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清政治管理的出色
第一節 努爾哈赤的帝國設計
清兵老照片
偌大一個大明王朝為什麼會被偏居東北一隅的後金所打敗，這是一直困擾我們的難題，解決這一問題，我們不得不又回到一個古老的命題上——“時勢造英雄”與“英雄造時勢”。客觀地講，時勢和英雄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即互為因果的兩個方麵。時勢就好比客觀環境，英雄就好比一個種群的優勝者。時勢造英雄就是指在環境（主要指社會環境）出現動蕩的時候，某種群的佼佼者（英雄）脫穎而出，成為順應環境的產物。但同時，英雄產生以後，對時勢又必將產生巨大的推動力。
孟子曾經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近代第一個開眼看世界、力倡改革開放的魏源也說：“小天時決利鈍，大天時決興亡。”在努爾哈赤時代，中國曆史又處在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邊緣。首先看一下國內，當時是明朝萬曆年間。萬曆初年，張居正時代還比較有作為；張居正去官之後，萬曆帝獨掌政權，卻從此走上了衰敗之路，形成了皇帝黷貨、臣下貪汙、黨爭激烈的狀況。君臣的腐敗，招致國庫空虛，邊關危機。萬曆的兒子也就是泰昌帝，由於淫欲過度，即位當天就病倒了，後因服用丹砂過度，猝然而亡，號稱“一月天子”。緊接著是天啟皇帝，不務正業，倦怠國政，結果魏忠賢當道，明朝內憂外患，已經病入膏肓。
再看一下周邊態勢。當時的世界，俄國還未東越烏拉爾山，已到了澳門的葡萄牙對內地沒有威脅，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遭遇兵敗，朝鮮內亂外禍，衰落不堪，蒙古又四分五裂。而在女真內部，一方麵因受到明朝的欺壓而不得安寧，另一方麵自己也打得不亦樂乎。這種亂糟糟的局麵，對於努爾哈赤來說，正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縱觀中國曆史，這種“大朝式微＋內部紛爭＝英雄出世”的公式，似乎上下通用。
時勢有利於英雄的出現，英雄也要有順應時勢的能力才行，努爾哈赤自幼喜愛兵獵，自稱：“吾自幼於千百軍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幾經鏖戰。”在明朝總兵那裏又學會了漢文，並讀過《三國演義》、《水滸》一類小說，通過後天努力和自學成才，掌握了一整套軍事戰術思想和指揮技巧。縱觀努爾哈赤起兵後的作為，可圈可點之處頗多。
1．恩威並行，遠交近攻。努爾哈赤采取了“恩威並行，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即以撫為主，以剿相輔的方針。對待抗拒者，得後皆殺之，滅其國，“地成廢墟”。如額赫庫倫部女真部。對待歸屬者獎勵，對於早年來投、率軍征戰、盡忠效勞的“開國元勳”，如費英東、額亦都、何和裏、扈爾漢、安費揚古等“五大臣”及楊古利、冷格裏等人，給予特別禮遇和優待，賜給大量人畜財帛，任為高官，封授爵職，聯姻婚娶，榮辱與共。當這些功臣出了差錯時，他著重指出“貧時得鐵，猶勝於金”，常以其功而從輕處治。因此黑龍江、吉林、遼寧女真酋長統眾來歸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加速了女真統一的進程，減少了不必要的傷亡和損失。
同時采取了正確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遠，先弱後強，逐步擴大。他積極爭取與蒙古聯盟，很早便與蒙古科爾沁部、喀爾喀五部的一些貝勒、台吉遣使往來，聯姻婚娶，與五部貝勒宰牛殺馬，對天盟誓，決心“共議討伐原來之仇敵明國”，若欲議和，必“共同議和”，違者“損壽短命”。努爾哈赤還試圖削弱朝鮮與明國的關係，突破南邊的包圍圈，離間朝鮮與明國的關係。為盡力避免過早地遭到明朝的打擊，一直對明朝稱臣納貢，直到萬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發動叛亂以前，沒有受到明軍的征剿，這極大地有利於統一女真事業的順利進行。
2．創建八旗，兵民一體。
