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歸流，消除割據。土司製度是在唐宋時期羈縻州縣製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其實質是“以土官治土民”，利用各少數民族的首領進行間接統治。土司可以世襲，對轄區內的行政有自主權，但按時向朝廷交納貢賦，調兵從征職位的繼承必須得到朝廷的批準。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在西南和中東南的少數民族地區，繼續推行土司製度。由於土司可以世襲，掌握地方行政權力，有的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因此往往形成割據勢力，使中央政府的政令不能夠真正得到貫徹，不利於中央對地方的統治和民族國家的統一。所謂“改土歸流”，是指取消土司的世襲和繼承由中央政府選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數民族地區政務的製度。明成祖朱棣是實施“改土歸政策的第一個皇帝，但明朝的“改土歸流”地區限，西南絕大部分地區仍然實行土司製度。
清代的改土歸流，在清初即已開始，最早在順治十六年（1659），雲南元江傣族土知府那嵩反抗清兵，被吳三桂鎮壓，元江土司便被改流。清平西王吳三桂在向西南進軍的
過程中，把那些不願服從清政府統治的土司或革除，或另立，開了清代南方民族地區改土歸流的先聲。到康熙年間剪滅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叛亂時，清軍進入西南地區，同樣裁革了一些土司，但這兩次的改流活動規模都很小，主要針對反抗清軍的土司。
大規模的改土歸流活動在雍正時期拉開序幕。一方麵，經過順康兩朝的努力，國內的局勢比較安定，北方邊疆地區基本穩定，而貴州苗疆的反亂為清政府提供了對附近土司進行改流的借口。1726年，雍正帝采納大臣鄂爾泰“取消土司世襲製度，設立府、廳、州、縣，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的建議，鄂爾泰提出“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煙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製宜，使之向導彈壓。今曆數百載，以夷治夷，即以盜治盜，苗、倮無追贓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為鎮靜，邊民無所控訴”。因此易生叛亂，如果將土司統治改為中央政府的流官統治，則苗疆就會太平無事，國家也就達到安定團結的局麵。在設立府縣的同時，添設軍事機構。清政府在改土歸流地區，清查戶口，丈量土地，征收賦稅，建城池、設學校，同時廢除原來土司的賦役製度，與內地一樣，按地畝征稅，數額一般少於內地。“改土歸流”的地區，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涉及的民族有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瑤族、水族、白族、傣族等。雲南、貴州“改土歸流”的目標基本實現。
雍正帝的改土歸流，打擊了土司的世襲特權和利益，減輕了西南少數民族的負擔和災難，促進了這一地區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進步，為中國境內各民族最終實現事實上的平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攤丁入畝，士民一體。在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王朝中，賦稅是統治者為維護國家機器運轉而強製征收的，是國家的根本大計，是國家為實現其職能的需要，憑借政治權力，組織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國家存在的經濟表現。它不但是維持公共權力的經濟基礎，對於經濟發展也起著重要的杠杆作用。
