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正是由於雍正在位13年內所實行的一係列改革政策和各項吏治措施，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有所創新，有益於國計民生，並在某種程度上順應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變革生產關係的時代要求。開創了國富民殷的新局麵，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從這個角度來看，雍正在“康乾盛世”中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他的創新精神和革新的力度，勝過他的前輩。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些改革和創新，改革的量多，自然波及的範圍就大；改革的深入，自然涉及的利益就廣。幾乎每一步措施，都會觸動某些集團的痛處；每一項製度，都會有悖於某一階層的意願。結果，他不僅得罪了漢人，而且得罪了滿人；不僅得罪了達官顯貴，而且得罪了文人墨客。雍正作為皇帝，麵對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或幾個時，都是占有壓倒性優勢的。但麵對士紳這個整體，他依然是個弱者。在狠狠得罪了掌握著政治經濟、輿論宣傳、文化教育大權的士大夫階層之後，雍正在後世的糟糕名聲，也就不難理解了。於是乎，漢人罵，滿人罵，官員罵，文人罵，“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雍正帝便順理成章地被安上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文人墨客筆下極盡誣陷誹謗之手段，諷刺挖苦之能事。“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雍正便被淹沒在一片唾沫的海洋裏，不能自拔，背上了千古罵名。
正像電視劇《雍正王朝》主題歌唱的那樣，“身後罵名滾滾來”。雍正王朝在罵聲中悄然而逝，然而罵出來的竟是一個乾隆盛世。畢竟，從500萬兩到7000萬兩的國庫存銀，實實在在的是在遞增，並不是罵聲所能詆毀的。清朝人也許不喜歡雍正，但清朝絕對需要雍正。
第五節 乾隆出生地之謎
乾隆
作為最後一個封建帝國，清王朝創新很多的製度，它有諸多封建王朝皇位繼承的經驗可以學習，有諸多教訓值得參考，特別是在康熙時期皇位繼承上產生的各種不利影響，更是後世繼位者必須要加以解決的問題。當雍正在險象環生、狂風暴雨中繼承皇位之後，繼承權的合法性問題，竟然在他去世前都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雍正皇帝在處理繁忙政務的同時，經常能夠聽到有人拿來他繼承皇位的問題說事，弄得雍正肝火上升。
為避免自己的後人覆蹈這一幕，這位勇於開拓的皇帝，改寫了清朝皇位繼承的製度。一如我們在很多清宮影片中所看到的那樣，乾清宮的正大光明匾後存放一道皇帝的手諭，明確由誰繼承皇位，這份手諭並沒有公開，於是，這些有機會繼承皇位的皇子們，誰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如願地登基大寶，因為不到老皇帝駕崩的時候，無法確定誰是最後的贏家。雍正皇帝顯然看到了這一點，在這一點上，雍正的這著棋顯然是高明的，它部分地避免了王朝內訌的可能，使得皇位繼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當然，對雍正而言，他的繼承人早在康熙時代就已經確定，那就是弘曆，也就是後來的乾隆皇帝，而當他把大兒子處死後，這個形勢就更加明顯。
但是，雍正皇帝沒有想到的是，乾隆皇帝剛剛即位，坊間又開始流傳，漢人重新獲得了江山。
說實話，關於乾隆這位風流皇帝，留給後人很多可以津津樂道的故事，無論是六下江南，還是香妃傳奇等。但是，當時老百姓更關心的話題莫過於他的身世傳說了。不過皇家身世畢竟有別於凡人，當時人莫敢嚴究，後人更是無從探求。因此，這個謎團留給後世的，隻能是撲朔迷離的猜疑與推測了。