努爾哈赤的軍隊建製最初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獵組織形式——牛錄為基本單位，規定每300人為一牛錄，設牛錄額真（後稱佐領）；每五個牛錄為一甲喇，設甲喇額真（後稱參領）；每五個甲喇為一固山（就是旗），設固山額真（後稱都統）。在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中，取得節節勝利。隨著勢力擴大，人口增多，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首建黃、白、紅、藍四旗，稱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旗皆純色。四十三年，努爾哈赤為適應滿族社會發展的需要，在原有牛錄製的基礎上，創建了八旗製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編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鑲，俗寫亦作廂）。旗幟除四正色旗外，黃、白、藍均鑲以紅，紅鑲以白。把後金管轄下的所有人都編在旗內。其製規定：每300人為1牛錄，設牛錄額真1人；5牛錄為1甲喇，設甲喇額真1人；5甲喇為1固山，設固山額真1人。據史籍記載，當時編有滿洲牛錄308個，蒙古牛錄76個，漢軍牛錄16個，共400個。此時所編設的八旗，即後來的滿洲八旗。
八旗初建時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滿洲成員皆隸於滿洲八旗之下。旗的組織具有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麵職能。入關前，八旗兵丁平時從事生產勞動，戰時荷戈從征，軍械糧草自備。“以旗統軍，以旗統民”，出則為兵，入則為民。這樣，努爾哈赤就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騎兵部隊之一；並以八旗體係為紐帶，將全社會的軍事、政治、經濟、行政、司法和宗族都統製起來，聯結成為一個組織嚴密、生氣蓬勃的社會機體。八旗製度是努爾哈赤的一個偉大創造，是清朝基本的社會製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統一華夏、穩定政權的一個關鍵。
3．各守舊業，計丁授田。
為了建立統治秩序，穩定境內局麵，安撫、控製遼東漢民，征租斂賦僉派力役，努爾哈赤多次對遼東漢民宣布“各守舊業”政策，“攻取遼東城（遼陽）時，吾之兵士，死者亦多。如斯死戰獲得遼東城之人，尚皆不殺而養之，各守舊業。爾等海州、複州、金州之人，豈如遼東之攻戰。爾等勿懼，……多肆殺戮，能得幾何，瞬時亦盡矣。若養而不殺，爾等皆各出其力，經商行賈，美好水果，各種良物，隨其所產，此乃長遠之利矣。”
為恢複生產，提高經濟實力，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爾哈赤頒發分田汗諭，命於海州地方取無主之田10萬日（一日為田六畝或十畝）、遼東地方取田20萬日，分給八旗兵丁和漢民，一丁給與種穀之田五晌植棉之田一晌，“均行給與”，“乞丐、僧人皆分與田，勤加耕種”。同年十月初一日，他又降諭漢民說：遼東五衛之人和海州、蓋州、複州、金州四衛之人，令種無主之田30萬日。此後，多次將田地授與滿漢人丁。在授與漢民的土地上，基本上是延續了過去遼民的封建生產關係。“計丁授田”政策的推行，對後金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僅提供了大量軍糧，保證了賦役的來源，而且保證了兵源，為建立和擴大八旗軍隊，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條件。
4．創建基地，完善統治。
若要成大事，必先立根本；若要立根本，必先建基地。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以赫圖阿拉為中心，參照蒙古政權、特別是中原漢族政權的模式建立後金，從此有了一個鞏固的大後方，以支持其天下統一事業的進一步向前發展。而這個在赫圖阿拉建立的金政權，為區別於過去的金國，史稱後金。《滿洲實錄》記載：“本地所產有明珠、人參、黑狐、元狐、紅狐、貂鼠、猞狸猻、虎、豹、海獺、水獺、青鼠、黃鼠等皮，以備國用。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處關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賈。因此滿洲民殷國富。”努爾哈赤創建、鞏固並發展了滿清基地。
