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琇（1638—1715），字瑞甫，號華野，即墨城郭家巷（今屬即墨鎮）人。清康熙九年（1670）中進士，清康熙十八年（1679）授吳江縣令。處事精明幹練，善斷疑案；征收田賦時實行“版串法”，以杜絕吏役舞弊自肥之風。在任七年，“治行為江南最”。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江寧巡撫湯斌舉薦，升任江南道禦史。他曾冒著丟官喪命的風險上《糾大臣疏》，彈劾“勢焰熏灼，輝赫萬裏”的英武殿大學士明珠及餘國柱等，揭發他們結黨營私，排陷異己，貪汙收賄等罪行，致使明珠被罷官，餘國柱等人被逐回籍。郭琇也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器重，不久升任左都禦史。次年，他又上《參近臣疏》，彈劾皇帝寵臣少詹事高士奇、原任右都禦史王鴻緒和給事中何楷、修撰陳之龍、編修王頊齡等植黨營私、以權謀私、徇情枉法、貪汙自肥等罪。結果高士奇等一夥權臣被罷官。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郭琇為湖廣總督。郭琇到任後，極力整頓吏治，清除弊政，提出將黃州、武昌二府所征軍糧改為折色，以節省運費，減輕百姓負擔；減征江夏等13州縣田賦；豁免江夏、嘉魚、漢陽三縣有賦無田的田賦和清丈土地等建議，均得到皇帝讚賞，得以實行。湖廣百姓大受其益。康熙四十年（1710），郭琇曾多次以病請求辭官，康熙皇帝以“思一人代之不可得”為由予以拒絕。翌年，郭琇因具報苗民起義情況不實，遭權臣借機排斥，被罷官。康熙五十四年（1715）病故於即墨。
李光地（1642—1718），字晉卿，號厚庵，別號榕村，泉州安溪湖頭人。清康熙九年（1670）中進士，進翰林，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為官期間，政績顯著，康熙帝曾三次授予禦匾，表彰其功。明末以來，戰爭頻仍，民族矛盾尖銳，朝政腐敗，水患頻繁。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命李光地為直錄巡撫。麵諭李光地踏勘子牙河水係並上奏治理方案。李光地得旨後迅即行動，隻用10個月工程告竣。康熙帝十分滿意，禦賜李光地《子牙河詩》。康熙三十八年（1699），授李光地負責治理永定河事宜。李光地嚴密規劃組織，每天巡視工地，督促指揮。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40天就竣工了。康熙帝為表其功，特頒賜詩、字，並禦書“夙誌澄清”匾額。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再賜李光地“夾輔高風”禦匾。“夾輔”，意即左右輔佐；“高風”指李光地德才兼優，口格高尚。康熙二十五年（1686），李光地因薦施琅率軍統台有功，被擢升為掌院學士。三年後，因同僚誣告，被革職，降為通政使。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月，康熙帝在熱河又賜李光地“謨明弼諧”禦匾，以褒揚他“計謨明智，抉弼和諧”。
李光地一生輔弼帝業，清勤謹慎，始終如一。其光輝業績，不勝枚舉。“三藩之亂”時，李光地派人冒險上京，獻策平定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亂。以全家生命力薦施琅專征平台，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清初曆時數十年的“圈地”弊政，在李光地任直錄巡撫和大學士期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糾正。李光地為政席仁，他義設常平倉，荒年賑濟饑民；減免賦稅，廢除自秦以來的“十家連坐法”和“淩尺”、“滅族”等酷刑，拯救了因《南山集》案被株連入獄的文學家方苞。康熙帝與李光地“情雖君臣，義同朋友”。李光地近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均在康熙帝執政時期。他病逝時，康熙帝深為震悼，諭朝臣曰：“知之（李光地）最真，無有如朕者；知朕，變無過於光地者。其死後被諡“文貞”，加贈太子太傅，並列清初一氏名宦，誠非過譽。
康熙的民本思想在“康熙之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把民本作為治國行政的根本大事，且樂此不疲，數年如一日，堅持不懈，正如他自己所說：“欲致海宇升平，人民樂業，孜孜汲汲，小心謹慎，夙夜不逞，未嚐稍懈。數十年來，禪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勞苦二字所能概括耶！”
5．興文以教民