在中國曆史上，夏、商、周時實行貢賦製度，史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當時還沒有土地稅或地租，春秋末魯國實行“初稅畝”，“履畝而稅”，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須按畝交納土地稅。初稅畝”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從奴隸製賦稅向封建製賦稅製轉化的開端。
秦除按地收租外，還論戶取賦，也就是所謂的口賦，即人頭稅。還有徭役製度，就是無償征取力役之課，是秦賦役製度的重要部分。漢朝時期，國家把農民編為戶籍，作為征收賦稅徭役的根據。編戶農民對封建國家承擔田租（土地稅）、算賦、口賦和丁賦（人頭稅）、更賦、徭役、兵役，漢朝田租輕而人頭稅重。漢高祖實行十五稅一，文帝時實行三十稅一，東漢光武帝把田租恢複到三十稅一。漢朝的編戶製度是我國封建社會完整的賦稅徭役製度正式形成。魏晉到南北朝實行租調製，受田農民，每年必須繳納一定數量的租粟、調帛或麻，還必須服徭役和兵役。隋至唐中期實行租庸調製。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納定量的穀物，叫做“租”；交納定量的絹或布，叫做“調”；服徭役的期限內，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納絹或布代役，叫做“庸”，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唐中葉由於土地兼並嚴重，均田製瓦解，租庸調製無法繼續實行。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780年唐政府接受楊炎的建議，實行兩稅法。兩稅法的主要內容：按土地和財產的多少，一年分夏秋兩次收稅。宋朝王安石變法實行募役法和方田均稅法，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縣令負責丈量土地，按肥瘠定為五等，登記在帳籍中。“均稅”就是以“方田”的結果為依據均定稅數。元政權占有中原的時間先後不同，各地原來的法製也有差異，形成元朝田賦法的不統一。南北稅製不同，稅賦不一，素有“南重於糧，北重於役”之說，北方仿行唐租庸調法，江南仿唐兩稅法。1581年，張居正為了增加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把原來的田賦、徭役和雜稅合並起來，折成銀兩，分攤在田畝上，按田畝多少收稅，叫做“一條鞭法”。一條鞭法是中國古代賦役製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貨幣稅代替實物稅，結束了曆代以來以鎮守實物為主的國家稅收方式，廢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農民人身自由的賦役製度，使人身依附關係有所鬆弛；以資產計稅為主代替原來以人頭為主的稅收製度，有利於稅賦的合理分擔。
清初則繼承明製，繼續實行一條鞭法，但實行的不夠徹底和普遍，丁銀和田賦仍是兩個稅目，“壯不加丁，老不除籍，差役偏苦不均。”隨著土地兼並的進一步發展，窮丁、無地之丁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按丁征收丁銀，貧苦農民就會無力承受，這不僅使國家征收丁稅失去保證，還會由於農民畏懼丁稅流亡遷徙、隱匿戶口等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康熙五十年（1711）後，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但此前出生的人丁還要繳納丁銀。雍正在此基礎上明令全國實行“攤丁入畝”的賦稅製度。即將各省、州、縣的丁銀一並歸入到各省、州、縣的田賦裏統一征收。自漢唐以來長期實行的人頭稅被廢除了，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製鬆弛了。杜絕了曆史上長期存在的隱瞞人口的現象，也促進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勞動者有了較大的人身自由，又有利於手工業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從秦到清，我國賦稅製度的沿革規律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征稅標準從以人丁為主，逐漸演變為以田畝為主（以兩稅法為標誌）；征稅物種由實物地租為主演變為以貨幣地租為主（以一條鞭法為標誌）；征稅時間由不定時逐漸演變為基本定時（以兩稅法為標誌）；農民由必須服徭役逐漸發展為納絹代役（以“庸”為標誌）；稅種由繁多逐漸簡化（以一條鞭法為標誌）；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經濟實力的增強，稅種趨於單一化（以攤丁入畝為標誌）。