在政治製度方麵，努爾哈赤相對比較民主，大力推行“議會製”。他自立為大汗，下設以五大臣、八大貝勒為核心的各旗旗主，創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製，並肩同坐，共議大政。
5．創製滿文，發展文化。
滿洲一直有自己的語言，但沒有文字。金朝的女真文，到明朝中期已逐漸失傳。當時，建州與朝鮮、明朝的來往公文，係由高薪聘請來的一個名叫龔正陸的漢人用漢文或滿文書寫。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赤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和紮爾固齊噶蓋兩人，借用蒙古字母創製滿文，拚寫滿語，這就是無圈點滿文（老滿文）。若幹年後，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又命巴克什達海將其改進成為有圈點滿文（新滿文）。滿文是拚音文字，有6個元音字母，22個輔音字母，10個特定字母。於是滿文成了清朝的官方語言和文字，記錄下了東北亞地區文化人類學的珍貴資料。清定鼎北京後，滿文又與漢文共同作為官方文
由此，後金也初步實現了由牧獵文化向農耕文化的轉變。努爾哈赤便完成了由小生產者向大封建主的蛻變，“經始大業，造創帝基”，成為大清帝國的開創者和奠基人。而後金也就這樣在他手中一步步由礦石煉成了一塊足赤的黃金。
第二節 皇太極的帝國修訂版
清朝後妃圖
努爾哈赤所描繪的帝國藍圖為後來清朝的鼎盛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以一己之力來完成延續達幾個世紀之久的帝國設計，是不可能的。在努爾哈赤的設計中仍存在著或大或小的瑕疵。皇太極登基後，除了立足於武功立國外，還繼續對原有的體製進行不斷地修補。正是在皇太極手中，後金（清）完成了巨大轉型，從以往單純強調武功到文武並治局麵的形成。皇太極登基後從幾個方麵著手進行了一係列地改革。
首先，要解決的是改革並完善政權機構的問題。努爾哈赤時代的八王共治製對於統治後期抑製八旗分權傾向，維護後金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和穩定，進而順利解決汗位繼承問題，鞏固後金的統治，都起到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麵，它為皇太極繼位後集中汗權，鞏固統治，加速後金汗權向皇權的轉變，以及對建國初期各種政策的順利出台和快速反應造成很大障礙。整個後金社會處於“貝勒不容於皇上，皇上亦不容貝勒，事事掣肘，雖有一汗之虛名，實無異整黃旗一貝勒也。如此三分四陸，如此十羊九牧……必將錯亂不一，而不能料理”。
針對這種局麵，皇太極上台伊始，設了八大臣管理國務，稱八固山額真，在旗內總管一切事務，國家有事，與諸貝勒“偕坐共議”，狩獵出師，各領本旗兵行，還負有稽察責任。固山額真的設立，削弱了諸貝勒的權力，卻加強了汗權。
對於三大貝勒“直月”則采取各個擊破的戰略，先對付二貝勒阿敏，阿敏是皇太極叔叔舒爾哈齊的二兒子，因為曾經與其父親企圖搞分裂，被努爾哈赤一怒之下殺掉舒爾哈齊的長子和三子，由於代善和皇太極諸兄弟極力求情，阿敏才逃脫一死。在後來的統一女真的戰爭中，阿敏英勇作戰，戰功不俗，終於獲得了努爾哈赤的諒解，在後金立國的時候，他被任命為四大貝勒中的老二，重新贏得了權勢與地位。但他羽翼豐滿後，舊時的仇恨使他心懷不滿，牢騷滿腹。並常常口出狂言，公開提出要和皇太極分家，搞獨立。甚至在出兵朝鮮時，他還企圖屯居鴨綠江，另起小朝廷。於是天聰四年，皇太極以阿敏棄守灤州、永平（今河北盧龍）、遷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將其終身幽禁在兵敗永平後，被判終身監禁，囚禁十年後，身死在獄中，終年55歲。
