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康熙帝命皇兄和碩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皇長子副之，率一路大軍出古北口；命皇弟和碩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和碩簡親王雅布、多羅信郡王鄂劄副之，率另一路大軍出喜峰口；內大臣佟國綱、佟國維、索額圖、明瓣、阿密達等參讚軍務。是月6日起，二路10萬大軍陸續出發，14日，康熙也啟程北上，親征噶爾丹，24日，因病從波羅河屯（今河北隆化）半路返回。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初一，福全率領的清軍抵達烏蘭布通。戰前，噶爾丹向康熙皇帝提出“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的分治建議，遭到拒絕，激戰隨後展開。噶爾丹駐烏蘭布通峰頂，於峰前布設“駝城”——將駱駝蒙以濕氈，環列如城，軍士於隙間發矢銃，迎戰清軍。清軍集中火力大炮，猛轟“駝城”，繼之以步兵衝鋒。經激戰，準噶爾軍不支，噶爾丹率殘兵敗退。清軍也遭重大損失，國舅佟國綱戰死。
噶爾丹回到漠北，表麵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裏重新招兵買馬。1694年，康熙帝約噶爾丹會見，訂立盟約。噶爾丹不但不來，還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動叛亂。他揚言，他們已經向沙俄政府借到了鳥槍兵六萬，將大舉進攻。內蒙古各部親王紛紛向康熙帝告發。
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親征，分三路出擊：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從東路進兵，發起側麵大進攻；大將軍費楊古率陝西、甘肅的兵，從西路出兵，截擊噶爾丹的後路；康熙帝親自帶中路軍，從獨石口出發。三路大軍約定時期夾攻噶爾丹。康熙帝的中路軍到了科圖，遇到了敵軍前鋒，但東西兩路還沒有到達。這時候，有人傳說沙俄將要出兵幫助噶爾丹。隨行的一些大臣就有點害怕起來，勸康熙帝班師回北京。康熙帝不為所動，堅持到底，繼續進兵克魯倫河，並且派使者去見噶爾丹，告訴他康熙帝親征的消息。噶爾丹在山頭一望，見到康熙帝黃旗飄揚，軍容整齊，連夜拔營撤退。
康熙帝一麵派兵追擊，一麵趕快通知西路軍大將費揚古，要他們在半路上截擊。噶爾丹帶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東南）正好遇到費揚古軍。兩軍展開激戰，是役，準噶爾軍戰死2000餘人，被俘3000餘人，損失牛羊60000餘。噶爾丹在50名親兵保護下突圍，之後與丹濟拉、丹津鄂木布、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等親信彙合，收攏5000餘人馬，退到塔米爾河一帶休整。
經過兩次決戰，噶爾丹叛亂集團土崩瓦解，因連年征戰，四處樹敵，他此時的處境十分困難。既不能向西進入宿敵策妄阿拉布坦控製的伊犁河流域，又不能遠投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汗國——土爾扈特汗阿玉奇已與策妄阿拉布坦結成了反噶爾丹聯盟，而且“回部、青海、哈薩克皆隔絕叛去”。
康熙曾數次招降噶爾丹。但是噶爾丹繼續頑抗，不過他已經徹底失去了抵抗的能力。第二年，噶爾丹退居阿察阿木塔台地方。三月初，他開始吃不下東西，到十二日開始頭疼，十三日中午，這位17世紀蒙古草原上的風雲人物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終年53歲。隨從火化了他的遺體，並帶著他的骨灰，領著他的女兒鍾察海和殘存的部下，歸降清朝。