乾隆皇帝的身世之謎，至今也困擾著一些人，在民間流傳了多個版本的傳說故事。第一種說法是，有一年雍正去熱河打獵，喝了侍衛呈獻上來的新鮮鹿血，那是大補呀。結果這位身強體壯精力旺盛的皇子立馬就亢奮了，當時的清室阿哥們，找個女人就和玩一樣。於是雍正病急亂投醫，與一位漢族女子共度巫山，結果就朱胎暗結，身懷有孕了。後來康熙知道了這件事，擔心有辱皇家尊嚴，令這名宮女在草棚中生產，這是乾隆身世的第一個版本。這個版本的最大疑點，就是雍正的事情竟然讓康熙知道了。不過，疑點是，康熙皇帝既然知道乾隆是漢族宮女所生，怎麼會對這個皇孫寵愛有加？而且後人評論雍正即位的時候，多以乾隆取得康熙的寵愛作為雍正即位的重要砝碼，由此觀之，這種說法的真實性不強。
關於乾隆身世的第二個版本更加離奇，幾乎是宋朝“狸貓換太子”的翻版。按照這個故事裏乾隆的身世，他是被雍正抱錯了，當然是被故意抱錯的。據說當年雍親王的夫人生下個女孩，雍親王當時非常渴望有個男孩，恰巧當朝官員陳世倌的夫人生下一個男孩，於是，兩個孩子就被偷梁換柱了。這個故事也是流傳最廣的，被很多的清宮戲演繹出多種不同的版本，但是，仔細看待這個問題，就會發現，雖然陳世倌雖實有其人，但他與雍正的關係沒有好到可以抱兒子的地步，如果真有其事，估計這位陳先生命不久矣，這等關係皇家血統的大事，雍正能留他活口，用後腦勺想也不會如此。再說當時的雍正已經有了一個男孩，他沒有必要通過這種方式再要個男丁，這個版本的疑點也在於此，可見，後世多把“妖魔化”的雍正看成為繼承皇位不擇手段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故事流傳。
由此可見，民間傳說到底是演義成分居多，並不可信。真實的皇家子嗣繼承，並不是一件兒戲，等級血統要求都是極為嚴格的。對於子嗣並不缺乏的雍正皇帝來說，選擇皇位繼承人更應該是慎之又慎的。他並沒有任何理由選擇將自己愛新覺羅家的大好江山，白手送給一個並不相幹的漢人子弟。
說起來，讓大家對乾隆皇帝身世猜測很多的原因在於，乾隆皇帝本人和他的後代對他的出生地說法不一，而且再三修改，這才讓野史的編修者有機可乘，製造出他的諸多逸事。
如果當年的雍正皇帝能夠明確提出過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恐怕後來也不會有那麼多故事發生。但是，乾隆的的父母並沒有留下關於他出生地的隻言片語，而乾隆自己曾經反複說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宮的，並多次以詩的形式，表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宮（原雍親王府邸）。其中，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乾隆在《新正詣雍和宮禮佛即景誌感》詩中寫有：“到斯每憶我生初”的詩句，這就是說每當我來到這個地方，就會想起我剛出生的樣子，當然，這句話有些含糊，“生初”到底是多大，是嬰兒還是兒童，我們知道，嬰兒是沒有記憶的，屬於集體無意識階段，因此，可以理解為是針對兒童時代的回憶，那麼這就不能作為出聲地的證明了。
在看乾隆的另外一首詩，乾隆四十四年（1779）春，乾隆又一次在《新正雍和宮瞻禮》的詩中說：“齋閣東廂胥熟路，憶親唯念我初生。”這句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在這間房子的東廂，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回憶雙親的地方。這次不僅更加明確，而且還指出了出生地點。為了強調起見，乾隆四十五年（1780）新春，乾隆再一次到雍和宮禮佛時說：“十二初齡才離此，今瞥眼七旬人。”
乾隆皇帝在上述的詩文中，反複強調自己出生在在雍和宮。也許是他對自己身份的流言蜚語可能有所耳聞，於是，在詩作中強調自己確實生在雍和宮。但這會不會是欲蓋彌彰呢？
