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盛世之君康雍乾
第一節 少年玄燁親政成功
康熙勤學圖
從元末到明末的300年中，女真（滿族）社會經曆了從氏族製瓦解到奴隸製，又到封建製的轉變。其速度之快，跨越時段之大，實為罕見。然而，女真（滿族）社會這一超常速度的發展，並不意味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各種製度習俗，也在發生相應變化，相反，後者呈現出嚴重的滯後狀態。清朝的最高統治者從一開始就在集權和分權上左右搖擺，舉棋不定，君權始終未能得到真正的加強。
後金時期，努爾哈赤為抑製八旗（八王）的分權傾向，提出了八王共治製度，這是後金早期軍事民主製的具體體現。北方少數民族部族長各自領有本支宗族的屬眾，遇有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事情，多由最高首領召集各部族長共同商議，集體決策。這一製度的構成與職權屢經嬗變，至皇太極崇德初年，形成“議政王大臣會議”製度，又稱“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它有著相當濃厚的氏族軍事民主製痕跡。
隨著後金政權不斷擴張勢力和進占遼沈地區後，滿族社會已由奴隸製向封建製急劇轉化，這種具有原始氏族社會軍事民主殘餘的八旗旗主共治國政的體製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如不加改革，必將使君權與貝勒權的尖銳矛盾更加激化，並且必然給後金國軍政實力的壯大帶來巨大的危害。適應這一客觀要求，皇太極當政後，不斷集中權力，銳意改革後金政權的機構設置，促進後金政權的封建化，大力樹立皇帝的威權，逐漸利用對宗室貴族議政的任用權，使專製皇權淩駕於議政王大臣會議之上，議政王大臣會議職能的發揮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的意誌。
皇太極去世後，遺命四位理政王共同處理國政。最後各方鬥爭的結果是皇太極第九子福臨得立，多爾袞與鄭親王濟爾哈朗（亦為理政王）同為輔政王，又稱攝政王。這時候又出現了權臣對君權的挑戰，而一直到順治親政之初，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極大，幾乎所有重大軍政決策都出自議政王大臣會議，“清朝大事，諸王大臣僉議既定。雖至尊無如之何。”皇帝則被撇在一邊。麵對這種局麵，順治親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傳諭議政王大臣，要求：“國家政務，悉以奏朕。”但同時也承認：“天下至大，政務至繁，非朕躬所能獨理。分猷宣力，內賴諸王貝勒大臣內三院六部都察院，……外賴藩王貝勒等及各大臣……”終順治一朝，其君權的力量還是被壓製殆盡，皇帝始終生活在議政王大臣會議勢力的籠罩之下。
順治帝去世後，立下遺詔，指定由皇三子玄燁嗣位（即康熙），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為輔政大臣。遺詔雲：“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為輔臣。伊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藎，保翊衝主，佐理政務”。
按照順治帝遺詔，玄燁應“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但輔政大臣卻以“神器既已攸歸，天位不宜久曠”為由，堅持要皇太子及時即位。於是，順治帝死後第三天，即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一早，8歲的玄燁就在太和殿登極，成為清人入關後第二位皇帝。是日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陳鹵簿儀仗於太和殿前，陳中和韶樂於丹陛上之東西，陳丹陛大樂於太和門內之東西，因在喪期，俱設而不作。玄燁著白色喪服先到順治帝靈前行禮，祗告受命，然後換禮服，分別向聖祖母太皇太後及兩宮皇太後行禮，升中和殿受執事各官朝拜禮，升太和殿寶座，隻鳴鍾鼓不作樂，受王公文武百官上賀表，行三跪九叩禮，在詔書上用寶（蓋印），宣詔。禮畢，玄燁還宮，再換上喪服。然後頒詔於天下，改明年為康熙元年，並宣布罪犯中非常赦所不可原諒者全部赦免。