士民一體當差，是指取消豪強地主，士大夫和紳衿等戶的特權與民戶一體承擔國家的差役。清初，曾按官吏的品級優免該戶一定數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等。雍正二年，下令革除儒戶、宦戶名目，隻免紳衿本人的差役，嚴禁他們的不法行為，令與平民一體當差。對拖欠錢糧者，革除功名，按律治罪。對瀆職的官吏，罰俸一年。如敢頑抗者，以重罪治之。雍正十二年（1734）又頒布了主佃關係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佃農與紳衿的平等權力。這些措施在某種程度上順應了時代發展和變革生產關係、發展生產力的要求。
鼓勵墾田，倡辦社倉。雍正對開荒、墾田大力扶持：“朕自臨禦以來，無刻不廑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臣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獲，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因此他發布墾田令，允許農民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和阻撓，並將過去開墾旱田9年起科改為10年起科。農民無力開墾的，由州縣撥給耕牛和農具，發給地照，永世為業。以經驗豐富的老農樹為典型，授予八品頂戴，承擔督課生產之責，彌補清代沒有專職農官的缺陷。同時采取措施在直隸地區大量開墾水田，開發寧夏、四川等邊遠落後地區。
中國是個農業文明古國，倉儲製度曆史悠久。《周禮》中“遺人……掌鄉裏之委積，以恤民之艱，以待凶荒”的記載便是明證。西漢以後，出現了以平衡物價為主的常平倉，隋朝則推出了義倉，隋開皇三年（583），戶部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設於民間，故也有社倉之稱。隨著隋唐時期義倉移至城市，社倉不複存在。南宋朱熹立社倉法，為後世沿用，標誌著社倉的複興，社倉由此成為傳統社會備荒倉儲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曆代多有沿用。清代康熙時，戶部尚書張伯行墾請恩準，到山西創辦，無功而返。雍正即位，就命湖廣總督楊宗仁創辦社倉，結果事與願違。雍正二年詔令：放權給民間，改官辦為民辦，官府不得強行，隻能勸導。社倉的糧食入出及管理辦法由民間自定。又將製定的獎懲辦法刻在石碑上。初見成效後，雍正令各地官吏辦好備儲之事，官辦與民辦並舉。
廢除賤籍、安置流民。樂戶、丐戶、旦戶、世仆、伴當等“賤民”多屬曆史遺留問題，由來已久，這種賤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陝西樂籍、北京樂戶、廣東疍（dàn）戶等。賤籍就是不屬士、農、工、商的“賤民”，世代相傳，不得改變。他們不能讀書科舉，也不能做官。他們地位低下，倍受剝削和壓迫，是被歧視、侮辱的社會最低階層，甚至連起碼的生存權力都無法得到保障，這種狀況數百年一貫製。雍正元年詔令：“壓良為賤，前朝弊政。我國家化民成俗，以禮儀廉恥為先，似此有傷風化之事，亟宜革除。”@同時明令各省自查，如有類似賤民，一律準許出賤為良，改業為良。雍正五至八年，又先後解除了安徽等地世仆、伴當的奴仆身份；解除東南沿海一帶的旦戶和蘇州等地的丐戶賤籍，編為民戶，共為務本之人。此外，雍正時期又廢除了手工業者的“匠籍”製度。幾百年的曆史遺留問題得到了初步的解決，使眾多的“賤民”擺脫了束縛，獲得了人身自由，在客觀上起到了解放生產力的作用。