而乾隆朝的一位大臣的記載，卻讓人們對乾隆的說法產生了懷疑。乾隆朝中有個叫管世銘的官員，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後入值軍機處，了解很多皇帝的掌故與秘聞。他曾隨乾隆一起去避暑山莊，在那裏寫下了有名的《扈蹕秋獮紀事》34首，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慶善祥開華渚虹，降生猶憶舊時宮。年年諱日行香去，獅子園邊感聖衷。管世銘在這首詩的後麵有個原注，說：“獅子園為皇上降生之地，常於憲廟忌辰臨駐。”意思是說，乾隆皇帝誕生在獅子園，因此每到雍正皇帝的忌日，總要來這裏住上幾天以寄托思念。
大臣們的說法也許會有猜疑的成份在裏麵，但是乾隆兒子嘉慶皇帝的說法，卻讓人們確定，乾隆皇帝在撒謊。嘉慶元年（1796）和嘉慶二年（1797），嘉慶皇帝兩次在避暑山莊寫詩祝賀乾隆的生日，詩中明確指出，“皇父”在辛卯那年誕生於避暑山莊，此時，乾隆皇帝是太上皇，還在世，但他並沒有指出嘉慶皇帝說錯了。
但是，僅僅過了十幾年，嘉慶皇帝又放棄了這一看法。原來，清朝每一位皇帝登基以後，都要為他的皇父撰修《實錄》和《聖訓》。嘉慶十二年（1807），嘉慶皇帝命令朝臣編修乾隆的《實錄》和《聖訓》。嘉慶在審閱時發現，這兩部非同小可的文獻典籍，把“皇父”的出生地都寫成了雍和宮。這可能有損皇室尊嚴的一個失誤，開始讓嘉慶緊張了，畢竟“詩”和“史”是有分別的。於是，嘉慶隻好放棄原先的承德獅子園說法，批準在《實錄》和《聖訓》裏寫道：乾隆在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誕於京畿之雍和宮邸。這次修改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卻讓人們對乾隆出生地究竟是在北京還是在承德的避暑山莊，產生了疑問。
這場出生地之爭一直延續到乾隆的孫子道光即位。嘉慶死於避暑山莊，在禦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以嘉慶名義撰寫的《遺詔》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莊”一語，就是說乾隆當年就生在灤陽行宮，即避暑山莊。並說皇父乾隆當年就生在避暑山莊，今天我死在這裏，也沒什麼遺憾了。新即位的道光皇帝發現這一情況後，不得已又更正了這一說法。《實錄》記載修改後的《遺詔》，原文如下：古天子終於狩所，蓋有之矣。況且行宮為每歲臨幸之地。我祖、考神禦在焉，予複何憾！這裏把乾隆出生於此，改成了神禦，即畫像在此。
道光為把他爺爺乾隆出生在北京雍和宮的說法作為最終結論明確下來，不得不把他爸爸嘉慶的話都改過來，為了爺爺的麵子犧牲爸爸的麵子，想必道光也是十分痛苦的。但由於嘉慶的詩早已公開流傳天下，總不能收回來都改吧，所以道光在這一點上很無奈，一部分沒有改的《嘉慶禦製詩集》流傳下來，從而愈發使天下官員百姓對乾隆出生地疑竇叢生。
不過，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誰，清朝皇家的家譜《玉牒》和乾隆時期的《實錄》以及《聖訓》上都有明確的記載：乾隆的親生母親是鈕祜祿氏。而且，從史書上來看，乾隆對其生母是無比慈孝的。他在慈寧宮為母親60歲誕辰舉行盛大壽宴，並把它繪畫叫《慈寧燕喜圖》。他侍奉母親三次上泰山，四次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莊。乾隆還別出心裁，用三千多兩黃金做了一個金塔，專門用來存放供奉他母親梳頭時掉下來的頭發，所以叫金發塔。乾隆愛寫詩，在他的流傳至今的很多詩作中，也有不少是稱頌生母鈕祜祿氏的養育之恩的。
如果乾隆皇帝是位普通的百姓，或許沒有人會深究他的身世，如果不是民族矛盾加深，百姓們也許不會關心他是滿族還是漢族，然而，偏偏這兩點都僅僅是假設，於是，坊間才會有那麼多關於他身世的傳說，甚至成了現在古裝片的演繹的劇情亮點。真是成也皇位，敗也皇位。
第六節 六巡江南為了誰？
乾隆書法
一部《戲說乾隆》不僅開創了戲說清宮戲的先河，同時也讓人們對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故事有了更多的認識，但那種認識似乎更多地來自於齊東野語，六下江南，不僅讓乾隆皇帝飽覽了江南的秀美風光，也為後世的人們留下很多韻事，難怪現在的電視劇總拿乾隆下江南說事兒。說到江南，那總是與風光迤邐、山清水秀、春色無限、美女如雲相提並論。江南的秀美，吸引著眾多名人誌士的無限向往。頗具才情的乾隆皇帝，也不例外。清朝的曆史上，詳細地記載了康熙與乾隆的六次江南之行。對於乾隆南巡，從官方的史籍到民間的野史中，都有許多描述：或說他修堤築堰，功蓋千秋；或說他甩手國事，沉迷美景；或說他風流倜儻，貪戀美色。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但事實上，無論是康熙還是乾隆，下江南並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總是遊山玩水，順便泡泡妞，相對來說有更多的政治意圖。