順治帝遺命索尼等四人為輔政大臣，使他們受寵若驚。索尼對諸王貝勒說：“今主上遺詔，命我四人輔佐衝主。從來國家政務，惟宗室協理，索尼等皆異姓臣子，何能綜理？今宜與諸王貝勒共任之。”諸王貝勒則以“大行皇帝深知汝四人之心，故委以國家重務。詔旨甚明，誰敢幹預”為由，謝絕了索尼的請求。索尼等又奏請了太皇太後，於正月初八日在順治帝靈前，向皇天上帝、向順治帝起誓就職。他們在誓詞中表示，要“協忠誠，共生死，輔佐政務；不私親戚，不計怨仇，不聽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無義之富貴，不受賄賂，惟以忠心仰報先皂帝大恩。若複各為身謀，有違斯誓，上天殛罰，奪算凶誅”。接著，玄燁即位後，諸王也率各貝勒及文武眾臣在大光明殿向皇天上帝起誓：“衝主踐祚，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為，互相結黨，及亂政之人，知而不舉，私自隱匿，挾仇誣陷，徇庇親族者，皇天明鑒，奪算加誅。”
盡管在四輔臣中，鼇拜名列最後，但“索尼老病，鼇拜多專政，與蘇克薩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異”。索尼是正黃旗人，他德高望重，但年老體弱，遇事一般持緘默或回避的態度。鼇拜是鑲黃旗人，是清初能征善戰的猛將，遏必隆與鼇拜同旗，為人庸懦，遇事無主見，共同的利益使他總是與鼇拜站在一條線上。隻有蘇克薩哈與他們不同，他是正白旗人，多爾袞的部舊，因在追黜多爾袞時反戈一擊有功，才被順治帝任命為輔政大臣的，正由於蘇克薩哈是從多爾袞那邊分化出來的，索尼等人都瞧不起他，他與鼇拜雖是姻親，二人卻常常因政見不合而發生爭論，宛如仇敵。鼇拜雖然屈居第四，但由於資格老，軍功高，常常氣勢奪人。在這種情況下，鼇拜雖居四輔臣之末位，卻得以擅權自重，日益驕橫，開始走上專權的道路。
客觀地講，鼇拜早年在清初的統一戰爭中，南征北戰，屢建奇功，是功臣也是忠臣。他的叔父費英東早年追隨努爾哈赤起兵，是清朝的開國元勳。鼇拜本人隨皇太極征討各地，戰功赫赫。他參加過崇德二年（1637）的皮島戰役，因英勇善戰，論功行賞，被封三等男，賜“巴圖魯”號。崇德六年，鬆錦會戰中，他“以步戰敗明軍步軍營，功最”。八年，隨阿巴泰征明，入長城，圍北京，攻掠至山東、兗州、臨清而返。順治元年，清兵入關後，多爾袞考核群臣功績，鼇拜“以忠勤戮力，晉一等子”。隨阿濟格征湖北，破李自成軍，又隨豪格入四川，與張獻忠戰於川北西充，“大破之，斬獻忠於陣”。
鼇拜不但是一員驍勇戰將，而且也對皇太極忠心耿耿。皇太極死後帝位繼承發生問題。他所屬的鑲黃旗和正黃旗堅定地站在擁立豪格的立場上，繼而擁戴福臨，在穩定清朝內部的繼承秩序方麵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多爾袞攝政之後，黨同伐異，鼇拜本是豪格的堅定擁護者，又不阿附多爾袞，遭到殘酷打擊和清洗，有功而無賞、無罪而受罰，三次論死，備受打壓。
順治親政後，鼇拜可以說是在政治上獲得了新生。順治聞知鼇拜、索尼等人曾經盟誓“一心為主，生死與共”，忠心耿耿，遂對鼇拜極為敬重，視為心腹重臣。從此以後，鼇拜隨侍順治身邊，直接參與管理國家各類事務，如商討本章批複程序、聯絡蒙古科爾沁部、協和太後與皇帝之間的關係、祭奠過世王公妃嬪、協助會審案獄，並倡議“大閱以講武”，自教武進士騎射，可謂文武雙全，因此在順治死後，被賦予輔臣大任。
盡管福臨接受了乃父的教訓，在臨死前把身後的一切安排妥當，但當時的大清王朝仍然是問題叢生、矛盾複雜的艱難局麵。在軍事上，西南的南明永曆政權和大西軍餘部，東南沿海的鄭氏政權以及夔東十三家軍等抗清力量依舊存在；在經濟上，連年戰亂，使社會經濟嚴重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財政狀況十分窘迫；此外，“大兵入關時，明臣迎降，睿忠王權宜任之，故勝國弊政，未盡厘正”。順治一朝，黨爭不斷，各級官吏不貪汙受賄，行私中飽，吏治敗壞。因此輔政伊始，以四輔臣為執政核心的清廷還能步調一致，榮辱與共。
在軍事上，鼇拜等人還是采取剿撫並重的策略，除了繼續順治朝以來的統一戰爭之外，鼇拜輔政時期卻沒有進行什麼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輔政開始以後不久，南明最後一個政權永曆小朝廷及其支持者李定國部為清軍消滅了。康熙二年到三年，鼇拜的弟弟穆裏瑪等又率軍鎮壓了大順農民軍的餘部夔東十三家軍。
