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清文化科技的輝煌
第一節 大儒們的文化苦旅
王夫之
在中國曆史上，朝代更迭往往是文化發展轉變的關鍵點，因為在這劇烈的變動期間，舊的政治製度被打碎，舊的統治階級連同它所製定的經濟政策、社會方針等一起退出了曆史舞台，新的政治製度與統治階級、經濟政策、社會方針、與新道德規範等則在一片廢墟上破殼而出。新舊製度、思想之間的替換常需要很長之時間去調節與適應。在這一段調整時期，最受影響者無過於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不但在政治與物質環境方麵需要調節適應，在思想方麵更麵臨極為複雜與多變的諸多挑戰；另外，這一段時間也是大家層出的時代，在社會劇烈震蕩變革之際，他們不但要檢討前朝衰亡的原因，還要探討本朝興起的緣由，以盡到他們所崇信的曆史責任與社會良知。
明清之際這段新舊交替的時段更賦予了知識分子抒發本心、自由論著的寶貴空間。正因如此，知識分子在這段時期內多透過哲學上、史學上的、文學上的、一般隨筆性的著作來描述分析他們所感受和經驗到的問題與抒想的議論。而更為不同的是這時段的知識分子常常是先運用武器的批判——反對新王朝、維護舊王朝的起義，再運用批判的武器——著書立說，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就是這方麵的典型。
明末清初的“人權宣言”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張“無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愛國者黃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比盧騷的《民約論》還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稱它為“人權宣言”。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曆史上所有帝王製度的弊端。”《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專則，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響很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中說過：“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黃宗羲（1610—1695），字太衝，號梨州，亦號南雷，浙江餘姚人。他的老爸黃尊素為萬曆進士，天啟中當上禦史，是著名的東林黨人，因彈劾魏忠賢而被削職歸籍，不久又下獄，受酷刑而死。19歲的黃宗羲進京上訴，並在公堂之上毆打主謀，追殺凶手，明思宗歎稱其為“忠臣孤子”。黃宗羲歸鄉後，即更加發憤讀書，痛恨科舉製度對人的束縛，力求變革，把家裏的書都讀完了，還覺得不夠，於是便抄錄同鄉的朋友藏書。又從學於著名哲學家劉宗周，得蕺山之學。
1645年，當清兵大舉南下時，黃宗羲憤而毀家紓難，和浙東人民團結在一起，展開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他組織起一支抗清的“世忠營”，有3000多人。後來他又聯合了太湖一帶的豪傑，抗拒清兵達半年之久。當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後，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張煌言等繼續搞複國活動。1664年，張煌言殉難後，宗羲遂改名換姓回到故鄉，聚眾講學，著書立說。
黃宗羲學識廣博，研究過天文、地理、算學、音樂、曆史和哲學等。他留下了許多著作，有《南雷文定》、《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在他54歲時，寫下了劃時代的反帝製的光輝著作——《明夷待訪錄》。《明夷待訪錄》計有《原君》、《原臣》、《原法》等共21篇。
黃氏在《原君》篇中，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他說：“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話在300年前，是沒有人敢說的。因此有人稱讚《明夷待訪錄》是中國的“人權宣言”。
他對封建專製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他為了求得人權平等，主張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專製的君本製度，而改為民本製度不可。他理直氣壯地呼籲，現今應當是“天下（人民）為主，君為客”（《原君》）。他同時也提醒封建時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剝百姓的服役者，而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
黃宗羲的思想意識中已經有近代代議製的意識，他在《學校》篇中，已流露出議會政治的萌芽思想。他把東漢的太學清議的曆史意義理解為近代的議會政治，這是托古改製。黃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學祭酒的麵前就弟子之列，祭酒（類似議長）有權批評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縣官都要在地方學官的麵前就弟子之列，學官對於地方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
