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幾年之間，太平天國便確立了自己的政權。定都天京後，為了鞏固和發展勝利成果，他們進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鳳祥、李開芳率軍進兵北京。北伐軍出江蘇，過安徽，進河南，渡黃河，入山西，直搗直隸，逼近天津。由於孤軍遠征，沒有後援，寡不敵眾，終於失敗。洪秀全為了控製長江中遊，確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賴漢英、胡以晃、曾天養率軍溯長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廣大地區。在兩湖境內，他們多次打敗了曾國藩組織的以地主團練為骨幹的“湘軍”，曾逼得一代梟雄曾國藩差點跳湖自殺。1856年上半年，太平軍又在天京外圍展開了激烈的破圍戰，先後擊破了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在軍事上達到全盛。
也許是農民領袖本身的局限性，也許是六朝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環境的威力仍然很強。安定下來的太平軍，竟發生了嚴重的內訌，局勢陷入一片混亂之中。1856年8月，天京城內發生“東王”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責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為“萬歲”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態發展下去對自己不利，雖表麵上答應了楊秀清的要求，暗地裏卻密召還在前線的“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丞相”秦日綱回京救駕。韋昌輝立即率領三千精兵趕回天京。9月2日淩晨，在秦日綱的配合下，他們包圍了東王府，殺了楊秀清和他的全家，及其部下和士兵2萬多人。天京城內一片恐怖。石達開從湖北趕回，斥責韋昌輝濫殺無辜。韋昌輝又想殺死石達開。石達開隻好半夜縋城逃出天京，而他的全家老小都被韋昌輝殺了。韋昌輝的行為，引起了太平軍全體官兵和百姓的憤慨。石達開在安慶起兵後，要求洪秀全順從民意，除掉韋昌輝。11月2日，洪秀全誅殺了韋昌輝及其心腹200餘人，平息了這場自相殘殺的內亂。
韋昌輝被處死後，石達開應召回京，“提理政務”。洪秀全經過“天京事變”，對石達開也開始不信任，於是，封其同胞兄弟洪仁發和洪仁達為王，以鉗製石達開。石達開既無實權，又心存疑慮，很是難受，於1857年6月，獨自率領十萬精兵遠走西南。石達開的隊伍孤軍奮戰，於1863年6月被清軍圍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軍覆沒。“天京事變”成為太平天國由盛入衰的轉折點。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軍挖掘地道，用火藥轟塌城牆，經過激烈巷戰，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軍將士壯烈犧牲，少數人突圍。幼天王和“幹王”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義。李秀成在天京突圍時被俘投降，仍遭曾國藩殺死。太平軍餘部轉戰大江南北，一直奮戰到1868年。
中國曆史上這場空前規模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前後奮戰14年，縱橫18省，威震全中國，最終在清政府、地方武裝和外國侵略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
但在1859年洪仁玕提出的《資政新篇》，卻相對戰爭本身意義深遠了很多。其中主張“權歸於一”，反對“結黨聯盟”；廣開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興辦工礦交通和金融事業；準許私人投資，雇傭勞動；獎勵民間製造器皿技藝，準其專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來；興辦學館，建立醫院，設立社會福利機構。《資政新篇》作為太平天國後期的政治綱領，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傾向，開辟了農民戰爭的另一個篇章。