鼇拜在輔政時期，采取一係列措施，努力恢複經濟。在鼓勵墾荒方麵，除了前述以墾荒對官吏實行考成外，政府也鼓勵百姓承種荒地，還發給湖廣等地窮民及河南等數省投誠官兵牛種銀兩，給他們創造條件墾種田地，務農為生。實行了“輕搖薄賦”政策，除了開墾荒地，三年起科之外，他們還十分注意蠲免。另一個重大的舉措就是實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廢藩田房，悉行變價，照民地征糧”。這就正式承認了農民在明末起義中獲得的部分成果，有利於調動生產積極性。從順治十八年到康熙七年，人丁共增加228575戶；土地共增加140322頃；征銀共增加114838兩。
在吏治整頓問題。針對晚明遺留下來的弊政，鼇拜等進行了一些整頓和改革，來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員的辦事能力，清除官場惡習。順治十八年二月革除內官十三衙門，“內官俱永不用”，為有清一代避免宦官幹政肅清了道路。同時，諭令有關各部門嚴查督撫在地方的劣政，對地方官吏“不論滿洲、漢軍、漢人，應揀選賢能推用，”對能夠“恪遵上諭，潔己愛民，獎廉去貧，興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麵，糾察地方惡宦劣衿者”分別升遷；能“謹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無實政及民者”降調外用；而“徇情貪賄”者要革職治罪。隨著這些措施的實行，清朝統治者對全國的統治逐漸鞏固。
順治沒有選擇宗室親王擔當輔政大任，而是選擇了異姓大臣。這也許跟他幼年時期多爾袞專權的經曆有關，他不想再出現一位“多爾袞”來操控子孫的天下。但這種輔臣製度難免地會產生分權與專權、君權與臣權的直接衝突。
首先，是輔臣內部的權力鬥爭。突出的表現就是旗務之爭，努爾哈赤創建八旗製度，是為了適應軍民一體的軍事需要，但其最大的後遺症就是旗同伐異，從皇太極開始，皇太極不僅將自己掌握的正白旗、鑲白旗改為正黃旗和鑲黃旗，使其地位日益上升，將努爾哈赤留給阿濟格、多爾袞、多鐸三個幼子的正黃旗、鑲黃旗改為正白旗、鑲白旗，而且把正藍旗納入手中，其所代表的三旗勢力更是處處壓製多爾袞的兩白旗和代善的兩紅旗勢力。皇太極死後，黃白旗為爭立皇帝，衝突尤為激烈，後來幸而以妥協告終，但彼此成見甚深。多爾袞是正白旗之主，攝政時壓製反對他的兩黃旗，索尼、遏必隆、鼇拜均曾得罪。順治親政，朝局一變，黃旗抬頭，白旗失勢，黃白旗之間的矛盾一直延續到康熙初年。鼇拜得勢後，形成鑲黃旗一旗獨秀的局麵，其他各旗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壓製。
其次，是輔臣與君權的爭鬥。自多爾袞始，輔臣對君權一直都處於對立狀態，多爾袞自不待言，多爾袞死後，另一位攝政王大臣。濟爾哈朗立即操縱議政王大臣會議搶奪權力，對多爾袞的勢力進行殘酷打擊。多爾袞時期的議政王除濟爾哈朗外，其餘成員都先後被排擠出去，而代之以濟爾哈朗勢力為主的一大批新人，幾乎所有重大軍政決策都出自議政王大臣會議。“清朝大事，諸王大臣僉議既定。雖至尊無如之何。”順治皇帝擺脫了多爾袞的陰影，又要麵對另一位攝政王叔父的咄咄之勢。到了康熙時期，鼇拜儼然又成為另一個“多爾袞”式的人物，在皇帝麵前“施威震眾，高聲喝問”，“稍有拂意之處，即將部臣叱喝”。“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且將部院衙門各官，於啟奏後常帶往商議。”以至當時“文武各官，盡出伊門下”，儼然成了當時的太上皇。
而更重要的是進步與保守之爭。清朝入關後，在如何統治中國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順治帝認為，加強漢化才能使清朝長治久安。而四輔臣緬懷滿族的舊製度，舊習慣，主張退回到舊時代中，輔政伊始，他們便宣稱要“率循祖製，鹹複舊章，以副朱帝遺命”。凡事都要“遵照太祖太宗例行”。經過篡改的順治遺詔以“漸習漢俗”、對滿臣“不能信任”等十四罪自責。順治十五年，福臨曾將皇太極時建立的內三院名號取消，仿明製將大學士改為殿閣大學士，順治十八年，鼇拜等以不合舊製恢複內三院名色，“設滿、漢大學士等，照尚書、侍郎品級”。並下令將製度上“滿漢分別、參差不一者，或前後更易、難為定例者”，根據“太祖、太宗成憲斟酌更定”。
同時對漢族則施行高壓政策。順治帝剛去世，江南就發生“奏銷案”，結果查出“未完錢糧文武紳衿共13517名，應照例議處，衙役人等254名，應嚴提究擬”。江南名士，如吳梅村、徐元文、彭孫遹等皆牽連入案。康熙二年又大興文字獄，稍早“哭廟案”和後來的“明史案”、“逆詩案”都因文得罪，株連甚眾，刑罰殘酷。對漢族地主知識分子，打擊不遺餘力。