明、清之際，隨著都市經濟的成長，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反映到意識形態上，產生了黃宗羲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學說。我國封建社會，一向是“重農抑商”的。而黃宗羲鑒於社會的變動，麵對現實，卻提出“工商皆本”的學說。在經濟學說上，黃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張廢止金銀貨幣，使用“寶鈔”，而以金銀作為寶鈔的基金。他這種經濟思想，有利於商品流通，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並啟發了近代的經濟政策。在黃氏看來，明朝末年是封建製度崩潰的前夜，此時，“土力日竭”了，市場停頓了，人民生活的條件被皇帝奪去了，加稅加餉永沒有限製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場，還呼籲減輕軍費負擔，主張實行征兵製度；反對募兵製。
黃宗羲還是我國古代研究賦稅製度最深入、最係統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曆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農民種糧食卻要等生產的產品賣了之後用貨幣交稅，中間受商人的一層剝削；不分土地好壞都統一征稅。黃宗羲的觀點以及所反映的曆史現象，被現代學者總結為“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以勇敢的“異端”精神，批判舊的，設計將來的新世界，是值得稱讚頌揚的。他不愧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思想家。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那是一個動蕩年代的前夜。外有滿清貴族崛起於東北，大有叩關南下之勢。內有李自成農民起義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統治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當年的三月份，明朝廷又再次增加江南淮揚等府賦稅，致使民怨沸騰。就在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顧炎武生於江蘇昆山東南的一個叫千墩的江南小鎮。
顧炎武初名絳，別號亭林，字寧人，後世稱為亭林先生。明朝滅亡以後改名炎武，號蔣山傭。他生於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為官，到了他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然中落，顧炎武從10歲起，就跟隨祖父讀書並受到過比較嚴格的儒家教育，特別是他的嗣母王氏和他講過很多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靈。這些對於他以後人格的培養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當時的江南繼東林之後，再組複社，複社聲氣傳遍天下，俱以婁東二張（張溥、張采）為宗主。年僅14歲的顧炎武就加入了複社。這是個當時江南最大的政治學術團體。由於顧炎武博雅獨行於鄉裏，和同鄉摯友歸莊為鄉裏人不容，有“歸奇顧怪”之目。在青少年歲月裏他廣泛接觸名當時的名士大儒，講學論道以天下為己任，年輕時候的他就認識到科場應試無足輕重，用心研學實用之學，他常歎謂：“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直接對當時文人無不以浮名苟得為務之風做了無情的批駁。
公元1645年，清兵在入關後的第二年，南渡過長江，大肆屠殺江南民眾。史可法揚州殉難以後，江南半壁戰局每況欲下，但江南民眾依然奮起抵抗，江陰，嘉定，昆山都爆發了激烈的抗清鬥爭，陳子龍，夏允彝起兵於鬆江（今上海鬆江）。顧炎武，歸莊起兵於昆山，一時抗清之勢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鎮壓。七月清兵陷嘉定，昆山，嘉定昆山都和揚州一樣被屠城，殺戮甚是慘烈。顧炎武在他的《秋山》詩裏記載了當時景象“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崗巒”“可憐壯者縣，一旦生荊杞”。起義失敗以後，顧炎武回到家鄉，他的嗣母王氏在家鄉淪陷後絕食10天以身殉國，臨終留下遺言給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這也成為顧炎武一生的信條，永遠都不會屈服清朝的統治。就在同年五月份，顧炎武舉家移到常熟的語濂涇，開始了他的顛沛流離的遊曆生涯。在這期間，他完成了《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著作。
處於明末清初社會動蕩的曆史條件下，顧炎武察覺到封建統治已瀕臨“法不變不可以救今”的危機階段，因此，他反對泥古不變，頑固守舊，指出前人所立之法不可能預測事勢的發展而早為“變通之地”，後人如“拘於舊章”，“姑守其不變之名”，必將形成“大弊”。為了適應“不得不變之勢”，他提出一係列社會改革方案，如改革賦稅，限製地租，實行均田、墾田；改革君主獨治，代之以官僚的眾治；取消八股取士製度，實行郡縣推薦，等等。雖然他也以“法古用夏”相號召，但意在援古措今，為現實改革服務。