康熙非常重視文化教育，“朕惟自古帝王，承乾立極，綏理萬邦，莫不以厚風俗、正人心為久安長治之本。其時，化理敦龐，民生樸茂，海內群黎，鹹享豐亨豫大之休，洵府事修和之成效也。在親製《日講四書解義序》中說：“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從來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恭敬廉讓，則德化易成？慎辨等威，納諸軌物，使貴賤少長勿相淩競。”
由此，康熙帝提高了對漢族知識分子的優遇。為了安撫漢官，玄燁一再聲稱“滿漢皆朕之臣子”，“滿漢一體”，諭令“滿漢官員職掌相同，品級有異，應行畫一”。創建了南書房製度，命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員輪流入值，以籠絡漢官。並親臨曲阜拜謁孔廟。表彰理學，用宋儒思想輔助施政，導正世風。擴充科舉，設博學鴻儒科，吸納更多儒士。他曾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以網羅負有盛名的碩彥鴻儒，入史館纂修明史。又吸收大量學者編纂各種圖書，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佩文韻府》、《清文鑒》等圖書、曆法和地圖。當然，清代嚴酷的文字獄也是從康熙朝開始的。康熙一朝大小文字獄不下10餘次，其中牽連較廣的大案有莊廷《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
綜上所述，在中國古代近200個帝王中，康熙大帝是與唐太宗李世民齊名的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帝王之一。他在位61年，是中國曆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這個時期，也是中國曆史上最重要的時期之一。他8歲即位，除鼇拜，撤“三藩”，平定噶爾丹，抵禦沙俄入，統一台灣南等等，開疆擴土，奠定了中國版圖，使得清朝時的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麵積最大的國家。康熙大帝體恤民情，在位期間為百姓造福無數，曾多次親自參與治理黃河、運河，蠲免錢糧，懲治，提倡節儉，重視士子，使百姓安居樂業，百業興旺，天下太平，犯罪記錄很少；最好的時期，每年勾決的犯人僅10餘人。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占全世界的51%，是整個世界上國力最強大的國家。康熙帝開創了一個盛世，一個新時代。
第三節 盛世景象的經濟基礎
康熙筆筒
一個王朝的興盛，歸根到底還是要取決於社會經濟的發展。隻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才會為國家的繁榮富強打下良好的基礎和儲備發展的動力。康熙親政時，由於長時間的戰火連綿，烽煙不絕，經濟蕭條，財政匱乏，國家處於艱難困境之中。康熙清醒地認識到：“民為邦本，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方可稱太平之世。”“自古國家久安長治之謨，莫不以足民為首務，必使田野開辟，蓋藏有餘，而又取之不盡其力，然後民氣和樂，聿成豐亨豫犬之休。”所以，在他統治的幾十年裏，奉行民本思想，寬以待民，采取一係列休養生息的政策和措施。
在農業生產上，康熙在順治朝經濟開始回升的基礎上，采取一係列政策和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封建經濟的基本問題是土地的占有，而滿清入關後的圈地運動，致使許多農民喪失土地，康熙親政之始，便下達禁止圈地的命令，“朕纘承丕業、又安天下，滿漢軍民原無異視。比年以來，複將民間房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深為可憫。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己圈者，悉令給還。”
為恢複生產，政府大力獎勵墾荒，發展農業生產。對於有主的荒地，由原來的主人負責開墾，政府給優惠，3年不收稅；對流民不論原籍本籍，編入當地保甲，鼓勵開墾荒地，永準為農。各省荒地自次年起，限五年內墾完，到期清查時，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墾完。六年秋，請旨遣官嚴查。各省墾過地畝，如荒蕪尚多，督撫以下分別議處”。在康熙年間，清政府的勸墾重點，是剛剛結束戰爭的雲貴地區，以及像湖廣、四川等當時還地廣人稀的省份。