如今人們評論這場運動，似乎多了一些對石達開的同情，多了一份對洪秀全封建思想的批判，但是，在那個年代裏，人們的思想不可能象後世人們那樣，能夠有一種先進的思想為武器，作為指導。所以，太平天國的失敗也可以說是曆史的必然。但不管怎麼評論，這場運動給近代中國帶來的不僅僅是動蕩，如果沒有這場運動，中國人向西方的學習，恐怕還要停留在書麵上，被封建史家津津樂道的“同光中興”也許就不會出現。
第八節 依舊是孤兒寡母
同治
從清帝國建立之初，就上演了孤兒寡母執掌朝政的一幕幕，擁兵入關的順治皇帝，開創康雍乾盛世的康熙莫不如此。但他們在孝莊皇太後的關愛下，最終都實現了親政，開拓了清帝國的新的局麵。當鹹豐皇帝駕崩後，大清帝國又一次迎來了孤兒寡母執掌朝政的局麵。同樣地，在那位母親和小皇帝叔叔把持朝權下，奄奄一息的大清帝國出現了短期的回光返照。
此時的大清，麵臨的是空前嚴重的危機，正在無法挽回地走向衰落。內有太平天國（“洪匪”）的連年征戰，耗費大量軍力財力。外部則是虎視眈眈的侵略者。此時正值西方列強在全世界奮力擴張，爭奪殖民地的時期，而中國恰好成了他們完美的獵物。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割地賠款並沒有換來太久的和平，又有了第二次的戰爭。這一次，大清不僅割了地，賠了款，侵略者甚至還打到了北京，一把火燒了圓明園。連續數年的侵略戰爭，形成了兵禍聯結的局麵。巍巍大清，如今已經千瘡百孔，舉步維艱，實在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折耗。即使神勇的皇太極在世，我們尚不知會有怎樣的結果。而現在，卻隻剩下了小皇帝載淳、載淳的生母慈禧以及鹹豐的皇後、慈禧的姐姐慈安。亂世之中，要他們應付這一切的變故，又是何等的艱難。孤兒寡母的淒涼，是否昭示著大清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或者那是否代表了另外的契機？恐怕無人能夠預測。
鹹豐帝一定會記住這個日子：公元1860年9月22日，也就是鹹豐十年八月初八日，這一天，他離開了北京城，離開得那樣匆忙，甚至沒有機會回頭多看一眼這個有他太多回憶、太多故事的地方。因為他的軍隊已經不能再抵禦英法聯軍的炮轟，因為他不敢想象城外那群野蠻的侵略者會怎樣處置自己這個大清國的皇帝。他隻有選擇帶著他的妻子兒女以及大臣們逃向熱河，隻有選擇把他的弟弟奕訢留守北京，處理和議以及其他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然而他不曾想到，就是在熱河，他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日子。1861年的8月22日，他帶著遺憾死去，把皇位留給了他年僅6歲的兒子：載淳。
根據鹹豐帝的遺詔，禦前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尚書肅順、禦前大臣景壽，以及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承旨輔政”，“讚襄一切政務”。鹹豐帝希望這些人能夠幫助他年少的兒子，保住他的江山；希望他的大清國在渡過危機之後，依然做世界的“天朝上國”。雖然清朝的曆史上，幼主即位已不算什麼新鮮之事，比如6歲的順治皇帝、8歲的康熙皇帝。但此時的大清，已經不是當年的大清了。而“讚襄一切政務”的顧命大臣們，也與順治時多爾袞的攝政，或是康熙時鼇拜等的輔政不盡相同。
但是，鹹豐帝還留下了“讚襄一切政務”的臣子。他們又是否能挽救敗局？以肅順為核心人物的這樣一個政治集團，在鹹豐帝逃往熱河時，已經基本掌握了朝廷大權。鹹豐死後，他們的勢力更是達到了頂峰。但是，鹹豐帝也並不是將權力全部授予了這些“顧命之臣”，他們隻是“讚襄”。由此，他們並不能合法地獨斷。更直白地說，他們不能使用可以行使權力的禦璽，他們必須通過兩位皇太後。因為皇太後的身份，使她們能夠代表年幼的皇帝使用禦璽。由此他們提出，此後他們所作的決定，書麵形式也就是敕令和詔書，都要有皇太後加蓋禦璽來批準。然而，這兩位“寡母”卻非普通的女子；或者更準確地說，慈禧不是。這位鹹豐皇帝曾經的寵妃，以前就常代皇帝批閱奏章，操持政務，如今怎會甘心隻做個蓋章的差事呢？