此外，鼇拜還製造圈換土地事件，借口當年多爾袞將鑲黃旗應得之地給了正白旗，而鑲黃旗土地不堪耕種，便下令戶部重新丈量土地，將薊縣、遵化等地撥給鑲黃旗，再另圈土地撥給正白旗。這樣做表麵上是鼇拜在打擊正白旗的勢力，實質上是以換地為名，再次掀起大規模的圈地高潮。這正是鼇拜所代表的落後保守勢力在康熙初年抬頭的反映。它無論對當時剛剛恢複發展的生產力，還是對才建立起不久的穩定的社會秩序，都將產生很大的破壞作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索尼上書請小皇帝遵循先帝順治14歲親政的先例，開始親政。七月，康熙親政，加恩輔臣，仍命佐理政務。鼇拜大權獨攬，仍把持著權力不放，並誣陷辭職蘇的克薩哈“背負先帝”，“別懷異心”，羅織二十四條罪狀，要把蘇克薩哈斬首抄家。康熙不同意，以“核議未當，不許所請”。但跋扈成性的鼇拜在康熙麵前揮拳捶胸，疾言厲色，對康熙恐嚇要挾，最後連康熙也無法改變鼇拜的決定，結果蘇克薩哈被處絞刑。當時在康熙宮廷中的法國傳教士白晉記載說，在康熙十五六歲時，四位攝政王中最有勢力的宰相（即鼇拜），把持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六部的實權，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權威，因此，任何人都沒有勇氣對他提出異議。此時的鼇拜已經對康熙的皇權構成了嚴重威脅。
康熙決意鏟除鼇拜集團，康熙的祖母孝莊太後具有崇高威望和非凡才智，也鼎力支持，各種勢力迅速地倒向皇帝一邊。客觀形勢對鼇拜愈來愈不利，而他還懵然不察。。為避免打草驚蛇，釀成大變。康熙決定不露聲色，於是挑選一批身強力壯的親貴子弟，在宮內整日練習布庫（滿族的一種角力遊戲，類似摔跤）為戲。鼇拜見了，誤以為“帝弱好弄”，“心益坦然”，未加戒備。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鼇拜的時機終於到來。康熙先將鼇拜的親信派往各地，離開京城，又以自己的親信掌握了京師的衛戍權。在鼇拜單獨入朝時，由布庫少年突然擒拿下獄，宣布鼇拜30條罪狀，但念鼇拜資深年久，屢立戰功，且無篡弑之跡，康熙對他寬大處理，免死禁錮。其黨羽或死或革。“聲色不動而除巨惡，信難能也”。從此，康熙帝開始實行名副其實的親政，清王朝的曆史又開始了新的一章。
年僅16歲的康熙帝，部署周密，沉著機智，處理得當，懲罰有度，初露其胸懷謀略、臨機果決的政治風範。智擒鼇拜為康熙掃除了皇權專製的障礙，為康熙帝施展雄才大略奠定了基礎。同時，鼇拜集團的瓦解也代表著滿清舊貴族保守勢力的衰敗，為滿清製定漢化政策，融合民族矛盾鋪平了道路，扭轉了倒退的政策趨勢，撇開了阻撓曆史前進的保守力量，使清王朝的封建化和滿漢融合的政策得以貫徹，為建立繁榮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礎。
第二節 聖主威名下的努力
一代廉吏於成龍
親政後的康熙所要麵對的一個百廢待興的中國。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康熙一生戎馬倥傯，戰爭耗去了他大半的時間和精力。尤為可貴的是，康熙並非窮兵黷武之徒，他始終沒有忘記“民為邦本”這個信條，在治理國家方麵，康熙不斷學習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漢文化，他自己說過：“朕自五齡即知讀書，八齡踐位，輒以（大）學、（中）庸訓詁詢之左右”。“入主臨禦天下，建級綏猷，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為先務。朕聽政之暇，即於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然未愜。嗣後爾等須日侍講讀，闡發書旨，為學之功，庶可無間”。在學習的基礎上，學以致用，從中汲取寶貴財富，豐富自己的治國理念。
1．政簡以宜民
康熙非常讚同周公的言論：“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旨矣”，康熙認為“政簡者其治隆，政繁者其治替”，此為“古今不易之理”。政簡和宜民密切相關，所以他在治世中大力貫徹“簡易之道”。他特別討厭乏泛冗長的奏章，主張“文貴於簡，可施諸日用”，要求章奏“詳明簡要”。在官吏設置上，力免充塞。不設虛職，罷免多餘職位，避免僧多粥少的冗員。康熙十年（1671），由於滿族官員諳悉漢語，遂將部院及各省將軍衙門通事（翻譯）罷黜；有人提出修築黃、運兩河應增設河道官以及各省應設恤刑官，受到康熙嚴厲地斥責“添設官吏全無裨益”。
2．行簡以便民