康熙十年（1671），清政府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放寬起科年限，根據禦史徐旭齡的“新荒者三年起科，積荒者五年起科，極荒者永不起科”的建議，下令新墾荒地四年起科，第二年又寬延到6年。十二年十一月“嗣後各省開墾荒地，俱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並且規定“凡貢、監生員、民人墾地三十頃以上至百頃以上者，奏送吏兵二部，試其文化程度，授與知縣，縣丞、守備、百總等官”。還特別鼓勵殷實之家即地主鄉紳墾田。對於自然條件極差而荒地甚多的地區，如四川，康熙二十九年（1690）明確規定“凡流寓願墾荒居住者，將地畝永給為業”，又允許河南“將義社倉積穀借與墾荒之民，免其息”，令陝西布政使給與西安等處複業流民“每戶給牛一頭並犁具、穀種、雇覓人工之資”，將甘肅境內無人耕種荒地，撥與無地耕種之人，“並動庫銀資給牛種”由於清廷采取了鼓勵措施，大批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紛紛前往各地墾荒耕種，“湖廣民人往四川開墾”，“山東民人到口外種地”，已形成一股潮流。
在停止圈地和獎勵墾荒的基礎上，實行“更名田”製度，即土地即歸開墾者所有，“凡地土有數年無人耕種完糧者，即係拋荒，以後如已經荒熟，不許原主複問”，並“給予印信，永準為業”。還有一部分土地，即明朝皇室勳戚的莊田，均並入所在州縣土地，“將前明廢藩田產給予原種之人，改為民產，號為更名地，永為世業”。願認領“更名地”者，需向當地州縣官府繳納“易價銀兩”，實際是變價出售給農民。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規定“更名地”與民田一例輸銀，免其納租，取消易價銀，已征收的，可抵下年正賦。這項改革，使農民增加獲得土地的機會，也減輕了負擔。
同時下令軍隊也實行屯田，減輕國家的經濟負擔。新疆是抗擊沙俄帝國侵略的前方，康熙十分重視在新疆進行屯田，“新強屯田，始康熙之季。”不久即在新疆“東自巴裏坤，西至伊犁，北自科布多，南至哈喇沙爾，天山左右，水土沃饒，前後墾辟十數萬畝”，成績十分顯著。此外，黑龍江、直隸等地也推行屯田政策。
據不完全統計，清聖祖康熙元年（1662），全國有耕地549萬頃。1685年，清聖祖康熙二十三年，全國耕地已增長到607萬頃。直隸京畿、太湖、長江三角洲、鄱陽湖地區，都已成為主要產糧區。到康熙後期，全國的耕地麵積已經接近或達到明萬曆初年的水平。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明顯得到好轉。從康熙初年起，戶部的庫銀每年都有積存。據奏報：康熙六年（1667）已存銀248萬餘兩。八年、九年“每歲存剩約六七百餘萬”，完全改變了順治年間入不敷出的局麵。到十二年（1673），即三藩戰爭爆發之年，庫存銀已達到2135萬餘兩。康熙帝正是憑借這種經濟力量的支持，才敢毅然下令削藩的。
同時，在農業政策上改革不合時宜的措施，推行與民休息，輕徭薄役，為農民減負。為了使田賦征收有章可循，清政府曾於順治十四年（1657）頒布了第一個《賦役全書》，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重修《賦役全書》。因舊書中地畝錢糧數目分厘絲毫等尾數太長，即累贅又不易查核，而且容易舞弊。故康熙指示，采取四舍五入，將毫忽以下小數刪去，取名《簡明賦役全書》。並在各地設立公告牌，將錢項、數目、稅類一一明示，賬目公開，責任到人，對於抑製私派、濫派，防止官員吏胥包攬，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減輕賦役的同時，康熙還大力蠲免各地錢糧，“朕宵籲孜孜，勤求民瘼，永惟惠下實政，無如除賦蠲租。”在康熙帝在位的61年中，凡遇國家慶典、戰爭及他巡幸所經之地，即行局部的或全國性的蠲免。從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先後將河南、直隸、湖北等九省地租額免征，“三載之內，布惠一周。”其後，“普免之典，實肇於此”。到康熙四十四年，全國所免錢糧總數共九千餘萬兩，至四十九年，據戶部奏，蠲除之數“已逾萬萬”。康熙四十九年又宣布：從明年即康熙五十年始，在三年以內，將全國各省錢糧“通免一周”。決定先蠲免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九省錢糧。至於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已統計3年之內，“總蠲免天下地畝人才新征舊欠，共銀三千二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兩有奇”。讓利於民，不與民爭富，乃是康熙朝天下治平的根本原因，“每思民為邦本，勤恤為先，政在養民，蠲租為急。”