其實，說起來，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下江南巡幸，不單純是為了遊山玩水，更重要的是兩位皇帝都出自一個重要的意圖，那就是檢查河工。在傳統時代，水運網絡關係到最根本的國計民生，然而，我們的母親河黃河與父親河長江都不好伺候，動不動就改道，興致一來就發水，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他們的帶動下，中國境內大大小小的河流也成了刺頭，因此曆朝曆代對此都不遺餘力。但很悲哀的是，拿今天的話說就是災區栽幹部，治理河務總和貪汙腐敗有著剪不清理還亂的關係，以致於水患未除，人患又出。康熙與乾隆在這上麵也很頭疼，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親自視察，深入民間調研。而巡視河工的康熙皇帝留下的的是整頓吏治，同樣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卻在民間留下了可供談資的風流韻事。
康熙與乾隆當年的南巡，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視察水利，維修堤壩。在乾隆的下江南中，有很多是視察黃河工程和浙江的海塘工程。乾隆視察河工，不僅僅是做樣子。有一年，老百姓竟然在修堤壩的工地上親眼見到了乾隆爺。那是乾隆二十五年，浙江又一次水情告急，而在海塘施工中又出現了石塘、柴塘之爭。究竟是修築石塘，還是修築柴塘？意見不統一。此時正好乾隆帝第三次南巡到達海寧，看到這種情況，他馬上親臨現場，親自試驗打樁。他看到，如果修建石塘，必須得從舊塘壩向後移數十丈才能打樁，這樣就會毀掉許多百姓的田地和村莊。於是乾隆決定先修築柴塘，並要求每年用竹簍裝上石頭加固。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最後一次南巡時，他還來到這裏繼續視察，並下令繼續修築範公塘石壩。海塘工程的建成，有力地保護了江南水鄉的繁華昌盛。
此外，乾隆南巡的另一個緣由，便是江南的經濟富庶與自由、豐厚的文化氛圍。江南是清代最為繁華的地方，又是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江南相距京城較遠，因此統治者老有不易控製的擔憂。同時，乾隆時期江南吏治敗壞、官吏貪汙，已經到了不可不治的程度。因此，皇帝對於江南的監視，一刻都不敢放鬆。當時，設立在蘇、杭、寧的三大織造，除了承擔宮廷每年的衣被外，另外一個隱蔽的使命，便是充當皇帝監視江南的耳目。
同時，江南文化發達，文人密集。文人是最不易控製的，故在統治者眼中又是極其危險的一個群體。而江浙地區，又是明末清初反清鬥爭最為激烈的地區。這裏人才淵藪，最為乾隆所掛念。因此，乾隆南巡的另一個重要目的，便是威懾和籠絡知識分子，想借此進一步壟斷文人的話語權。清代有一個重要的文士杭世駿，是當時的大學者。作為一名深具責任感的文人，杭世駿缺少著混跡官場的練達。而這些明顯不夠變通的文人特質，讓乾隆十分不待見。所以，最終他的一番滿漢言論觸怒了乾隆。在一個合適的時機，乾隆最終將他革職放回了江南。但事情並沒有完，他仍在清政府的嚴密監控之下。乾隆下江南時，特地接見了他。時人記下了乾隆三十年（1765）杭世駿接駕的情景：皇帝問他性情是否已經改變？杭世駿回答說，自己已經老了，已經不能改悔。從另一方麵而言，杭世駿並沒有在乾隆麵前認錯。於是乾隆很惡毒地說，你為何還不死？如果前麵的接見還有一些假意的溫和，那這句話便是明顯的詛咒了。事實上，在乾隆接見的那天傍晚，杭世駿便辭別了人間。不管是何種緣由，乾隆都向世人昭示了這樣一個信號，與皇帝作對，沒有什麼好果子吃。