於是我們還明白了另一件事：為什麼8位“顧命大臣”裏，沒有和小皇帝關係最為親近的叔叔：恭親王奕訢。當然，這其中還有很多錯綜複雜的矛盾，而造成了這種隔閡。在大清朝麵臨外敵時，奕訢最初是堅決的抵抗派。可在清軍戰事屢戰屢敗之後，他也傾向了求和，並且開始主張與外國人合作。很快，奕訢成為“洋務派”的領軍人物，爾後又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卓越的才能，很快就深受列強的賞識。在英法聯軍占據北京期間，又由他主持商談和議之事，由此提升了他的威望，形成了以他為首的、與肅順集團相對立的、統治者內部的另一政治集團。這個集團的參與者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特點：他們是堅決反對肅順的。
由此，統治集團內部的你爭我奪，就此展開了更為激烈的鬥爭。當然，這鬥爭由來已久。而最重要的人物，現在變成了三方。首先出場的，是以肅順為代表人物的“顧命大臣”，也是目前為止最占優勢的一方，因為他們現在掌握著實權。肅順為鄭親王端華的胞弟，精明能幹，勇於任事；在麵臨太平天國運動和英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國家危難之時，他受到鹹豐帝的重用。鹹豐帝任命的八大臣之中，他位於核心地位。肅順在秉政時，力圖整飭官吏，革除積弊以求振作，接連興起幾個大獄，一時朝野震驚。但他也借此消除異己，打擊麵過大，加深了與其他人的矛盾。這其中，奕訢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一個對手。肅順在對外國侵略者的態度上，與奕訢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始終對外國侵略者心存疑懼，對處理外務的奕訢也極為排斥。奕訢在將北京的和議事宜處理結束之後，曾請求鹹豐帝回京，可是最終未能達成。應該說，肅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鹹豐帝對外國侵略者的態度，更使鹹豐帝對這個本來就不放心的骨肉弟弟更為冷淡。另外，對於慈禧太後，鹹豐帝在世時，他就對當時的懿貴妃（也就是後來的慈禧太後）嚴加防範，引起了懿貴妃的不滿。在鹹豐帝死後，肅順更是力阻其掌握大權，更導致其矛盾激化。由此，肅順已經與三方中的兩方產生了嚴重的瓜葛。
另一個重要人物，就是被鹹豐帝留在北京的奕訢。奕訢為道光帝的第六子，據說當年其文才武略都在鹹豐皇帝之上，隻可惜沒有一個好先生教授其取悅父皇之道，被奕詝（也就是鹹豐皇帝）以外邊的“仁孝之心”擊敗。據說有一天，道光皇帝領著兒子們打獵。他忽然發現奕詝一箭不發，問他為什麼。奕詝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道光帝聽了非常高興，說了一句：“此真帝者之言。”就決定了立他為儲君。而給奕詝出主意的人，就是他的老師杜受田。不知道我們現在回顧這一段曆史時，是應該感激他還是應該責備他。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當上了皇帝的奕詝與沒當上的奕訢，必定彼此心照不宣。
自然，這最後一個人物就是慈禧太後。這位當朝皇帝的母親，決不甘心放棄掌權的機會。而年輕的她，麵臨此時的內憂外患，以及處處都可能隱藏著陰謀的政局，仍然會感到茫然無助。她畢竟隻是一個久居深宮之中的女子，依靠著她六歲的兒子，想要得到自己想覬覦的權力與地位。對於官場，她始終不及肅順或是奕訢。但是，她也是一個既聰明又心狠的女子，因為她懂得去利用別人的力量，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三方之中，她選擇了奕訢作為他的同盟。這點很容易明白，因為她和奕訢有著共同的敵人：肅順。就像劉備要聯合孫權，抗擊曹操一樣。而選擇奕訢的另一個理由，則是因為有著洋槍洋炮的外國侵略者，他們喜歡這個恭親王而且願意支持他。
占有優勢的肅順，麵對聯合起來的敵手，最終還是寡不敵眾，沒有完成自己顧命大臣的使命。
而皇室的紛爭之後，麵對內憂，太平天國依舊在江南尚未被剿滅。此時，慈禧深知，如果要延續清帝國的統治，對於漢人必須重用，此時，在地方上又一位政壇新星升起，他就是“湘軍”開創者曾國藩。曾國藩和他湘軍，讓一直處於統治階層邊緣的軍人，開始邁向權力層的核心。從曾國藩開始，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等一個個依靠軍功晉升的武將，開始掌控著大清帝國的地方勢力，並成為“同光中興”的名臣，他們和他們的繼任者開始主導著中國的政局。就連後來的袁世凱也出身於淮軍。軍人執政的局麵一直延續到民國年間。這恐怕是啟用曾國藩的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訢始料未及的。
第九節 漢裔軍人走向核心
曾國藩