康熙帝與噶爾丹的戰爭，打了8年，終於平息了蒙古草原上的騷亂，維護了中國版圖的統一。從此，清政府重新控製了阿爾泰山以東的漠北蒙古，給當地蒙古貴族各種封號和官職。清政府又在烏裏雅蘇台設立將軍，統轄漠北蒙古。後來，噶爾丹的侄兒策妄阿那布坦攻占了西藏。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遠征西藏，驅逐了策妄阿那布坦，護送達賴喇嘛六世進藏。以後，清政府又在拉薩設置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達賴、班禪共同管理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懷抱。從此，康熙花費了十餘年時間，終於在西北建立了一條長達萬裏的“防護林”，一條無形的“萬裏長城”，有效地完成了國家一統的使命，為中國的廣袤疆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五節 乾隆輝煌成就的背後
頤和園
作為一代聖明的君主，乾隆對清帝國的貢獻良多，但乾隆皇帝自己最為滿意的則是十次戰爭給清朝帶來的繁榮與和平。晚年，乾隆皇帝回顧自己的一生，對在位期間所取得的成就頗為滿意，親自用“十全武功”來濃縮自己60年的統治。乾隆皇帝頗以“十全武功”為自豪，以“十全老人”自稱。這“十全”就是：兩次平定準噶爾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兩次金川之役、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緬甸之役、安南之役及兩次抗擊廓爾喀之役。
現在我們論及乾隆的“十全武功”，可以看出，這10次戰爭，情況不同，性質各異，有的是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有的是為了鎮壓國內農民起義，也有的是宣揚國力，維護天朝上國在臣屬國的地位。但在當時，這些武功著實讓乾隆皇帝非常自得。也許他在當時覺得，對內高壓無度，對外窮兵黷武，是在維護清王朝的統治，但今天我們看來，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背後，是大清帝國的江河日下，國庫空虛。
在這10次戰爭中，包括跟蒙古準噶爾部的兩次交鋒（1755）。準噶爾主要活動在新疆北部地區。康熙年間，準噶爾部力量日益強大，在其首領噶爾丹的率領下，依仗俄羅斯的支持，占領了南疆一帶的大部分地區，並多次騷擾喀爾喀、哈密，窺視青海，潛兵入藏，嚴重威脅著西北邊疆的安全。乾隆即位以後，利用準噶爾部內部叛亂的時機，主動出兵。這兩次戰役，成功平定了準部的騷擾，阻止了準部的分裂活動。更為重要的是，這次將北疆地區重新納入了中國的版圖之中。於是，才有了秋海棠的中國版圖。
其次是平定回部叛亂一次（1758年）。南疆是維吾爾族的聚居地。入清後，北部的準噶爾勢力強大，攻占葉爾羌汗國，俘獲和卓木瑪罕墨特父子，囚禁於伊犁。清廷平準噶爾勝利之後，遣大和卓回國，留小和卓於伊犁。但當阿睦爾撤叛亂時候，小和卓不思報恩，唆使其兄大和卓一同叛亂。1758年乾隆派兵出征。在此役裏，清軍確有上佳表現。至此清朝統一了新疆天山南北，並大大鞏固了西北邊陲。康熙、雍正、乾降祖孫三代對廣大西域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艱苦經營，終將新疆與西蒙、寧夏、青海連成一體，奠定了在以後的百餘年間，“昔日之邊陲成內地”的安定格局，加強了大一統的中華版圖。
此外，還有剿滅大小金川叛亂兩次（1746年、1771年）。大小金川位於四川金沙江流域，是大渡河上遊的兩條支流。這裏地勢險峻，氣候異常，交通不便，聚集了藏、苗、瑤、彝等少數民族。第一次，大金川挾持小金川土司後，舉兵反叛。清廷在明勝實敗的情況下，予以壓製。第二次，小金川土司又一次發動叛亂。乾隆吸取上次大金川之役的教訓，首先攻下小金川，再乘勝追擊大金川，將此次叛亂成功平定。但正是這次曠日持久的山地攻堅戰，鍛造出了清中期一支著名的特種部隊——西山健銳營。
平定台灣的林爽文起義（1787）。台灣遠離中原，統治相當嚴苛，最終釀成了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軍多是天地會成員，以反清複明、順天行道為宗旨，已經開始威脅到內陸的安全。乾隆命福康安率軍渡海登島作戰，取得了勝利。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戰役中，清軍悍將海蘭察手下的巴圖魯（滿語“勇士”的意思）表現極為勇猛，戰鬥力極為驚人。當他們遭遇起義軍的埋伏時，麵對槍林箭雨，竟無一人後退，反而拚死向前。起義軍從未見過這麼不怕死的官兵，不知道他們是否喝了什麼“聖水”，於是陣腳大亂，大敗而歸。戰爭勝利後，頒布了《清查台灣積弊酌籌善後事宜》章程，以嚴明台灣吏治，加強管理。