流民問題，是我國曆朝曆代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雍正即位後，吸取了其前輩的經驗教訓，加大了解決流民問題的力度。他一方麵實施一係列減輕農民負擔，穩定社會秩序的措施，以減少流民數量。另一方麵，令各地妥善安置流民，使之安居樂業，減少社會震動。
不拘定規，以賢取才。雍正十分注重用人察吏“敷政之道，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雍正在選拔任用官吏時並不拘泥於官員的出身和資曆，而更看重他們的實際才幹。他認為“科舉取士，去取惟憑文藝，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優絀，無由得知。”因此他要求臣下“不可盡以科甲為人才，而視他途為市井小人”。他認為，循資按次、照例選用之員，往往“庸礙無能者有之、年老衰憊者有之、少不更事者有之”。其後果必然導致“苟且因循，貪位竊祿，諸事冗，職事廢弛。”與眾不同的是，雍正選用封疆大吏寧可重才能，而不以操守取人，他寧可舍棄不能辦事的清官，而用操守平常的能吏。與封建時代提倡的“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重德輕才的取人之術大相徑庭。如直隸吳橋知縣常三樂，廉潔安分，也沒有什麼過錯，但是他膽小軟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決，工作難有起色，被雍正毫不留情地罷免。山東曹縣知縣到任一年多，疏於事務，倦怠公事，對20多起命盜案竟沒有一件審完，雖然他本人遵紀守法，但雍正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就是犯罪，不僅免職，還讓他坐了5年大牢。
清朝用人有資曆、出身的規定，並有滿、漢的區別。雍正雖然沒有明令廢除這些舊規定，但在實行中卻予以突破。他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如遇有為有守賢能官員，即行越格保題，以示獎勵。”他要河南布政使田文鏡破格提拔有才幹者，將“素所深知者，密舉二三員來，以備選擢”，並說“朕從來用人，不悉拘資格，即或階級懸殊，亦屬無妨。”並以鄂爾泰、田文鏡、楊文乾與李衛為楷模，提出以“治天下急務，首在用賢敷教，次者緝盜安良”作為官吏的主要衡量標準。同時，嚴格考察所屬官員，將那些“貪婪酷劣及老病無能、向來苟且姑留之輩，盡數糾參”。他指出“朕緣目擊官常懈弛，吏治因循，專以積累為勞，坐廢濯磨之誌，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氣。俟成知奮勉，治行改觀時，自另有裁處之道。”
站在前幾代皇帝的肩膀上，雍正帝對其父親康熙帝的製度改良，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改革，最終使得清帝國的帝國設計臻於完美。從此整個清朝政府的運轉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乾隆帝這才得以專注於清朝的武功，把整個清朝送入了極盛的局麵。
第六節 乾隆朝臣子眾生相
紀曉嵐
談及一個朝代，這個朝代的皇帝和大臣都必須論及，尤其是在人們心目中占有很重分量的清官和智者，當然，也少不了令人唾棄的貪官和奸臣。乾隆皇帝與其父親雍正皇帝用人的標準不太一樣，雍正皇帝用人不拘一格，而乾隆則看中大臣們的智慧。於是，風流才子紀曉嵐、幽默大師劉羅鍋、貪婪成性的和珅……這是野史中給乾隆皇帝麾下的團隊的基本定義。如果說，雍正用人是不拘一格的，隨著個人喜好；乾隆皇帝用人，還是有他自己的考慮。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一直秉承一個“本朝無名臣”的理論。他說，因為朝廷綱紀整肅，本朝既沒有名臣，也不會有奸臣。但事實上，不管乾隆是否承認，在他當政期間，還真真正正出現了幾個著名的臣子。如今熱播的眾多曆史劇中，乾隆、劉墉、和珅與紀曉嵐是出鏡率極高的“黃金組合”。一個平易近人的皇帝，加上一個鑽營拍馬的奸臣，配上一個詼諧機智的忠臣，就成為百看不厭的鐵三角。他們的集體出鏡，給我們演繹了一場盛世之下君臣戲謔的畫卷。戲說的描述，畢竟有時隻為追求戲劇效果，不顧曆史的真實。劉墉比和珅年長30歲、紀曉嵐比和珅年長26歲，劉、紀兩人雖然位居大學士，但從未擔任過軍機大臣，與和珅的樞相地位相差頗遠，不可能以下犯上。因此，戲劇中三大臣之間的口無遮攔、插科打諢，應該是絕無可能。