下一個目標是三貝勒莽古爾泰，這位貝勒爺人如其名，莽漢出身，有勇無謀，五年，莽古爾泰同皇太極發生口角時，竟拔刀相向。皇太極借機以“酒醉後禦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爾泰大貝勒銜，停薪降級，沒收家產五牛錄屬員，並處罰款白銀一萬兩，隨後又挾製大貝勒代善，廢除大汗同三大貝勒並坐製，改為皇太極“南麵獨坐”，強化君主極權。天聰六年標誌著皇太極集權統治加強的革新措施是，原來國人朝見時，皇太極與三大貝勒俱南麵坐受，從本年正月始，由皇太極一人南麵獨坐。過去諸貝勒率大臣朝見，不論旗分，惟以年齒為序，從此也按旗分，依次朝見了。崇德元年五月，又製定各王府守門製度，親王、郡王生辰及元旦叩賀禮，並規定凡不遵照者按“會典治罪”。皇太極對其臣下說：“初我國之人，未諳典禮，無論言語書詞，不分上下尊卑。今閱古製，凡上下言對，各有分別。自今伊始，定其上下之別。”建立起較完善的封建等級製度。
努爾哈赤創建的後金國，直到皇太極為汗的第五年，政府機構還不大完善。為了強化統治，皇太極根據漢官寧完我的建議，仿照明朝的政體，設立了文館和內三院，建立了六部，把八旗的行政事務劃歸六部管理，並以多爾袞等貝勒分管各部，貝勒以下，每部設滿、蒙、漢承政三員，參政八員，啟心郎一員。隻有工部省設蒙古、漢軍參政六員。後來證明，由於六部的設立，“各司其事，事不留行”。為了加強監督，防止腐敗，專門成立了都察院；而隨著地盤的擴大，民族事務的增多，又在中央設立了理藩院，主管民族事務，特別是蒙古和朝鮮事務。這樣，皇太極在中央政權機構就建立了三院六部二衙門的標準模版，為行政事務的程序化、規範化和國際化奠定了基礎。
在中央政權理順後，皇太極又采取保護漢民、提高漢人的社會地位、重新調整生產關係等一係列有力措施迅速扭轉了後金社會的不利局麵，鞏固了後金政權。皇太極繼位後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他知道漢官漢民備受虐待是禍亂之源，因此規定，凡國內漢官漢民即使從前想逃跑的及令“奸細”往來的，事屬已往，不再追究，結果“逃者皆止，奸細絕跡”。皇太極非常強調滿洲、漢人“均屬一體”，審罪、服役，不要有差別。他了解到從前按滿官品級分配被掠的漢人為奴，編莊服役，漢人常受欺淩，就改革為每個備禦止給壯丁8人，牛2頭，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對投降的漢官加以優待，給予田地，分配馬匹，進行賞賜，委任官職，以漢治漢。並要求在官員中配備一定比例的漢族成分。這些親民措施，使得“民心大悅，仁聲遠播”，不僅為皇太極贏得了民心，也為入住關內後的民政作了政策上的預備和鋪墊。
遊牧民族向封建王朝轉變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政權的儒學化，在這方麵，皇太極作了很多工作，皇太極第一次明確提出要以儒家“三綱五常”思想作為手段指導政治生活，崇德元年七月，他在冊封五大福晉的冊文中說：“天地授命而來，既有汗主一代之治，則必命匹配心腹親近福晉讚襄朝政，坐立成雙，同立功德，共享富貴，此乃亙古之製，信守三綱五常，係古聖汗等所定大典。今我正大位，當仿古聖汗所定之大典。”皇太極仿照明法典，頒行體現封建倫常的“十罪”之條，即“犯上，焚毀宗廟、陵寢、宮殿，叛逃，殺人，毒藥、巫蠱，盜祭天及禦用器物，毆祖父母、父母，兄賣弟、妻誣夫，內亂，糾黨白晝劫人財”，此“十罪俱不赦”，天聰三年，皇太極即下令改建沈陽孔廟，開始祭祀孔子。“十罪”之條的頒布及遣官祭孔，標誌著清入關前政權已經在政治上表明要把自己納入儒家倫理的體係中去。
同時文化教育上，一方麵加強對八旗子弟的儒學教育，他已認識到發展文教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說不能認為不讀書不會誤事。規定從天聰六年起，凡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歲以上，俱令讀書。努爾哈赤時代創造的滿文無圈點，上下字雷同，人名地名極易弄錯，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酌加圈點，大大方便了學習，這就是有圈點滿文的來曆。同時大興翻譯漢文典籍之風，至天聰六年七月達海逝世時，經他手已翻譯成帙的漢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及正在翻譯中的《資治通鑒》、《六韜》、《孟子》、《三國誌》等。後來又命達海之子繼續學習漢書。天聰九年後金的文館諸臣翻譯了遼金宋元四代史書。另一方麵注重對人才的選取、培養。終皇太極之世，後金政權曾多次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皇太極逐漸改變努爾哈赤後期對漢官及漢族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態度，以“量才委用”，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氣魄通過豁免奴隸、考取生員等途徑將大量漢官及漢族知識分子充實到秘書班中去。