但乾隆也懂得運用政治手腕來擴大政權基礎。乾隆在下江南，對接駕及辦差的官員大加賞賜，加官晉爵，將一些原來受過處分的官員恢複原職。特別是對前來接駕的老臣，問寒問暖，賞賜人參、貂皮等物品，還要賞賜他的子孫功名。在南巡途中，乾隆一方麵多次在各地的孔廟行禮，另一方麵他對前來拜見的文人士子還親自命題考試。取得一等成績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職，這樣就選拔了許多實用的人才。由於江南一帶人才薈萃，讀書應試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給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官辦學府增加名額，大大籠絡了一批文士為他效命。
民間傳說，乾隆喜歡江南美女，每次南巡時，少不了尋花問柳。現在江南的很多地方，都建有“娘娘廟”，相傳便是為了紀念當年乾隆南巡過程中所臨幸的江南美女。傳說有一年，乾隆自己孤身微服私訪，因為迷路，誤闖入了一個偏僻的村莊，於是來到一戶人家，想借住一晚。於是，他跟這戶人家的女兒有了一段露水姻緣。乾隆回京後還甚為掛念，曾想將這位秀麗、樸實的女子接入宮中。但因侍衛走錯地方，接錯了人，這位女子最後因抑鬱、失意，無奈投井而死。後人便在此地建了一座娘娘廟來紀念之。
對江南秀美景色的迷戀，讓乾隆無法在北方的紫禁城裏安心處理朝政，於是才有了他六下江南巡幸。“六度南巡止，他年夢寐遊。”無論如何，乾隆對江南的印象是深刻的。但這六次南巡，排場奢侈，耗費浩大，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負擔，甚至造成了國庫的枯竭。從北京到杭州，沿途建造了30個行宮。乾隆乘的禦舟被稱為安福艫、翔鳳艇，共有五艘，製作工藝極其精美。整個南巡船隊，共約有一千多隻船，確實是浩浩蕩蕩。到了乾隆晚年，他才完全認識到了南巡的錯誤。
其實，“六下江南”與“十全武功”一樣，消費的是大清帝國的國庫，消耗的是康熙和雍正皇帝留下的遺產，然而，當大清國庫日漸空虛時，乾隆皇帝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盡管此時他認識到了六下江南的勞民傷財，但已經於事無補，國庫不再充裕是個不爭的事實。他的繼任者無法象他那樣，用金錢打造自己的政績，甚至無法挽回大清帝國的頹廢勢頭。
第七節 “十全天子”晚節不保
白蓮教起義路線圖
打造十全武功，六下江南，讓乾隆皇帝幾乎耗盡了大清帝國的國庫，而國庫裏的銀子，是靠他的祖父和父親積累下來的。雍正皇帝的一個“攤丁入畝”，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賦稅問題，但同時，也使得大清帝國的人口激增。而人口的重負，貪官的增多，加上乾隆的自負，終於，在經曆了“康雍乾盛世”後，大清帝國開始進入封建王朝的循環怪圈。當然，富於心計的乾隆皇帝，還不動聲色地為兒子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而要取得這份遺產，可能會讓紫禁城血流成河。
乾隆六下江南所引起的財政危機，現在已經顯露無疑。乾隆後期，清朝的財政日益窘迫，甚至開始捉襟見肘。同時，官僚隊伍的腐化也日漸嚴重起來，已呈現出追名逐利、陽奉陰違、相互傾軋、不顧國運的現象。各級官吏乘著乾隆時期國家經濟繁榮、物質豐富、國庫充盈、百姓富裕的有利條件，利用一切辦法聚斂錢財、購地營宅。朝野上下，隻知喜慶升平、不知居安思危者為絕對多數。因此，遍及全國的腐敗問題，越到後期越加嚴重。
麵對貪官汙吏，乾隆皇帝也不是不想治理，對一些蠹蟲他也毫不手軟。但隨著國泰民安、經濟日豐，乾隆皇帝本身失去了進取之心，開始變得貪圖享樂、生活腐化。按理來說，以他的身份和地位，適當地腐化一點本無可厚非，畢竟人家是皇帝，苦行僧的生活不現實也不人道，但是關鍵問題是領導的表率，作為萬人之上的帝王，他的一舉一動自然受到群臣的注目和揣測，一有風吹草動，自然迎風而上者群起。乾隆一旦有了享樂之心，底下的人自然少不了獻崇之意。而這位乾隆爺，為了粉飾太平，不僅屢次興辦慶典，還別出心裁大開貢獻之門，要求各地方意思意思，這一意思不要緊，各地官員和紳商們便蜂擁蝶至，競相奉獻，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奉獻無一不是民脂民膏，轉嫁給本就苛捐雜稅嚴重超支的百姓身上。