到康熙晚期，全國耕地麵積大幅度上升，人口也由數千萬驟增至一億數千萬，在此基礎上，康熙帝向全國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即以五十年全國人丁數為準，“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後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增出實數察明，另造清冊題報。”根據這道詔令以及後來的補充規定，以後再收糧食，就以康熙五十年的人口總數為標準，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國人丁數2462萬餘丁，丁銀335萬餘兩為定額，再有生育的人口也不征收錢糧，即免去了長期以來征收的人頭稅，有利於減輕人民負擔。而它的最大意義在於，進一步加速了“攤丁入畝”的進程。因為丁銀固定，使之比以前更容易地歸並到田畝中去，為雍正初年大規模地推行“攤丁入畝”鋪平了道路。當然，這同時也加速了人口生產，並利於清查戶口。
農業要發展，水利是關鍵。康熙一直把“河務”作為初期三項基本政策之一，牢記於心“黃河關係最大，……河工雖已告成，尤當時加巡視，不可疏忽。今春多風而少雨，恐秋間雨水必多。地方官宜加意堤防。”當時由於黃河下遊淤塞不通，黃河水漫流南下奪淮河河道入海，黃淮合流，水勢凶猛，堤決沙沉，造成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地區連年遭受洪澇災害。1662年至1676年，即從清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四年的十多年間，黃河決口多達60餘次，黃、淮每次決口都給中原產糧區和江南蘇、鬆等富庶之區造成慘重的經濟損失。順治時，每年為治黃投資百數十萬兩，役丁夫數萬，迄無成效。到康熙十五年，已更換五任河道總督，也無濟於事。康熙帝決心治黃，務求“一勞永逸之計”。經過反複考察，康熙決定起用安徽巡撫靳輔為河道總督。靳輔不但是清代名臣，而且也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水利專家之一。靳輔在治河過程中，重視實地考察，精通業務。尤其是他知人善任，聘用才能出眾的陳潢為幕客，協助他在治理黃河中取得卓越的成效。繼靳輔之後，王新命、於成龍、張鵬翤相繼任河道總督，在康熙帝的親自督促下，基本上遵循靳輔和陳潢的治河方略，亦有一定成效。黃河、淮河、運河經過長期精心治理，基本上消除了黃河中下遊各省多年的水患威脅，為江淮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疏通運河使南北水路交通和漕運得以暢行。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
在黃河之外，康熙還修治了永定河（亦稱“小黃河”或“無定河”，其實它是海河的一條分支）以及各地的中小型水利建設，如治理大湖，疏浚三江，興修海塘、兩湖、贛北等地的築堤攔水，等等。它們除防洪通航外，大多直接與農田灌溉有關。治黃淮，興水利，是康熙帝的一項重大成就，治淮黃，築六壩，修太行堤，障沁河諸水之下流；疏永定、子牙兩河之瀦泄，捍民之患，而仁被於澤。”“巡閱河工，指授方略，淮黃底定，世賴平成。”
除此之外，康熙還親自過問農業生產，培育和推廣了雙季稻禦稻種。這種稻米第一季的成熟時間平均不到100天，最短的隻有70天左右，因此收割後可再種一季。每年平均畝產都在六石以上，可“五年耕而餘二年之食”。這種米粒長、色紅、味香。《紅樓夢》中所描寫的“禦田胭脂米”和“紅稻米粥”，說的就是這種禦稻米。康熙帝撰的《禦製木棉賦》宣示植棉效益，從而引起對種植棉花的廣泛重視。當時，全國較為集中的產棉區有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地區、錢塘江沿岸地區，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隸等地。煙草自從海外傳入以後，到康熙年間，也已逐漸普遍種植。最早種植的是福建，“煙草之植，耕地十之六七”。為農業需要，康熙下令每天記錄氣象，並作為一種製度保留下來。至今故宮內還保存了大批清代的《晴雨錄》，這是研究氣象的寶貴史料，為加強氣象研究和發展農業生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康熙不僅重視農業，而且在手工業、商業和海外貿易方麵，也積極推行了一些有利其發展的經濟政策。首先，對采礦業實行獎勵政策，康熙破清初嚴禁的舊製，放寬了限製，許民開采。廣東的鐵、鉛礦，廣西的錫礦，湖南的銅、鐵、錫、鉛礦以及貴州的水銀鉛礦，山東萊陽與陝西臨潼的銀礦等，都有開采。
其次，鼓勵發展手工業。清朝對發展手工業實行“物暢其流，民便為要”的寬鬆支持政策，從而促進了全國手工業的恢複與發展。如鐵器鑄造業、棉布染織業、糧食加工業、製茶業、製糖業、製瓷業、造紙業、木材加工業等，在全國各地都有很大的繁榮。取消了對機戶“不得擁有織機百張以上”的限製，同意“有力者暢所欲為”，遂使紡織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有了相當的發展，出現了“有開五六百張機”的大手工業工場主。