收降緬甸、安南（1766年、1786年）。緬甸、安南是與我國西南地區接壤的小國，安南即今越南。18世紀中葉，緬甸木疏部崛起，建立新緬甸國。為使各土司向交納貢賦，對方先後數次興兵至中緬邊界，當地土司紛紛向清政府求助，以求保護。乾隆帝認為其“野性難訓，必將懲其”，先後出兵四次。對於安南的出兵，則是以保護藩屬國的名義而出動的。這是清朝政府兩次對藩屬國主動發起的戰爭，人員厲染瘴氣，損失也很慘重，並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隻是到最後，這些國家後勁不足，感覺惹不起清朝，願意謝罪乞降，遞表朝貢，雙方議和。
最後還有兩次，是對廓爾喀的用兵（1788年、1791年）。廓爾喀位於西藏西南，18世紀以前是尼泊爾的一個部落。乾隆年間，他們建立了新的王朝，遷都加德滿都，取得了尼泊爾的統治權。廓爾喀地處印度與西藏的往來通道，商業往來頻繁，是藏印通商往來的橋梁。乾隆五十三年和五十六年，廓爾喀至藏貿易，以爭新鑄銀錢，進侵藏界。清政府積極備戰，打消了闊爾喀的險惡用心。
古人喜以碑刻記事，因為他們以為碑刻更利於後世的人們了解前代人們身上發生的事情。既然乾隆皇帝對自己的十全武功如此青睞，自然，他也會用碑刻來記錄這些事情，並且親自撰寫了《禦製十全記》，他下令用滿、漢、蒙、藏四種文體書寫，建碑勒文。同時期的宮廷畫家汪承霈繪《十全敷藻圖冊》，仿戰圖冊形式，將“十全武功”一統集內。為什麼要用那麼多文字記載他的武功呢？自己做了事情，要讓後人知道，這是最好的辦法。但乾隆皇帝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十全武功換來的是大清帝國的江河日下，自己的繼任者，並沒有延續大清帝國的盛世恢宏，而是一步步地走向沉淪的深淵。這恐怕是當初發動十場戰爭的乾隆皇帝始料未及的。
第六節 土爾扈特回歸祖國
土爾扈特回歸
乾隆朝不停息的戰爭並不意味著民族矛盾的尖銳，隻能說是民族相互融合時的不和諧音，或是民族融合時擦出的火花。縱觀整個清朝，民族共榮是整個時代的最強音。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乾隆朝所發生的土爾扈特東歸。
乾隆三十五年（1770），遊牧於伏爾加河畔的蒙古土爾扈特部，因為拒絕沙俄的殘暴統治，毅然踏上了回家的征程，他們跋涉萬裏，曆盡千難萬苦，終於回到了自己的祖國。他們的英雄壯舉，因為《東歸英雄傳》而廣為人知。
在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之後，隨著元帝國的滅亡，蒙古的視力漸漸分為幾個不同的部分，到了明莫清初，蒙古分為漠南、漠北喀爾喀、漠西厄魯特三部分。在這三個部族中，漠北蒙古地區早在康熙年間便已經收納入清朝領土之中，與清廷結義和好。而漠西蒙古又分為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和土爾扈特四部。乾隆曾先後平定了準噶爾以及和碩特的叛亂，將其納入了清代版圖。而杜爾伯特則因為與準噶爾、和碩特、關係緊張，積極與清朝修好。
唯獨信奉格魯派藏傳佛教的土爾扈特部眾，因為不堪準噶爾部的騷擾，在明清之際輾轉期遷入俄羅斯境內，居住在伏爾加河下遊地域。
土爾扈特的部眾雖然擺脫了準格爾部的騷擾，但寄人籬下的滋味並不好受。流離在外多年，他們的幾十萬被信奉東正教的沙俄歧視、排擠，征兵，重負，讓這些部眾不堪其擾，生活極其困苦。乾隆年間，當準噶爾部歸降大清帝國以後，中國西北邊疆已經漸趨安定。此時，土爾扈特部決心回歸故土，想通過依附清朝中央政府的途徑回歸祖國，以換得部眾們的安穩生存。於是，在該部首領渥巴錫的率領下，這個部落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扶老攜幼，引車牽牲，浩浩蕩蕩，由萬裏之外東歸，踏上了史詩般壯麗的回歸之路。