如果沒有一些崛起於軍旅的地方大員的支撐，大清帝國可能早就步入了衰亡的旅途，正是曠日持久的太平天國運動，讓漢族官僚得以躋身於請政府的管理核心，也造就了被封建史家津津樂道的“同光中興”。在這些人中，曾國藩和李鴻章是他們的代表。
曾國藩，被清廷稱為“同治中興”第一功臣。被百姓們叫著“曾剃頭”、“曾屠戶”。更有人稱其為漢奸、賣國賊。後人對待他的評價，可謂褒貶不一。
他在清朝衰敗的窘境下，剿滅了席卷全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餘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這是一代偉人毛澤東對於曾國藩的評價。另一曆史人物蔣介石更是把曾國藩奉為終生學習的楷模。麵對如此多的光環，大概還是章太炎的“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的論斷，是最為公允的評價。
曾國藩，原名子誠，字伯函，號滌生。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雙峰一個中等地主家庭，自幼接受了傳統的儒家教育；加之他本人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833年便考中了秀才，1834年中舉人，1838年中進士，從此走上了仕途之路。
然而，在最初為官的日子裏，他隻能算作是一個學者型官僚。他致力於理學，注重修身養性；同時又受到桐城派嚴謹學風的影響。而他也在思索著經世致用，如何才能救國。在道光末年，他已經收受了大量門生在他的府內，這些人日後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而也正是在這段時間，他用自己靈活的頭腦，擴展了他的人際網絡，為日後在官場獨辟生存之道打下基礎。他具有高深、紮實、豐厚的學問素養，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精神的典範式人物。他在文學、史學、軍事學、學術觀、家教等方麵的廣博見解以及深刻的人才觀，對於現代都有著極大的啟示。他的《家書》講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值得當代的父母子女們加以借鑒；他教人如何在逆境中建立團隊，如何處理好人際關係，以成就事業。甚至，其對當今的企業管理等，還能提供有效的經驗。他的詩文水平亦甚高，在清末獨樹一家，人稱“湘鄉派”，頗有影響。而他對官場之道參深悟透，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穩，又被政界人物奉為“官場楷模”。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傑出人物，仍然不能避免是是非非的紛爭。在之後任直隸總督期間，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因為其對外國人的妥協讓步，他遭到了國人的唾罵，並由此被扣上了“漢奸”、“賣國賊”的帽子。或許這樣一個人物，是是非非就是宿命吧。而他真正開始得到清廷的重用，卻應該歸功於對太平天國革命的鎮壓。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揭竿而起，並一步步將戰火擴大，引起清廷的恐慌。而此時的大清，八旗兵腐敗無力，戰事節節敗退，清政府隻得尋求地方漢族武裝進行阻擋。當太平軍進入湖南後，因喪母丁憂而在家守製的曾國藩，便接到了要其在當地籌辦團練，就地“剿匪”的旨意。
曾國藩希望建立一支具有嚴密的組織並有戰鬥力的軍隊，由此湘軍誕生了。由於是在自己的家鄉，曾國藩即有效地利用了自己在當地的社會關係。他的湘軍，實際上吸收了當地的部分團練組織，並將其擴展和重新整合。在選擇士兵方麵，曾國藩挑選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民土氣的人。對油頭滑麵而有市井氣的人，則概不受用。大概是他認為農民的純樸才更能與士兵要絕對服從的素質相一致。在平時的訓練中，曾國藩又以封建倫理思想對軍隊進行政治灌輸，盡力將孔孟的“仁”和“禮”的思想融入到對士兵的思想中。在後勤保障上，他又廣開財源，對軍隊實行優撫政策，實施完善的戰士激勵製度，以達到軍隊作戰的有效性。湘軍分水軍和陸軍兩種，以營為基本的作戰單位。在組建湘軍的過程中，曾國藩形成了完整的軍事思想。甚至我們可以說，他為他的軍隊走向近代化的進程奠定了基礎。
然而，曾國藩傾注了全部心血的湘軍，在與最初綱領先進、力量強大的太平軍的戰鬥中，卻是充滿波折的。在1854年的4月底，也就是湘軍剛剛編練完成兩個月之後，湘軍在靖港大戰中，幾乎被全部殲滅。曾國藩麵臨如此重創，差點投水自盡，幸虧被其隨從所救。他重整旗鼓，發布《討粵匪檄》，不久即開始全麵反撲。1854年8月，太平軍被迫退出湖南。而在1855年，曾國藩又遭遇慘敗，被迫躲到了南昌。