先說劉羅鍋。其實，他的政績、他的聲名，在真實曆史中，跟他的父親比起來還差一些。為清代各種人物作傳的《清史稿》，亦隻是把劉羅鍋的小傳附在劉統勳的後麵，短短的幾行字，就把這位傳奇人物的一生總結了。記得傅彪的遺作《大清宮》，反映的就是劉羅鍋的父親劉統勳的故事。電視劇《天下糧倉》裏，也有對劉統勳的歌頌。因此，如果沒有《宰相劉羅鍋》的熱播，劉羅鍋的形象也不至於這麼深入人心。
熒屏上所塑造的“劉羅鍋”，是個智勇雙全、敢作敢為的耿直臣子。劉墉，後人又稱其“劉羅鍋”，曾號木庵，後改石庵，山東諸城人。乃父劉統勳，官至東閣大學士，深得乾隆倚重。劉墉生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於嘉慶九年（1804），終年85歲。在劉寶瑞先生的單口相聲《官場鬥》中，劉墉與乾隆不僅是君臣關係，還是哥們弟兄，皇太後是劉墉的幹媽，因此劉墉同誌還是半個皇親國戚。此外，還有很多劉墉憑借機智幽默，玩弄和珅於股掌之上的故事，甚至連皇帝乾隆都敢拉下馬，戲弄一番。但事實上，劉墉是個和事佬。對此，乾隆也有些許不滿，甚至曾經斥之為“遇事圓滑模棱”。但總體而言，劉墉在官期間還算是個盡職盡責的清官，是個敢作敢為的官吏。他在時任湖南巡撫期間，“人以比包龍圖”。進入朝廷之後，劉墉仍保持了正直清廉的作風。乾隆四十七年，劉墉擔任都察院左都禦史不久，即遇上禦史錢灃彈劾和坤的親信、山東巡撫國泰等人婪索虧空一事。他同和珅、錢灃受命前往查辦。由於劉墉積極協助錢灃，終使案情大白。在乾隆末年，和珅專職弄權的情況之下，劉墉是幾個能直言進諫的官員之一。因此，後人多將其與和珅之間的爭鬥進行演繹，也並不是空穴來風的胡亂猜想。
乾隆朝的另一位名臣，即是文才兼備的紀曉嵐。老紀以文思敏捷、才情橫溢而名世。在《鐵齒銅牙紀曉嵐》的係列劇中，好像這位風流才子並沒有家眷，身邊隻有杜曉月和陸琳琅二女伴隨，而且還不是他的正式妻子，充其量隻算紅顏知己。
考察紀曉嵐的生平簡曆，可以發現，這位河間才子，很有帝王之相，據說其出生時，也伴有奇異的自然現象，紀曉嵐出生於河間府獻縣崔爾莊，據說在他出生時，“水中夜夜有光怪”，並有一道火光閃入其出生地對雲樓，於是人們認為他是靈物化身，便取名為“昀”，就是日光的意思，看來是太陽神下凡。紀曉嵐一生官運十分坎坷，但其生活後期卻備受恩寵。他三遷禦史，三入禮部，兩次執掌兵符，最後竟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管國子監事致仕，待遇之高可見一斑。同時，紀曉嵐與劉墉又有著十分深厚的淵源。紀曉嵐曾是劉墉的父親劉統勳的門生。當年正是通過劉統勳的推薦，他才得以入仕並主持修纂《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據《四庫全書總目》統計，它著錄書籍3461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總計10254種，172860卷，幾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國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稱傳統文化的總彙，成為古代典籍的淵藪，論規模還要遠遠超過明朝的《永樂大典》，而成為乾隆帝的又一項“豐功偉績”。
在電視劇中，紀曉嵐被演繹成一個單身的形象，其實不然。從《鐵齒銅牙紀曉嵐》及其續集中的杜小月，到該劇第三部的陸琳琅，在風流才子紀曉嵐身邊始終有美女相伴，而且兩位美女都陪同紀曉嵐居住在閱微草堂（即紀曉嵐府邸）裏，電視劇中的許多故事也圍繞著草堂展開。官居顯赫的紀曉嵐，竟然沒有妻室子女，難道紀曉嵐是個光棍？遠的不提，就說紀曉嵐被乾隆皇帝貶到烏魯木齊一事，就與其姻親有關。據《清史稿》記載，當年的兩淮鹽運使盧見曾案發後，紀曉嵐因為提前向他透露了風聲，遭此一劫，而這位盧大人與紀曉嵐是兒女親家。
古人一般都是早婚，在《鐵齒銅牙紀曉嵐（三）》中，按照其劇情分析，應該是在乾隆中葉，這時候紀曉嵐年紀在四五十歲，那麼有名的大才子，如果真的沒有婚配，在當時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事實上，生於雍正年間的紀曉嵐，在他17歲（乾隆初年）的時候，迎來了他的第一位夫人。而這位夫人還比紀曉嵐大了3歲，此女是大家閨秀，姓馬。這位馬夫人直到乾隆六十年才故去，而乾隆一共在位60年，也就是說，在乾隆朝，紀曉嵐身邊始終有這位夫人陪伴。