當這個消息傳到紫禁城後，乾隆皇帝非常高興，他決心妥善接待土爾扈特部眾，並委派幹練大臣舒赫德，協助伊犁將軍安排。但關於土爾扈特東歸的問題，清朝大臣們意見卻並不一致。有的大臣怕事，以為來者不善，必有詭詐。因為該大臣據報，土爾扈特中的一名首領名叫舍楞，曾佯為申請入覲，誆殺了一名副都統，隨後逃入俄羅斯，清廷向俄方追索幾次，素無下落。而當時還有一種傳統說法，即“接納投降就像引入敵寇一樣”，對於朝政安全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一不小心便是引狼入室。因此，乾隆此時心中是有些戒備甚至抵觸的。
乾隆皇帝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明君，就在於他的睿智豁達與政治敏感。在乾隆朝，大清帝國曾經無數次對邊疆發動戰役，以平叛對抗中央政府的部族。但土爾扈特是第一次主動回歸清王朝的部落。如果能夠妥善解決好這件事，對於清朝的統一大業，意義深遠。
乾隆皇帝認為，如果剛剛有些安定的邊疆，又將走向騷亂，成為清廷的另一樁困境。小小的一個舍楞，豈能鼓動十幾萬人不遠萬裏，來到人生地不熟的京城鬧事？但即使真正發生了這種情況，乾隆隻須下命侍衛在京畿周邊一布置，到時來個甕中捉鱉，將這支造反部眾一舉拿下，易如反掌。況且，這群遠來的人，長途跋涉，糧食已盡，身心疲勞，士氣不振。但如果他們滿懷期冀而來，最後把他們打回去，他們會四處劫掠畜牧，以求生存。這樣，乾隆所引以自豪的“十全武功”，便如落花東流，毫無功績可言了。
朝內後來又有人建議，不準土爾扈特大隊靠近中原腹地。而是在大部眾來到伊犁時，用堅壁清野之法，把他們堵截在外。但乾隆考慮到，伊犁是個新開辟的城池，所居各色人都仰仗耕牧。如果堅壁清野，隻會是伊犁自己關閉活路。遠來的部眾，是仰慕中國文化而來。倘若我們怕事，不容納他們，對那些力甚疲憊之人，視其死而不救，這已是一個正人君子都不忍做的事，何況我是一位禦世的皇帝呢？這當然隻是皇帝的官方辭令。於是，乾隆告訴舒赫德：“土爾扈特部長途疲頓，凍餒已經幾乎不能自存，我們要給他們分撥善地安置，購運牛羊糧食以資養贍，置辦衣裘廬帳俾得禦寒，並為籌其久遠資生之計，令皆全活安居，鹹獲得所。”正是乾隆的這一英明決策，讓大清帝國在民族政策上又大大地前進了一步。於是，成竹在胸的乾隆皇帝，在熱河的避暑山莊熱情接待並宴請了土爾扈特首領渥巴錫，溫和地安撫了這支旅途勞頓的隊伍。至此，整個西北蒙古地區都被納入了清朝的大版圖之內，奠定了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最終局麵。
乾隆對於土爾扈特部眾的主動歸屬，是十分滿意的，並給與了土爾扈特部眾很高的待遇。乾隆還專門寫成《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一文，並自己恭楷寫出刻稿，將全文刻上石碑。文中，記敘了這件曆史的曲折經過，和他自己的思想過程。此碑後被立在承德避暑山莊，現仍存在。而在史書中也留下了這樣一個細節：對土爾扈特部歸來，朝中有人存有用兵西域獲勝的意識，稱該部回歸為“歸降”。但乾隆提高了他們的地位，改稱為“歸順”，並特地解釋了這兩個詞彙的不同定義。他認為：起初反抗，到後來還是被征服的，叫做歸降；沒有去打他，他自己願意來做臣民的，叫做歸順。土爾扈特整個一部眾，原本已逃到外國地界，如今又投回到我文明之邦，甘願受我們的治理，這應該定為歸順，不能說是歸降。
當不遠萬裏東歸祖國的乾土爾扈特部眾們終於踏上故土的時候，當渥巴錫受到乾隆皇帝前所未有的禮遇時，一個全新的大清帝國邁向了盛世的頂峰。
第七節 平等對話的喪失
劉墉書法
在乾隆朝，人們感到遺憾的是，東西方的平等對話因為乾隆帝和英國人的傲慢而最終破裂。在此之後，中國對西方列強基本處於“弱勢”的地位，根本就沒有平等對話的權力。而乾隆時期，清帝國正值盛世，如果那時候中國可以敞開大門，正視西方的崛起，積極引進西方先進技術，也許曆史將從此改寫。
在中國古代，一般稱西方為泰西，而西方則將中國等地區稱之為遠東。一個“泰”，一個“遠”都是用來形容路程之遙的。可以說，在新航線發現之前，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多的交往，雖然一條不絕如縷的絲綢之路將雙方連接在一起，但雙方多是間接接觸，真正麵對麵地接觸少之又少。但自從西方地理大發現之後，出現了“資產階級”這個詞，這種局麵終於要被打破了，橫亙在東西方之間的空間隔閡逐漸變得較前更容易超越了。