康熙認為：“凡事必期便民，若不便於民，而惟言行法，雖曆禁何益”。康熙實行的“滾單”催賦（稅）製度就是很好的便民措施。它規定每裏之中五戶或十戶隻用一“滾單”，單上逐戶開明田畝數、銀米數應完分數和限期，“分為十限，發與甲首，依次滾催。自封投櫃（各縣設立錢糧櫃。由納稅人將應繳錢糧自己封好，投入櫃內。隨取收據），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滾催，其有停擱不繳者，嚴懲。民以為便。”
康熙還多次諭示各級官吏：“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朕觀前代君主，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虛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為鑒。康熙一生中雖多次出巡；查閱河務、調查民生、解物性土宜等等。在這些活動中，他都要求一切費用不取辦於民，他出巡所用物品一律從京城備辦，並且親自巡查，扈從人員概從簡約，不增加，他還派科道官尾隨檢查，凡經過地方，不許隨從人等。借名市物，掠害小民。“如有官吏借名科派致擾間閻者，察實以軍法從事。地方大小文武官員，私相饋遺，及扈從大小官員隨從人等，有橫行生事者，並以軍法從事”。各地有些官吏向康熙獻媚，常常起造龍亭、建立石碑，對這些煩勞民力的滋擾行為康熙多次加以阻止。山東巡撫進貢土產麥麵，康熙不收，以免此端一開，竟相效法，招政科派，苦累小民。
3．事儉以養民
康熙注重倡儉養民，他撰寫了《聖訓》、《廷訓格言》、《勤儉論》、《廉靜論等文，強調“為官者儉，則可以養廉……‘儉以成廉，侈以成貪。’此乃理之必然者”。他經常對臣屬談到“清廉”、“安靜”。他說：“做官之要，莫過公正清廉。”他所倡導的清廉不是畏法清廉，而是真實的清廉。至於清廉的定義，康熙說：“有所不取謂之為廉。”“惟廉故靜，未有不廉者而靜之。”
康熙不管是在皇宮還是在各地巡視，都始終實踐他的“尚節約以惜財用”的諾言，以身作則，把個人的生活消費乃至整個國家的各項財政支出都控製在最低限度之內。他說：“朕於宮中費用，從來力崇儉約，其以有餘。沛恩百姓。若非撙節於平時，安能常行蠲賑之事耶？”“雖貴為天子，而衣服不過適體，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賞賜外，所用肴饌從不兼味”。康熙曾不無自豪地說：“朕每歲供禦所需，概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消厘。外無師旅餉饋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朕屢行蠲免，而無國計不足之慮，也仰仗這些平素的經籌啊！”
與康熙過從甚密的法國傳教士白晉，曾這樣描述康熙的生活用度：從康熙皇帝可以任意地支配無數的財寶來看，由於他的國家遼闊而富饒，他無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然而，康熙皇帝本人的生活卻是簡單而樸素的，在帝王中是沒有先例的。實際上，像康熙皇帝這樣聞名天下的帝國君主，吃的應該是山珍海味，用的應該是適應中國風俗的金銀器皿。可是康熙皇帝滿足於最普通的食物，絕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在飲食上從未看到他有絲毫鋪張浪費的情況……冬天，他穿的是用兩三張黑貂皮和普通貂皮縫製的皮袍……此外就是用非常粗糙的絲織品縫製的禦衣……在夏季，有時看到他穿用蕁麻布做的上衣，蕁麻布也是老百姓家中常用的東西。除了舉行儀式的日子外，從他的裝束上能夠看到的唯一奢華的東西，就是在夏天他的帽簷上鑲一顆大珍珠。這是滿族人的生活習慣。
他對宮室的用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明季宮人9000餘，內監1O萬，康熙時減至四、五百人：明光祿寺歲用六、七十萬兩，康熙朝隻有四、五萬兩：故明宮內歲用木炭2600餘萬斤，康熙朝減至六七百萬斤，紅螺炭也由1200餘萬斤減至萬餘斤：還有許多項目的開支，被完全裁削。
康熙帝還嚴格控製宮廷土木興建，盡量減少此項開支。康熙改變明代宮中建築都要用造價高昂的楠木料和臨清磚的規格，除特殊需要之外，宮中一概用普通磚瓦，並且盡量不使用楠木修建宮殿。康熙十六年，修造孝誠仁皇後陵墓，按例必須用上好的楠木，他指示工部官員：“殿門雖用楠木，年久仍至毀壞”。“著將沙河殿樓楠木取用，如不足，應否添用鬆木修造及減損尺寸。”
4．吏清以治民