慈禧太後上台之後，於1861年授權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並統轄蘇皖浙贛四省軍務；使他成為清廷入關主國以來，付與如此大權的第一個漢人。曾國藩分三路大軍進攻太平軍：一是派他的弟弟曾國荃率領主力進攻天京，二是派左宗棠由江西進入浙江，三是派李鴻章赴上海與外國侵略軍共同進攻蘇南地區的太平軍（“借洋除匪”）。經曆一係列的波折，他還是成為了最後的勝利者，太平天國終被鎮壓。
湘軍的出現，對於清王朝來說，應該是一個雙重性質的。一方麵，它有效地打擊和抑製了威脅極大的太平軍；而另一方麵，這樣一個強大的帶有私人統領性的地方軍武裝，在統治者看來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威脅；況且他還是一個漢族官僚。當然，在麵臨太平天國威脅的時候，清廷不得不依靠其戰鬥力來穩定自己的政局。然而，當太平天國陷落，湘軍人數猛然從幾萬增至十餘萬人以後，清政府的態度就有所改變了。這是曆朝曆代統治者“卸磨殺驢”的伎倆。而此時的曾國藩意識到，此刻自己大抵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篡位謀反，自己作皇帝；另一種就是自動請辭，放棄軍權。深受封建儒家思想熏陶的他，自然不會選擇第一種。當然這或許也與當時湘軍內部已開始分化，並且開始出現讓曾國藩難以把握、控製的局麵有關。這一問題，曾經牽動很多人的關注。但答案或許隻有當事人才知曉吧。
於是，深諳官場之道的曾國藩，在攻陷天京之後，便主動提出裁撤湘軍，認清形勢，急流勇退。並且，他為自己弟弟曾國荃代請回籍養病。因為他的弟弟在他的支持下，率領湘軍領先陷落天京，搶了鎮壓天平天國運動的頭功。對於他的請求，清政府很快就加以批準。然而，曾國藩裁撤湘軍另一個不得已的理由，則是他發現自己的軍隊已經開始走向衰敗，軍紀受到了嚴重的破壞。而這對於一直希望以嚴格的身教來教化自己的軍隊的曾國藩來說，無疑是痛苦的。而對於清廷依然盡忠職守的他也認為，另一支實力正在上升的隊伍——淮軍，可以接替他幫助清政府去穩固政局。
讓我們來了解一下曾國藩：另外一支得以保留的力量，就是李鴻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字少荃）所帶領的淮軍。李鴻章於鹹豐八年（1852）進入到曾國藩的府內，成為曾氏的門生，但最初並沒有受到重用。直到1861年才得到重用，成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重要的助手。而在1862年，他的地位開始有所變化。由於太平軍進軍蘇、杭，威脅上海，李鴻章奉命回安徽招募軍隊。由此，繼湘軍之後，另一支地方漢族武裝——淮軍誕生了。
在建立之初，淮軍主要是仿照湘軍的編製。然而與湘軍相比，它又攙入了新的元素。李鴻章開始逐漸吸收洋人的槍械彈藥，以武裝自己。另外，相對於湘軍的重“訓”，淮軍的特點是“練”。而且，在打擊太平天國運動時，淮軍開始與外國侵略者協同作戰。這裏麵要提到的，就是華爾的“常勝軍”（實為“洋槍隊”）。李鴻章雖然並不希望外國人參與到中國的戰爭之中，但是卻很重視常勝軍的援助。之後，這支隊伍由戈登帶領，與李鴻章的部隊進行了很好的配合。天京攻陷之後，李鴻章又調派淮軍追繳其餘部，而淮軍也逐漸壯大成六七萬人，並開始趕超湘軍的地位。並且在絞殺太平天國之後，在接下來的圍剿撚軍的戰爭中，淮軍又取得了重大的勝利。而相比於被裁撤的湘軍來說，其能得以存留，還與其重視武器配置、用洋法練兵的軍事思想有關。而且，清政府也著實需要這樣一支隊伍來加強自己的國防。其主帥李鴻章也堅決要求保留淮軍主力，試圖令淮軍擔負起禦侮圖強的曆史使命。不僅如此，李鴻章還意識到，此時的大清不僅需要陸路的防務，沿海的安全亦不容忽視，由此開始了建設一支海軍的努力。
在此後清政府多年的領導層中，李鴻章一直是漢族官員的將領人物。他不但連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長達20餘年，還是洋務派的首領。今天的人們評價李鴻章已經不再用“賣國賊”這個標簽式的評語了，但不容否認的是，李鴻章確實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人們公正地指出他對近代中國洋務運動的功勞，同時，也唾罵了他簽署賣國條約的喪權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