在經濟政策方麵，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遼東實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的奴隸製政策，漢人紛紛逃亡和暴動，生產凋敝，後金社會動蕩不安。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皇太極執政伊始，便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針，把原先努爾哈赤所推行的漢人每十三壯丁編為一莊，按滿官品級分給為奴的政策改為每備禦止給壯丁八人、牛二頭、以備使令。天聰五年，皇太極頒布《離主條例》，其中規定“凡奴隸主犯有私行拓獵、擅殺人命、隱匿戰利品、奸汙屬下婦女、冒功濫薦、壓製申訴等罪，許奴仆告發，準其離主”。這一條例，限製了滿洲貴族的某些特權，有利於奴仆爭取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皇太極注意體恤民力，所有村莊田土，八旗既已穩定，以後就不要變更了，凡有妨農務的工程，一律不複興築，對莊民的財產及所養牛羊雞豬等，都不準任意妄取，使百姓能“專勤南畝，以重本務”。經過幾年的努力，農業有了較大發展，糧食基本上能夠自給，社會矛盾得到緩和。
在皇太極一生的經曆中，最大的轉折是從後金汗到大清皇帝。他是大清第一位皇帝，這是他個人權勢的升華，也是他父親努爾哈赤創建後金國以來的劃時代的飛躍，同時也是滿族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時間是天聰十年（1636）4月11日，皇太極在沈陽皇宮大政殿舉行即皇帝位的典禮，改國號“大金”為“大清”，改年號“天聰”為“崇德”，把“天資聰慧”修改為“崇尚道德”，暗示將來的為政之道。由此，皇太極有了兩個年號：一個是天聰，另一個是崇德，所以也就出現了清朝十二帝十三朝的奇特景觀。此後的大清帝國，徹底告別了飲馬遊牧的流浪民族，正式成為可以與明朝抗衡的強大國家。從此中國曆史上名副其實的清朝誕生了，就是這個封建王朝統治全中國268年，跨古代、近代兩個曆史時期。在此之前一年，皇太極下令國中之人皆稱滿洲原名，禁止稱諸申，一個少為世人所知的滿族因而擴大為舉世聞名的中華民族重要成員了。
第三節 世襲下的王朝隱患
雍正
從曆史上著，取得皇帝位號，無非有兩種途徑，一為崛起的政治力量，或以武力推翻原有的王朝，或以發動政變篡位而得之，由此改朝換代，以新的帝係取代舊的帝係，通常來說，這樣的皇帝本身不存在向誰繼承和該誰繼承的問題，槍杆子裏出政權強者為王。另一種情況是，在本朝本帝係內確定嗣位皇帝亦即皇位繼承製度問題，衡量一種政治體製的成熟健全程度，一個重要指標是看最高權力能否順利而且高質量地繼承。
皇位繼承製是中國封建社會世襲君主製的核心，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而維係君主專製的萬世一統政治製度。按照儒家的政治理論，皇權既然是由天授予，當然是終生的、世襲的，皇統是不能隨便改變的，即所謂萬世一係。為穩定皇室內部的繼承秩序，又結合宗法製度確立了嫡長繼承製，即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皇位應由正後所生的長子為法定的第一繼承人，如長子早殤，有子即立其子，無子再由嫡次子順序繼承，隻有在正後無子的情況下才考慮冊立庶生之長子。皇帝無子，再依昭穆親疏的順序選立繼位之人。
自夏朝以後，中國曆史上開始了“家天下”的局麵，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建立了王位世襲繼承製度。但在商代中期以前，王位有的傳子，有的傳弟，其製度並不健全。商代後期建立了嫡子繼承製，並在王在位時就確立自己的繼承人。至西周時得到完善，確定了“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繼承標準成為以後約3000年的正統定規。位繼承是曆代統治者最關心的問題之—。將皇帝權位有秩序地、順利地傳給自己選定的子孫，以“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乃是各朝各代最高統治者的共同心願。長期以來，在皇帝生前即通過—定的禮儀程序，正式宣布冊立太子。太子是身份已定的皇位合法繼承人。冊立太子是為了保證新舊皇帝交接之際，能保持政局的穩定和本王朝統治的連續性。