中國進入19世紀開始，這個繁華過後的帝國逐漸衰老起來。60年的盛世已經過去，而新世紀的開端便是沉重的。上一世紀的各種矛盾，發展到現在，積弊已經日益明顯。人口、財政、吏治等各種難題，使得乾隆皇帝日益愁勞。乾隆帝在位60年（1736—1795），是清朝國力鼎盛之年。其前期在康雍的發展基礎上，加上自己對於國務的辛苦操持，內政上頗有建樹，俗稱“康乾盛世”。但是到了晚年，清王朝的統治開始由強盛漸次轉向虛弱。
順治年間，全國的人口大約在6千萬左右。而到乾隆朝，一下子激增到了3億。在封建社會土地兼並嚴重的情況下，人口的劇增，隻會導致兩種情況的產生：人口的流離以及會黨結社的增多，社會於是動蕩不穩，產生動亂。
乾隆晚年，對他的六下江南是後悔的。他說：我當皇帝60年，自認為自己沒犯什麼大錯。唯有六次南巡，勞民傷財，把好事辦成了壞事。然而，到這時才反省這件事，已經為時晚矣。乾隆帝的80歲壽辰，令官員各捐養廉銀、商民各捐銀兩，又令兩淮、長蘆、浙江富商來京，從西華門至西直門自辦點景、修繕鋪麵、油畫禦苑等，僅此項開支即達白銀71餘萬兩。乾隆晚年，和珅又為他開辟了一條新的斂財之道，即向各省督撫、鹽政、織造、稅關監督等大員征收“議罪銀”，每次動輒以數萬、數十萬計算。乾隆帝如此奢糜，如此聚斂，百官何不欣然效尤？
因為接待乾隆皇帝，江南三織造虧空很大。因此，當三織造出了問題後，乾隆皇帝並沒有處置他們，反而采用一定的手段保護他們，其中的奧妙就在於此。乾隆七年揭出的蘇州織造兼管滸墅鈔關的海保，侵吞銀達22萬兩之巨，按刑律本應處斬。但乾隆帝卻以海保之母為先帝雍正之乳母，有功於皇室，而諭令刑部：“論海保之案，理應從重治罪，但將伊治罪，朕心有所不忍，海保之罪，著寬免釋放。”又如，乾隆十二年二月，大將軍查郎阿受賄案被揭發，乾隆帝說該人“係皇考所用之舊大臣”，不忍置之以法，而諭令下去“這件事不必再深入根究”。
乾隆皇帝也深知大臣們的吏治敗壞。他也深知，吏治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開始他還曾始終不渝地抓貪汙受賄行賄案，而且注意抓大案要案，這是有目共睹的，也確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但無奈積弊已經很深，非有一些大刀闊斧的舉動已經不可清除了。畢竟，現在整個朝廷這部機器的運營，還得依靠這些官吏。而這樣的角度，必然會大大影響其整頓吏治的整體效果。同時，受害者歸根結蒂總是黎民百姓，作為皇帝他還需有一番另外的考慮。結果貪風愈加猖獗，吏治愈加腐敗。而這又導致官民之間、百姓與朝廷之間的隔閡與糾紛不斷增多，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社會安寧出現了危機，最終爆發了川楚白蓮教大起義。
同時，乾隆帝步入晚年之後，由於體力衰退、神思不佳，他已經不能再如從前那樣手起刀落，執政幹練。乾隆五十一年，浙江學政竇光鼎彈劾浙江巡撫福菘與平陽知縣黃梅等人勒索侵漁民戶、私吞攤征銀兩，確鑿有據，本屬事實。但乾隆帝卻偏聽了大學士阿佳和新任浙江巡撫伊齡阿回護福菘等人否認貪汙的上奏，竟將敢於言事、揭發贓官的竇光鼎革職，交刑部治罪。後因竇反複陳奏、執辯不休，這才不得不承認竇屬無罪，予以寬釋。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件，即橫行乾隆朝的和珅，這時他的專權已經達到了巔峰。朝廷上下，唯和珅馬首是瞻。當時的駐華使節，甚至有和珅為“二皇帝”之說。可見，他的勢力之大，已經不可阻擋。到乾隆晚年，和珅攬權納賄、估勢營私、專擅狂悖之罪行，已曆曆在目，甚囂塵上。但乾隆帝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任其逍遙法外。從懲貪這個角度來說，他包庇了本朝這個頭號大貪汙受賄犯。
乾隆帝經常教誨臣子們的一句為官格言是：“時時思物力之維艱，事事惟奢靡之是戒。”然而，在乾隆後期積弊日深的境況之下，即使他本人，也隻能束手無策了。“康雍乾盛世”已經漸行漸遠。留給嘉慶去收拾的，隻能是一個已經千瘡百孔、岌岌可危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