顧炎武法律思想中的民主性精華，是對封建專製主義法製的抨擊。他認為“法製禁令”為“王者之所不廢”，但反對以嚴法繁刑統治百姓，指出專製主義法製的主要弊病在於“法令日繁，治具日密”。他說：“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他舉秦始皇以繁法治民而“奸偽萌起……至於不振”的曆史為例，說明“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他所說的“眾治”，並非“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而是擴大公卿郡縣守令的職權，借以平衡君權，限製君權的濫用。
顧炎武從反對封建專製主義法製的立場出發，認為一切聽之於法，就會出現“廢人而用法”的現象，從而限製了人們才智的發揮，使“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雖豪傑之士也將歸於庸懦。所以“法令者，敗壞人才之具”；不僅如此，繁複的法令，隻是便於吏胥巧詐之徒“以法為市”，恃訟繁刑苛，勒索民財，挾掣官府，成為民間的虎狼，因此“法愈繁而弊愈多”，“法禁之多，乃所以為趣亡之具”。為了整飭吏治，他主張嚴懲貪官汙吏，不以縱舍有罪為仁政；建議廢除吏胥“操其兩可之權”的“用例破法”、“因例立法”的傳統。
顧炎武鑒於“徒法無用”，強調隻有“正人心，厚風俗”，才是治亂的關鍵，國家的根本。他說，西漢文景之治，是以孝悌導民，“移風易俗，黎民醇厚”的結果。不從根本入手，徒以法為禁，必然使“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誌”，因而是愚閣之君之所為。為了改變風俗，發揮封建綱紀的教化作用，顧炎武提倡“清議”，“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顧炎武也反對“以錢贖罪”、“以穀補官”的製度，認為它隻有利於富有者，起了傷風敗俗的作用。
明末清初哲學及學術的最高峰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農，號薑齋。其祖原籍江蘇高郵，因隨燕王朱棣“靖難”南下，以功授衡州衛指揮金事，世襲武職，居湖南衡陽。王夫之晚年隱居在湖南的石船山麓，故後人稱他為船山先生。他是明末清初的偉大哲學家，我國古代哲學的集大成者。
王夫之幼年勤奮好學，智力過人，其父是當地有名的學者，家庭環境對他影響很大。因此，他4歲開始入私塾，7歲讀完了五經，10歲時，他父親給他講儒家經典。14歲中了秀才。24歲中了舉人。這時，在他父親的督促下，又進京考進士。因當時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時局緊張，上京之路已經不通，他隻好返回家鄉。
1643年，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占衡陽，聘請王夫之參加起義軍。他拒絕從軍，並藏在南嶽雙峰下的草舍中，義軍脅迫其父為人質，他得知後，刺傷臉部和肢體，去見義軍。經過交涉，起義軍看到他那種樣子，釋放了他父親，他也乘機逃走了。明朝滅亡後，他在衡山起兵反清，阻擊清軍南下，兵敗後，奔赴肇慶，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後因反對王化澄，幾陷大獄，到桂林投靠翟式粕，不久，瞿式耜殉難，他也從此浪遊於湖南的語溪、郴州、耒陽、晉寧、漣郡一帶。降清將領吳三桂攻占衡州後，曾派人請他出來做官，他堅決不做，清朝官吏帶了許多禮物拜訪他，他拒之門外。他認為，農民造反趕走皇帝，那是大逆不道。清兵入關，夷人統治漢人，更是不合理。所以，他看到明朝大勢已去，就回鄉隱居於湖南湘西苗瑤山洞，最後定居於衡陽的石船山，閉門著書。他隱居後，仍然堅持了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精神，至死都沒有按照清朝的法令剃發留辮。他著書也是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一生堅持了唯物主義的戰鬥精神，至死不變。
由於他生活在動亂的年代，經過了政治上的風風雨雨，經濟上也是極為困難的，寫作連書籍紙墨這些基本的條件都不具備，有時不得不向別人討些廢舊帳簿來用。正是在這樣的艱難困苦的環境下，使他有機會接觸社會，體驗人民的饑苦，這對他的學術成就有很大幫助。正如他自己1692年為自己題的《碑銘》所說的：“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這就是說，他在政治上要像西晉的劉混一樣，盡力挽救國家危亡；而在學術上堅持北宋張載的唯物主義思想。這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由於他不倦地努力，著作涉及麵很廣，學術成就很大。他對天文、曆法、數學、地理，都有研究，尤其是在經濟、史學、文學等方麵成就更大，他的主要貢獻，是在哲學上總結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他在批判宋明理學的鬥爭中，繼承和發展了王充和張載的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批判總結了古代哲學的各家各派，建立了自己的一個博大精深的哲學體係，把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推向一個新高度。他一生著作很多，共有320卷，100多種，800萬字。主要著作有：《張子正蒙注》、《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思問錄》、《黃書》、《疆夢》、《讀通鑒論》、《宋論》等。