但曆史往往並不按照任何人主觀規定的軌道發展。製度下的變數往往充斥著整個曆史，正因為皇位意味著最高的權威，最大的榮譽富貴，它從來就是獨占的、絕對排他的。在皇權專製製度下，皇帝的權力被宣稱是最高的和無限的。通常的情況下，—切行政、軍事、立法、司法、財政、文教大權，無不由皇帝掌握運用；對—切文武官員和勳貴人等的任免、賞罰、生殺予奪大權，也無不取決於皇帝，“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因此所有禮教的宗法的全部規定都無法真正遏製住對此的覬覦之念，無法真正限製住各種奪位陰謀政變的相繼發生。
縱觀中國曆史，自秦以來，在帝位的爭奪上，時常發生兄弟相殘，父子反目的事情，幾乎每一姓王朝都出現了較大血腥事件。小的不說，隻說大朝：秦朝，扶蘇身為長子，又“知書達理，性孝心善”，是繼承皇位的當然人選，然而卻因為勸諫秦始皇的暴政而被逐出鹹陽，最後被胡亥矯旨逼死。西漢武帝，嫡長子劉據從小就被立為太子，仁厚有餘足為守成之主，卻被“巫蠱之禍”，逼死於泉鳩裏。後來武帝又舍其他年長之子不立，偏偏選擇了九歲的幼子。隋朝和秦朝相仿，由文帝的小兒子楊廣陰謀獲取哥哥太子之位，據說而後殺了父兄成為煬帝；唐朝則是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太子兄弟二人，又逼父親李淵退位，這才當上了皇帝，到唐太宗時，第一個太子李承乾是個紈絝子弟，此後，太宗又在李泰、李治、李恪三人中選擇了最為平庸的李治。而到唐玄宗麵臨同樣的問題，第一個太子李瑛被武惠妃陷害，以謀反的罪名處死，已足以反映出宮廷內部皇位繼承問題上的混亂和傾軋。此後玄宗立年長的李亨為太子，實際上兩人關係較為疏遠。宋朝，宋太祖在位期間沒有明確繼承人，但按曆代慣例次子趙德昭當為當然的繼承人，最後是趙光義在一片“燭影斧聲”的疑雲之中奪取了帝位，趙德昭則在後來自殺而死。元朝，元太祖直到臨終前才確定了窩闊台為繼承人，但經過一翻紛爭，兩年後窩闊台才得以正位。明朝，明太祖原來的太子朱標的政見與朱元璋有根本性的區別，朱標尚寬而太祖尚嚴，朱標的英年早逝與他在太祖籠罩下的鬱鬱不得誌有很大關係。此後，朱元璋又囿於常規立年淺且文弱的允文為繼承人，以致有了後來的“靖難之役”，明世祖朱棣，是從侄子建文帝手中奪得帝位的，稍後還有明英宗的奪門之變。
這裏麵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立長還是立賢。在上古時代，從堯到舜到禹實行的是“禪讓製”，在選舉方式上是“百官”協商推薦的。不是父死子繼，而是協商推薦，孔子把這種久遠的政治製度稱為“大道”。通過這種方式選拔出來的宗族領導各有所長。堯才能全麵，威望很高，統領整個係族達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美好境界；虞舜則善於處事，孝順長輩，政治合格；禹通過治水一事，展現出卓越的政績，並且還教民播種，把百穀糧食和鳥獸肉提供給百姓，又讓百姓互通有無，調劑餘缺。
從帝王家族本身的繁衍和國家的發展來看，立賢是最根本的推動力量。由於專製君權是一種不受製約的最高權力，它使得王朝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君主的個人素質，因此，“立賢”當然是最好的選擇，天下“有德者居之”。但“賢者”的標準很難認定，在實際操作上存在很多的困難，首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溫良恭儉讓”的好人李治卻不是一個好皇帝。再者，儲君是由君主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的，這種主觀判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的選擇標準，往往會造成王室內亂，自相殘殺。