康熙則極為重視商業和保護商人。把商人看作國家的四民之一，保護商人和商業的正常發展，康熙指出：“重困商民，無裨國計。種種情弊，莫可究詰。朕思商民亦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正須易轍改弦。”“國家設關榷稅，原以阜財利用，恤商裕民。必征輸無弊，出入有輕。庶百物流通，民生饒裕”。因此，商業也得到了快速恢複，大中城市迅速崛起，在吉林、黑龍江新建城市8座，遼沈地區新建城市15座；商業重鎮得以複蘇，揚州、蘇州、南京、杭州、廣州、漢口等城市的工商業最為發達，浙江的烏青鎮、楓涇鎮，江蘇的平望鎮、南翔鎮，江西的景德鎮，廣東的番禺、東莞，四川的成都、重慶等等大小城鎮，工商業都已逐漸興盛。
在發展對外貿易方麵。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統一台灣，消除了海上最大的反清據點，為解除海禁創造了有利條件。康熙指出“向令開海貿易，謂於閩粵邊海民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財貨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貿易，非貧民所能，富商大賈，懋遷有無，薄征其稅，不致累民，可充閩粵兵餉，以免腹裏省分轉輸協濟之勞；腹裏省分錢糧有餘，小民又獲安養，故令開海貿易。”二十三年，清政府在福建泉州府的廈門港建立起了全國第一個海關——閩海關，第二年又在江蘇鬆江府的上海縣境建江海關，在浙江寧波府的鎮海縣建浙海關，在廣東廣州府的南海縣設粵海關。康熙二十五年實行開海政策，使海上貿易迅速得到恢複和發展。中國商船到國外去的越來越多，外國商船也不斷來到中國。康熙帝的開海貿易政策，促進了沿海以至全國經濟的繁榮，也給清政府增加了財政收入。
但清政府對人們的出海活動始終懷有戒心，對出海的商船，乃至造船和出海經商的人員，都作出了種種規定加以限製。為了加強對來華外商的監督管理，清政府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首先在廣州商行中設立洋貨行。洋貨行以十三行最為著名，故又稱之為十三行。商人開設洋貨行，須向官府繳納高達數萬兩銀子的費用，由官府批準後發給執照，特許獨攬對外貿易，承銷外商進口的商品，並代外商收購出口貨物。洋行即代表外商繳納關稅和禮銀，又代表政府管束外國商人，傳達政令。它不隻是私商貿易組織，而且還是代表官方管理外貿和外事的機構。清代廣東的洋行製度，又稱之為行商製度。
第四節 罵名背後的勵精圖治
避暑山莊
雍正在以往的曆史中，一直被我們所忽視。街談巷議中，雍正更多的是與篡位陰謀、血滴子這些空穴來風聯係在一起。即使是正史，也對雍正有所忽略，隻提“康乾盛世”，卻忽視了這個夾在中間的皇帝。
幸虧有一部《雍正王朝》，讓這位精明強幹的皇帝走入了普通人的視野。而曆史中的雍正所起的作用更為重大，他對保持國家的繁榮，接續勤政的帝風、開啟乾隆的盛世等方麵都有著巨大的貢獻。可以說沒有雍正，就沒有後來的乾隆盛世。雍正皇帝作為一代政治家，他留給後人的曆史遺產，還有兩點值得特別提出：一是勤政，二是務實。
雍正理政，日日勤慎，戒備怠惰，堅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話說：“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為敷政寧人之本。”。雍正親手批閱的奏章，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現存漢文奏折35000餘件、滿文奏折6600餘件，共有41600餘件，數十萬言，這僅僅是一小部分，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雍正的勤政。雍正的勤於理政還體現在他嚴格要求臣下上。雍正元年（1723），年羹堯奏一折，大學士已經議複，後蔡埏有同樣內容的折子，大學士沒有察覺。又行上奏，雍正注意到了，批評他們“漫不經心”，甚至連官員奏折中的錯別字也要糾正過來。福建巡撫劉世明沒有及時對雍正的訓令作出反映，於是新的訓飭令又下發了：“朕日理萬幾，刻無寧晷，費一片心血，親筆訓誨之旨，競一字不複，想汝終日在醉夢中矣。”雍正就是這樣孜孜不倦地熱衷於他的政務。他說：“朕於政事，從來不殫細密，非過為搜求也。”另外，他不許官員設立戲班，怕他們貪汙腐化，敗壞風俗，怕他們“以看戲為事，諸務俱以廢弛”。