在高度集權的封建社會裏，民生得遂取決於吏治的清濁。康熙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史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以。”“凡居官賢否，惟輿論不爽，果其賢也，問之於民，民自極口頌之；如其不賢，問之於民，民必含糊應之。官之賢否，於此立辨矣。
總督、巡撫是管轄一省或數省軍政要務的封疆大吏，為“察吏安民”而設，上接部院，下連郡縣，負有“潔己教吏”、“施政安民”之責，因此康熙把吏治的重點放在了高級官員的整頓上。“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清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為小臣之表率，京官為外吏之觀型。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此從來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尊法紀，勤修職業，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顧是，不敢妄行。”他尤其強調直省督撫對地方官的表率作用，常說：“小民得安生理，皆在司道有司官員，而有司賢否，又皆在該撫。”還專門作《督撫箴》，激勸督撫廉潔奉公、勤政愛民，做地方道府州縣官的楷模。
康熙認為：“治天下以懲貪獎廉為要。廉潔者，獎一以勸眾；貪婪者，懲一以儆百。”因此他果斷處分了蔡毓榮、楊雍健、慕天顏、郝浴等督撫，嚴懲了山西巡撫穆爾賽、郎中宋俄托、員外郎卓爾圖、巡撫穆爾賽、總督噶禮、知府張風詔及溫保、甘度、耿文明、張長庚、賈漢複、白色純等一大批貪官汙吏，與此同時大力提拔重用於成龍、湯斌等清廉官員，委以督、撫要職。並樹立了於成龍、張伯行、湯斌、陳鵬年、陳殯、王騭、張鵬翮、李光地、郝浴、範承勳、趙申喬、陸隴其、邵嗣堯、徐潮、吳珙及兩江總督傅拉塔、直隸巡撫格爾古德、山西巡撫倭倫等一批清官榜樣。
於成龍，字北溟，別號子山，山西永寧州（今山西離石）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卒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於成龍是個大器晚成的人。他在明崇禎十二年（1639）曾經參加過鄉試並中副榜貢生，但因為父親年邁需要照顧而沒有出去做官。直到45歲，才被授以廣西柳州羅城縣知縣。此後，他曆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撫大員，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尤其是始終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愛戴。於成龍曾說：“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才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享受事，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為計？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在20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和康熙帝讚譽，以“天下廉吏第一”蜚聲朝野，他死後，室內“惟笥中綈袍一襲，床頭鹽豉數器而已”。
湯斌（1627—1687），字孔伯，別號荊峴，晚又號潛庵，祖籍保南睢州（今河南睢縣）。主要政績在康熙朝，官至內閣學士、江寧巡撫、禮部尚書等。湯斌為官一生，除著書立說，發展理學學說外，幾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務和漕運的治理上，並注意為百姓減輕負擔、賑災救施、興利除害，從而始終躬身實踐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民本”思想，為變“滿目榛荒，人丁稀少”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做出了一定貢獻，其為官清廉，至死僅遺俸銀八兩，連買棺材的錢都不夠，真正可謂是一代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