他堅持唯物主義觀點，強調氣是一切變化著的物質現象的實體，是客觀存在。有力地批判了宋明理學的“理在氣先”、“理在事先”，即精神先於物質存在的唯心論，否認了離開物質運動而獨立存在的客體精神——理。他的“道不離器”的觀點，堅持了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義觀點，為他的唯物主義體係奠定了基礎。王夫之在批判宋明理學的形而上學的觀點時，還提出了—些辯證法的學說。在主觀與客觀的關係問題上，他認為認識是主客觀的統一。當然，他還不可能把認識提高到感性認識階段和理性認識階段的高度，但他已看到人的思維活動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這是符合唯物反映論的原理的。王夫之在物質運動問題上，認識到物質運動的絕對性，批判宋明理學的形而上學不變論。認為靜與動的關係是辯證的，他說：“靜者靜動，非不動也”，“方動即靜，方靜施動，靜即含動，動不舍靜”（《思問錄》）。這就是說，動是絕對的，靜是相對的，如江河之水，表麵看來，似乎古今一樣，其實今水已非古水。王夫之還應用唯物主義自然觀去觀察曆史，提出“理”、“勢”統一的曆史觀。他把曆史發展的客觀過程和必然趨勢，叫做“勢”，把曆史發展的規律性叫做“理”。因此，他強調，曆史發展不能憑主觀意誌，而必須遵守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同時，他還重視人的能動作用。他認為，從一種客觀可能性變為社會現實，必須通過人的有目的的活動。在曆史觀上，雖然他反對了曆史倒退論，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但他的曆史觀還是唯心主義的。
總之，王夫之的哲學成就是巨大的。他不僅全麵地繼承了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的思想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樹。他對唯心主義哲學的批判，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的曆史觀歸根到底還是唯心主義的。
第二節 市民文化的時代強音
孔尚任手稿
經曆了明清鼎革的陣痛後，隨著舊派學者的逝世，也隨著清康雍乾盛世的來臨，新的文化因素從醞釀中慢慢地成長起來。從康熙朝開始，政治清明，商品經濟發達日益成為時代的主流，文化上的複蘇趨勢日益明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昆曲的興迭。
接續明末的風尚，昆曲一直占據著主流的地位；與此同時，昆曲本身也日益僵化。清初的昆曲演出急管繁弦，盛極一時，而曲壇卻流於風花雪月、才子佳人悲歡離合等豔情故事的渲染，老套新翻，傳奇創作千篇一律，生氣索然。這時，“南洪北孔”猶如兩顆慧星，劃過長空，卓然而立，超邁群倫，成為登上傳奇現實主義創作藝術巔峰的兩個不朽的藝術典範。他們創作的《長生殿》和《桃花扇》代表了古典戲曲創作的兩座高峰，堪稱傳奇劇本中的雙璧，因為洪升是浙江錢塘人，孔尚任是山東曲阜人，他們也享有了“南洪北孔”的美譽。
康熙二十七年，洪升的《長生殿》問世。這出描寫李隆基和楊玉環愛情故事的昆曲，在京城演出以後，文人雅士，褒譽有加，市俗大眾，交口稱讚。於是，滿城傾動，一票難求，麗詞豔曲，傳唱街坊，成為當時天子腳下的一大盛事。
洪升出生在杭州一個富裕的士大夫家庭，家裏藏書很多，有“學海”之稱。他的父親很愛讀書，也很健談，母親是大學者黃機的女兒。洪升小的時候常和自己的表妹、黃機的孫女黃蕙一同遊戲，兩人青梅竹馬，彼此非常融洽。洪升20歲時，兩個人親上做親，結成夫妻。4年後，赴北京國子監肄業。因未得官職，失望而歸。為了衣食而到處奔波。27歲前後，遭“天倫之變“的”家難“，為父母所不容，被迫離家別居，貧至斷炊。康熙十二年（1673）冬，他再度前往北京謀生。兩年以後，他的詩集《嘯月樓集》編成，受到李天馥和王士稹諸名流的賞識和培養，詩名大起。
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把舊作《舞霓裳》傳奇戲曲改寫為《長生殿》，傳唱甚盛。《長生殿》傳奇的上卷從唐明皇與楊貴妃的“定情”寫到七夕之夜兩個人在長生殿上的盟誓：“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可是，安祿山的叛軍殺來了。在出逃的路上，在馬嵬驛，麵對群情激憤的將士，唐明皇被迫賜楊貴妃自盡。在傳奇的下半部，唐明皇深深思憶楊貴妃，時時處處睹物傷情。終於，他們在天宮裏團圓了。
《長生殿》全劇共50出，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它以李隆基和楊玉環的故事作為情節線索，廣泛地展開了對當時社會、政治的描繪。圍繞著李、楊愛情的悲劇，通過安史之亂前後的曆史背景，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在上卷作者聯係他們愛情發展的過程，描寫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正在醞釀中的國破家亡的巨變。下卷又結合他們的生死離別，抒發了人們興亡的感慨，同時歌頌了少數堅持民族氣節的人物，狠狠鞭撻了在敵人麵前搖尾乞憐的民族敗類，表現了作家的愛國思想。
由於作者生活在民族矛盾比較尖銳的清初，他對作為侵入中原的番將安祿山以及覥顏事敵的朝臣表現強烈的憎恨，並成功地刻劃了一係列的愛國者的光輝形象。對安史亂後轉徙流離的人們流露了深切的同情。作品中表現的深沉的愛國思想，在當時的現實意義和社會影響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