雍正在位一共12年零8個月，實際約4247天，平均每天批閱奏折約十件。且多在夜間，親筆朱批，不假手於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語竟有1000多字。如此勤於政務，真為曆代帝王所罕見。雖然雍正曾說：“自古帝王，未有如我聖祖皇考之勤政者。”康熙的勤政雖是事實，但雍正卻比乃父更勤。因此，雍正也曾自負地說：“即皇考之勤，亦無自朝至暮辦事之理。”雍正的理政不怠，十三年如一日，曆代封建帝王者，實難於出其右。所以清史學者孟森說：“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以及“其英明勤奮，實為人所難及”。
在雍正的政治思想中，反複闡述和一再強詞的一個思想，就是注重“實行”即實踐，反對追求空名和言行不一。他認為，凡為政，總不過是“利除弊，必。以實心，行實政，實至而名亦歸之”。他抨擊官對“名實”的歪曲，指出：現今當官的人，“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名日：名實兼收。”在吏治鬆弛，腐敗日行的情況下，士大夫都以“名實兼收”相標榜，他們所說“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又指出：“沽名邀譽，乃居官之大患。”實心任事，是雍正對內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頒諭給各省封疆大臣說：朕望天下總督、巡撫大員，“屏棄虛文，敦尚實政”。
對大臣奏折中的浮誇成分，雍正是毫不客氣地明確指出加以批評。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視台灣的監察禦史索琳上折說：台灣地方官兵嚴加操練，精益求精，可保海疆萬載升平。看了這一言過其實的奏報，雍正警告說：凡事最重要的是務實，不欺不隱才算良吏，“粉飾、迎合、頌讚、套文陋習，萬不可法”。山東州知府吳關傑皇上的諭旨奉為至寶，先是“懸掛堂中”，朝夕瞻仰，後來又找工匠把諭訓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門上。甚至還請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員，一律在大小衙門的屏門上刊刻諭旨，雍正則回應以“此等迎合之舉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對於歌功頌德的套話空文，雍正毫不客氣“凡百隻務實行，不在文字語言。頌聖具文，朕實厭覽。”雍正多次告誡群臣：說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關注的，是文武大員是否實實在在地幹事，而決不在於奏報是否多，說得是否動聽。
另外，雍正帝生活儉樸，崇尚節約。曾下旨給禦膳房：“諭膳房，凡粥飯及肴饌等食，食畢有餘者，切不可拋棄溝渠或與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則哺貓犬。再不可用，則曬幹以飼禽鳥：斷不可委棄。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專門為剩粥剩飯的處理下一道聖旨，雍正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事隔幾年，他又專門為了禁止浪費糧食的事，再次發出一道上諭：“朕從前不時教訓，七天降生五穀，養育眾生，人生賴以活命，就是一粒亦不可輕棄。即如爾等太監煮飯時，將米少下，寧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以致餘剩拋棄溝中，不知愛惜。朕屢屢傳過，非止一次。恐日久懈怠，爾總管等再行嚴傳各處首領、太監，見有米粟飯粒，即當撿起：如此不但仰體朕瞄福之意，即爾等亦免暴殄天物：應不時查拿，如有輕棄米穀者，無論首領、太監，重責四十大板，如爾等仍前縱容，經朕察出，將爾總管一體重責。”雍正的“禦膳”常常是燒豆筋、炒豆芽等幾個簡單的素菜，外加一碗糙米飯。掉一個飯粒都要撿起來吃掉，未動的菜則回鍋熱熱下頓再吃。連李衛都感歎皇帝太清苦，雍正帝則淡淡一笑：“朕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進？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啊！”雍正帝從未去過承德避暑山莊，即位後也沒到江南做巡幸活動。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謁祖陵時，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過多的臨時設施，稍有花銷，就認為是過奢之舉。此外，他對群臣進獻的稀世珍寶也大不以為然，反倒認為：“行一利民之政，勝於獻稀世之珍也；薦一可用之才，勝於貢連城之寶也。”雍正帝明確指出：“世人無不以奢為恥，以勤儉為美德，若諸臣以奢為尚，又何以訓民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