紀曉嵐25歲的時候，納侍姬郭彩符，當時這位郭夫人才13歲。當然，這還不是年齡差距最為懸殊的，在這之後，紀曉嵐又在66歲時納侍姬玉台，而玉台比紀曉嵐整整小了50歲。而迎娶這幾位夫人，都是在乾隆朝，可以說，在乾隆當政的60年裏，紀曉嵐一直在迎娶新人。除了馬夫人是過了70歲故去外，紀曉嵐迎娶的兩位小妾都沒過30歲就故去了。
紀曉嵐不僅有好幾位夫人，他的子女也很多。他的幾位夫人在乾隆朝共給他生育了4個兒子。早在紀曉嵐高中順天府科考頭名的前一年，馬夫人就給他生了兒子，這就是紀曉嵐的長子汝佶。在他參加順天鄉試的同年，次子汝傳出生，而紀汝傳的嶽父就是連累紀曉嵐被貶的那位盧見曾。不過，紀曉嵐的這兩個兒子都亡於紀曉嵐之前。而後，在紀曉嵐43歲時，三子汝似出生。當紀曉嵐61歲時，四兒子汝億出生。而紀曉嵐的三子四子出生時，正是《鐵齒銅牙紀曉嵐（三）》所反映的那個時期，可以想象，那時候的閱微草堂正是一派忙碌的景象，怎能如劇中所演的隻有一個丫鬟和陸琳琅陪伴左右呢？
和珅的曆史形象，是與貪汙一詞相聯係的。和珅幼時家境貧寒，他本人卻資質聰穎。和珅從三等侍衛幹起，其因“才貌具備”，深得乾隆寵幸，從而官運自此亨通。和珅通曉漢滿蒙藏四種語言，這使得他很快成為乾隆帝處理民族事務的得力助手。他在處理國內各少數民族事務與接待周邊各朝貢國家使節上，顯示了其才幹，成為了“民族事務”和“外交事務”的行家裏手。如乾隆五十八年夏秋之間，英國特使馬嘎爾尼率領龐大代表團訪華，中英雙方在覲見皇帝禮儀，以及英方要求派使臣常駐中國、開放港口、減輕關稅等一係列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和坤秉承乾隆帝的旨意，與英國特使進行了艱苦而長期的談判交涉，結果使英國人同意按清廷禮儀進行覲見。事後，連英使馬嘎爾尼也不得不承認和珅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乾隆後期以後，和珅因其權高位重，從而勾結官員，貪汙受賄，最終在嘉慶年間被抄家。因其家中錢財眾多，史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其實，忠臣也好，貪官也罷，似乎都沒有進入乾隆皇帝心目中名臣的花名冊，乾隆皇帝本人否認在他在位時期有名臣的存在。然而，“康雍乾”盛世的到來，沒有一支精英團隊共同曆練是不可能存在的，應該說，正是有了這些精英的得力輔佐，乾隆皇帝才實現了自己的文治武功。
第七節 國際級富翁和珅的悲喜劇
和珅
2001年，國際著名新聞媒體——美國《華爾街日報》評選出世界富翁排行榜，而大清帝國的一位官員，竟然能夠躋身於世界級富翁之列。也許有人會說，和珅聚斂財富的手段靠的是貪汙，這種富翁不提也罷。其實，和珅不過是乾隆的一個斂財工具而已。說到這個人物，在乾隆朝可是呼風喚雨。
和珅（1750－1799年），紐祜祿氏，字致齋，原名善保，滿洲正紅旗人。清高宗乾隆皇帝時的寵臣，以巨貪而著名。他生於乾隆十五年，父親名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統。他祖上是今遼寧清原人，清初隨清帝入關，住在北京西直門內驢肉胡同。
雖然和珅在後人的眼中是個十足的貪官，但曆史上的他，其才氣還是非一般人莫屬的。乾隆皇帝能夠重用他、信任他，跟他的才華還是有直接關係的。他是乾隆時期著名的輔政大臣之一，以善伺上意得以寵幸，官途十分暢達。乾隆三十七年他被授為三等侍衛，四十年即升任禦前侍衛，並授正藍旗副都統，四十一年三月入軍機。和珅當權20餘年，其升遷次數竟高達47次。和珅權傾朝野，百官爭相諂附。後人將他與劉墉和紀曉嵐並列為清乾隆時期三大中堂。
說起他的身世，其實並不顯赫，他的父親是一個不太富裕的武官，但從10歲開始，和珅就被選入鹹安宮學習，接受滿、蒙古和漢文等多種語言的教育，此外，儒家經典是必修課。可能老百姓很難相信，曆史上的一位巨貪在青少年時期，是一位天資佳、學習刻苦的孩子，連他的老師都非常欣賞他。盡管後來他並沒有通過科舉入仕，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在仕途上的發展。在和珅的人生曆程中，26歲那年才是他真正的轉折點，從這一年的閏十月，和珅成為乾清門侍衛，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和珅就成為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後世多以和珅隻會溜須拍馬，其實，和珅在語言上很有天賦，精通滿、漢、蒙古和藏語，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此人八麵玲瓏，善於投主人所好，乾隆皇帝酷愛書法字畫，和珅就花了很大的心思用在這方麵，頗受乾隆好評。用多才多藝來形容這位巨貪，並不為過。