相比較而言，固定的可認定的繼承標準可能帶來一個不合格的君主，但君權不能順利繼承則可能帶來動亂乃至戰爭。兩害相權取其輕，君主們把王室的團結、王朝的穩定放在了第一位，正如中國最傑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所做的總結：立儲一事，最要緊的是要使臣民知曉，“太子之位不可經營而得”。至於那位“命裏注定”的君主是不是“嬰幼病弱、低能白癡、昏聵糊塗、暴戾狂狷、神經變態”，會不會“荼毒天下，為禍至巨”，就顧不了那麼多了。
以至於中國曆史上的皇帝中洋相百出，晉惠帝司馬衷是天生的白癡，最後終於爆發了骨肉殘殺的“八王之亂”，導致“五胡”入侵，天下擾攘，生靈塗炭。另一個白癡皇帝是東晉晉安帝，司馬德宗，孝武帝生前就知道這個兒子是白癡，但為了維護皇位世襲與嫡長繼承製，仍不得不立他為太子，最後，這位白癡皇帝被權臣劉裕派人縊死，東晉也就滅亡了。還有就是一個唐朝的順宗李誦。他是唐德宗的嫡長子，本聰慧異常，學問過人，但在行宗病逝前四個月，突然中風，變得又癡又啞。唐德宗是一位精明皇帝，但他在發現太子癡啞以後，也無法不讓李誦繼位，在位僅一年因受到驚嚇於次年死去。
更多的則是娃娃皇帝，有29人，分別是：100天的東漢殤帝；2歲的東漢衝帝、東晉穆帝；3歲的北魏文帝、清朝宣統；4歲的清朝光緒；5歲的東晉成帝、北魏孝明帝、南宋恭宗；6歲的清朝順治、清朝同治；7歲的後周恭帝、元朝寧宗；8歲的西漢昭帝、東漢質帝、三國吳廢帝、北宋幼主、北周靜帝、商宋端宗、清康熙；9歲的西漢平帝、東魏孝靜帝、南宋端宗、明代英守。10歲的東漢和帝、三國魏廢帝、南朝後宋廢帝、南朝宋順帝、北寧哲宗。娃娃做皇帝，當然不能管理國家大事，總是由太後、外戚或權臣攝政。這些攝政者往往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攬權營私，玩弄娃娃皇帝於股掌之上，甚至任意廢立誅殺，或取而代之。娃娃皇帝若能活到成年，為收回權力，又往往與攝政者展開死鬥爭，演成慘劇。王莽鴆殺漢平帝與末帝、梁冀毒死漢質帝、康熙帝囚禁鼇拜等權臣以及慈禧太後殘暴地處置光緒帝等，就是著名的事例。
還有很多不務正業的皇帝，如同性戀皇帝漢哀帝劉欣，死後不到10年，王莽就篡位建立了新朝；商賈皇帝漢靈帝劉宏、南朝宋少帝劉義府與齊廢帝東昏侯蕭寶卷，劉宏任內“十常侍”專權，引發第二次黨錮之禍，爆發黃巾起義，使東漢走向衰亂的局麵；劉義府則被臣下所殺，年僅19歲；蕭寶卷即位後僅兩年，就被部將殺死，年僅19歲；菩薩皇帝梁武帝蕭衍，侯景發動政變，攻克建康，菩薩皇帝被俘，後來被活活餓死；象棋皇帝唐肅宗李亨，後在宮廷政變中驚憂而死；蹴鞠皇帝唐僖宗李儇和宋徽宗趙佶，前者任上爆發王仙芝、黃巢起義，後李克用進兵長安，僖宗四處逃命，憂憤而死，後者不僅愛玩，還信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除了做皇帝不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把北宋江山斷送給北方的金，自己也被俘虜，身死他鄉。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形成了晚明多年極其黑暗的魏忠賢閹黨專製；乞丐皇帝南北朝時北齊後主高緯，被北周俘虜，所有高姓皇子皇孫，全被處斬。戲迷皇帝秦二胡亥、唐明皇和慈禧太後，一個二世而亡，身死宦官之手，一個導致安史之亂，大唐從此衰敗，另一個更是喪權辱國；詞書皇帝南唐後主李煜，後被宋太祖毒死；將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荒淫腐敗致使沒有子嗣，皇位不得不落於皇室旁係之手，明孝宗一脈從此結束。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曆朝曆代中，明朝執行固定繼承順序（嫡長繼承製）最堅決、最徹底，皇帝們基本能夠做到不為自己的偏愛所動，傳位嫡長子的自覺性最高，大臣們為維護這一製度更是不遺餘力。建文帝朱允炆以嫡長孫（子）的身份繼位，而更有才能的永樂帝朱棣、漢王朱高煦落選，就證明了這一點。明朝其他皇帝的即位也都符合嫡長製原則，明朝堅決貫徹“嫡長製”收到了一定效果，體現在欽定的接班人都能比較順利地繼承最高權力上，仍然有對抗“嫡長製”的現象出現，終明一世，有燕王朱棣、漢王朱高煦、安化王朱寘鐇、寧王朱宸濠先後造反。不僅如此，“嫡長製”的固有缺陷，隻以身份不以賢能的任選標準，使得明朝集“草包惡棍型”皇帝為一身，其醜陋不堪入目，為曆史上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