田墾荒。重點地區是受戰爭破壞嚴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發給牛犋籽種，招民開墾，實行三年起科。獎勵地主、鄉紳招民墾荒。順治十四年（1657），順治批準戶部議定的《官員墾荒考成則例》，以官員的墾荒實績，決定其獎懲。在此基礎上，他特命王弘祚以明萬曆年間的賦役額數為準，免除天啟、崇禎年間的加派，編成《賦役全書》，頒行天下，建立了完備的封建賦役製度，防止了官員舞弊，保證了國家的賦役收入。
廢止土木工程，取民有製，與民休息，他經常告誡戶部官員：“當明之初，取民有製，休養生息。萬曆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天啟、崇禎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貪吏緣以為奸，民不堪命，良足深鑒。”順治八年（1651），他親政不久，便下令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產貢品，隨後又廢止了多爾袞為避暑而在道外修築新城的工程，停建乾清宮，蠲免直隸諸州欠糧。
上述措施的實施，效果十分明顯。據載，到順治十五年（1658），北方地區“流亡漸集，戶口漸蕃，草菜漸辟”，清初瀕於絕境的經濟開始複蘇。
當然，作為一個滿族的皇帝，順治還是把本族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這是他從政的基礎和出發點，因此，滿人入關以後實施的“圈地”、“逃人法”、“投充”，雖被漢臣指為弊政，但關係到滿洲貴族的切身利益，一直也沒有廢除。
順治在位18年，而親政隻有10年。時間雖然不長，但“勤政愛民，孜孜求治”，重視吏治建設因而湧現了一批敦行位樸，慎守廉隅的官吏，出現了吏治肅清，民生樂業的局麵，為康熙盛世的出現，打下了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