如此看來，和珅在乾隆朝的異軍突起，與他的學識和心機密不可分。在封建王朝，官員的膽識和機遇，同樣是他迅速崛起的重要元素。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政壇上露了一手。這一年，他受乾隆皇帝的委派，到雲南辦案，查辦對象是封疆大吏雲南總督李侍堯。從接禦旨辦案到李侍堯被拿辦，前後才兩個多月。因此，和珅尚在返京途中，就被提升為戶部尚書，成為清王朝的財務大總管。
如果說，和珅多才多藝，受到乾隆皇帝的賞識，那麼果斷處理大案則是他晉級的前門磚，如果事情到此為止，和珅充其量隻能做個寵臣，能否權傾朝野尚是變數。而一旦與皇帝成為兒女親家，局麵則完全不同了。當和珅興衝衝地由西南邊陲回京赴任的時候，一個他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和珅的兒子得到了乾隆皇帝賜名，為豐紳殷德，並將自己最寵愛的小女兒和孝公主許配給他。成為皇親的和珅真正地步入了貪汙腐敗的快車道。到了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節馬噶爾尼到北京時，風聞京城人士稱和珅為“二皇帝”，和珅在乾隆朝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正是這麼個人精，卻萬萬沒有想到，當乾隆這棵大樹最終倒下之時，他卻成了最倒黴的陪葬品。和珅為什麼這麼快便被誅殺？話還要從乾隆立太子說起。
清朝初年，康熙立太子時的紛爭成為前車之鑒，乾隆一開始就不立皇位繼承人。所有的大臣（和珅也包括在內）誰也不知道，乾隆的幾十個兒子中間，哪位是未來的皇帝？和珅呢，也就從來沒把諸位皇子放在心上。他想將來愛誰誰，我隻要始終對乾隆一個人好就行了。然而，春風得意的日子畢竟過的很快，轉眼就到了乾隆五十九年，乾隆皇帝終於到了確立皇位繼承人的時候了。
然而，在這個太上皇與皇上之間，這位聰明伶俐的寵臣第一次犯難了。他也很清楚，無論靠近哪一邊，都是不討好的。無論得罪了哪一方，隨便哪天給個殺頭的罪名，那可是功虧一簣了。所以，和珅最終采取了兩邊都極力討好的策略。但是無論如何，對於兩個也許處在敵對狀態的對象來說，牆頭草似的和珅，一不小心便成了這對皇帝父子的犧牲品。所以，當乾隆最終快要逝去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給兒子留下了一個很難收拾的爛攤子。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推脫掉一個父親的責任。臨終前對兒子說：“現在國家是沒有錢，但是你可以想辦法啊！”如果這句話確實出自乾隆皇帝之口，那麼他就是在暗示著嘉慶皇帝。暗示什麼呢？從嘉慶後來的舉動中，我們能夠看出端倪。要讓自己的國庫充實起來，看來短時期能夠做到的辦法隻有一個，那就是拿富可敵國的和珅說事。乾隆皇帝一向以有道明君自詡，他的父親又給他留下了豐厚的遺產，他可以隨意地打造“十全武功”這個政績工程，但自己的孩子怎麼辦呢？他出麵聚斂錢財，顯然不行，找個奴才幫著做吧，於是就選擇了和珅。
乾隆皇帝利用了他聚斂錢財，而他的貪心也確實讓他沒有退路可走。於是，在乾隆皇帝駕崩之後，嘉慶皇帝立即就開始處理和珅。。嘉慶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乾隆駕崩。未幾，正月十三，嘉慶皇帝即宣布和珅的20條大罪，下旨抄家，竟獲貪銀八億兩。當時清廷全年的稅收，也才不過7千萬兩。而僅和珅一家的存款，便相當於整個清政府15年甚至20年的收入。如果說，乾隆給嘉慶留下一份豐厚的遺產，並且由和珅來暫時保管絲毫不過份。和珅的悲劇在於，他的貪念和對繼任皇帝的關係處理不當，而嘉慶皇帝通過這一案例，不僅為貪贓枉法者敲響了警鍾，同時，也一如後人所說的那樣“和珅跌倒，嘉慶吃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