自唐代以後，西方這個詞彙和人種，已經在中國並不顯得陌生了。特別是當馬可波羅將中國描繪成了一個“遍地都是黃金的地域”，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對於這個富饒的東方帝國充滿了好奇，商人、探險者、傳教士、冒險家等各類身份的“紅毛”一年漸多一年，昔日中西之間“隔霧觀花”的局麵最終被打破了。
明代中國的君臣，雖然本意上並不歡迎西方人的打擾，但還沒有那麼多的緊張和防範。麵對西方人強韌持久的進取之勢，大清帝國防守的態勢明顯，其實，海禁並非隻是針對西方的國家，當時在台灣還有鄭成功割據一方，另外，許多反清複明的人也還在海上活動，於是，清代開國不久即厲行海禁，甚至在沿海一帶毀滅村莊，立溝牆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閑行”。如此暫時人為地限製了中西方之間的交流。
這種局麵在乾隆前期開始有所突破，乾隆二十二年（1756），多年不到浙江貿易的英國商船，忽然屢屢北上寧波。本來是正常商貿往來的事情，卻讓乾隆皇帝心有疑慮，原本洋船靠岸都是在廣州、澳門等地，北上寧波的船隻很少，現在已經有這麼多北上貿易的商船，日後恐怕會越來越多。因此，次年他即下令，將所有的對外貿易限定在廣州一口進行。乾隆這樣做的目的隻有一個，通過扼製中西往來以守住夷夏之界，以及與之相伴的天朝尊嚴的虛驕意識。
來自海上的威脅，似乎一直困擾著乾隆皇帝，曾經一度進入這位帝王的夢境之中。據清代史料記載，乾隆經常做同一個夢，夢中有兩匹馬踏著海浪向他飛奔而來，馬背上馱著書卷。這個夢一直困擾著乾隆，百思不解。後來，乾隆問解劉墉。劉墉說：這是國運興旺的象征，咱大清威名遠播，四海來朝。
劉墉的說法是個乾隆皇帝吃個寬心丸，實際上，劉墉隻是用傳統的儒家思想，對這個夢境做了一個牽強甚至是討好的解釋。但仔細想來，這樣的解釋本身便是矛盾的。其一，這兩匹背馱書卷的馬，是自海外奔赴中原而來，肯定不是要把大清的威名播向遠方，而是要把海外的什麼經綸送給大清。其二，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講，這兩匹踏浪而來的馬，暗含乾隆潛意識中的感知，冥冥中有種潛在力量從遙遠的海洋向他逼近。這個力量可能是危險的，但也可能是個機遇。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乾隆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方資本主義開拓海疆、蒸蒸日上的時代。他放眼四顧，北有沙俄虎視，東有荷蘭人在呂宋島上摩拳擦掌意欲卷土重來，南邊則是英國人一統天下，並隨時都有可能進犯中國。對於這樣的周邊形勢，乾隆不可能不有所警醒，有所焦慮。帝王的心靈是敏感的，他得對自己的皇朝負責，因此也許會有比常人更靈敏的感知。
不知道是曆史的機緣巧合，還是乾隆皇帝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久，真的有一匹“馬”自遙遠的西方從海上漂流而來。這便是乾隆時代著名的“馬嘎爾尼勳爵來華事件”。18世紀末（1792）的英國日益強大，為了挖掘東方財富，開拓中國市場，馬嘎爾尼作為英王的使者遠道來華，一為祝賀乾隆帝80歲壽辰，二是想與中國建立貿易夥伴關係，並在北京派駐領事。
中西方之間的禮儀差別竟成為此次中英會晤的第一個障礙，在是否需要磕頭這個問題上，看上去很簡單卻並不簡單。最後雙方達成一致，讓馬嘎爾尼勳爵單膝跪地，向乾隆帝遞交國書。但一直高高在上的乾隆，卻不樂意了。乾隆皇帝本身對海上過來的外洋就心存疑慮，加之，馬嘎爾尼不同意下跪來遞交國書，讓這位皇帝對西方更加充滿了厭惡感。於是，清政府內閣對馬嘎爾尼的所有請求概不答應，並在結束祝壽典禮後，一再催促其使團啟程歸國。
當然，最終的結果是，不願意按照大清帝國禮儀覲見乾隆皇帝的馬嘎爾尼和他的使團無功而返，返程的時候隻帶了一堆乾隆帝恩賜的禮品打道回府。其實，從這件事情來看，一方麵，我們必須看到乾隆皇帝對西方的頑固抵製；另外一方麵，從規避風險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乾隆皇帝在對西方情況不了解的情況下，也不會貿然同英國通商，但是，國際間翻天覆地的變化，卻讓大清帝國失去了一次同西方平等對話的機會，也許，這次使團訪問受到足夠的重視，或許中國不至於在幾十年後遭受那麼慘痛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