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個人從曆史資料中所了解到明朝的移民，它在大明立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因為，經過二十年的長期戰爭，人口減少，土地荒蕪，成為當時的普遍現象。以方說曾經的繁華都市揚州，一度被地主武裝的元帥張明鑒占領，軍隊搞不到糧食，每天殺城裏的老百姓吃。到公元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韓林兒的龍鳳三年，朱元璋的大將繆大亨攻克揚州、張明鑒投降時，城中居民僅僅剩下18戶。所以，朱元璋早在公元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下令，用移民屯田，開墾荒地的辦法，調劑人力的不足。移民的原則是：把農民從窄鄉移到寬鄉，也就是說，從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廣的地區。他在這一年，遷了不少蘇州的富民到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居住，理由是這些人幫張士誠抵抗了明軍，為張士誠說了好話。據史書記載，自洪武三年起，僅朱元璋手上就有過多次移民。具體有：洪武三年從蘇州、鬆江、嘉興、湖州、杭州五個地方，移出無業農民4千多戶到濠州種田，給牛具種子，三年不征稅。這一年不但規定，凡是移民墾田，都由政府給耕牛種子路費；還訂出製度，北方郡縣的荒蕪田地，召鄉民無田者墾辟，每戶給15畝，又給地2畝種菜，有餘力的不限頃畝，一律免交三年租稅。不久，又強迫江南，主要是蘇、鬆、杭、嘉、湖一帶14萬戶富民移居他的家鄉鳳陽，而且不準私自回老家。洪武九年，徙山西及真定，今河北正定，民無產者於鳳陽屯田。洪武十五年，遷廣東番禺、東莞、增城降民24400人於泗州屯田。洪武十六年，遷廣東清遠徭民1307人於泗州屯田。這段時間，朱元璋強令的移民目標，主要是為了繁榮他起義的根據地和周邊。到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先後共八萬多戶移民，不再限於他故鄉一帶，而是真正意義的從窄鄉到寬鄉墾辟……由此可見，移民不僅是朱明王朝的一項重農措施，也是當時的一種大趨勢。公元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朱無璋幹脆發話，“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問何處，惟犁到熟田，方許為主。”政策己經寬到這種程度，對視土地如同生命的中中國百姓來說，那是多好的消息。
瓦屑壩移民呢？可以這樣說，瓦屑壩的移民一直不在朱元璋的視線之中，又正是這個原因，史料才缺少記載。但從移民後裔的回顧看，瓦屑壩移民的高潮期，恰恰就在朱元璋生前的洪武年間。更為奇怪的，移民主要散布在安徽安慶地區的桐城、潛江和宿鬆等縣，並且不是一次成行的。基於這些因素，我認為瓦屑壩移民，實際上是地方官員，推行朱元璋安養生息政策的結果，它的始作俑者，應該是元至正末至洪武初任職鄱陽的知府大人——陶安。
陶安，字主敬，《明史》為安徽當塗人，同治《饒州府誌》為姑熟人，後者為前者的古稱。陶安博識經史，尤其長於易學。元至正初，薦舉參加浙江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後為避戰亂，回到當塗。朱元璋奪取太平洲時，陶安與當地耆儒李習一道帶領父老出迎。通過對話，陶安得到了朱元璋的賞識，任命他為左司員外郎，及後又命他知黃州。在黃州，陶安因施政太寬，忽視政權初立，不該讓老百姓沉浸安樂，而受到朱元璋譴責，貶到安徽桐城當知縣，不久來鄱陽任饒州知府。陶安既然在朱元璋身邊待過，當然吃透了朱元璋的治國方略，所以身體力行擴大耕辟。在鄱陽期間，陶安狠抓農桑，墾辟土地，使百姓的日子有了改善。離任時，鄱陽人拿他來時比較，覺得變化很大，便編順口溜歌頌他：“千裏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辟，侯去之日。”其實，當時的鄱陽也屬於人多地少的地區。洪武年間，鄱陽人口已達20多萬。麵對鄱陽乃至饒州地窄的實際，聯想到安慶地區桐城一帶，地廣人稀的荒蕪景象，陶安在狠抓墾辟的同時，同樣動起了移民的念頭，我想這就是鄱陽移民的主要原因。此外，從瓦屑壩移民的散布看，主要是安徽懷寧，即安慶地區，而這一帶又曾是陶安任職過的地方，能說這僅僅是巧合？當然，這隻是推論，目前尚未找到具體的依據。不過，後來發生的事更堅定了我這一推論。瓦屑壩移民擴大到江西，這就有了“江西瓦屑壩”的說法。因為陶安離開饒州後高升了，當上了江西行省的參政知事。
有人會問，瓦屑壩的移民規模到底有多大？據曹樹基、葛劍雄《中國曆史上的移民發源地之——江西瓦屑壩》一文說：從鄱陽瓦屑壩、或饒州瓦屑壩、或江西瓦屑壩的移民總數約28萬，其中約20萬來自饒州，直接來自瓦屑壩的約10萬人。文中還引錄民國間安徽《宿鬆縣誌》對族係的綜合比較說，這個縣256個氏族，除遷入時間和原籍不詳的之外，還有213個氏族，其中182個是明中期以前遷入的。182個氏族中有82個來自饒州，占總數的45％。而元末明初遷入的143個氏族中，遷自江西的116個，其中有38個明確記載來自瓦屑壩，31個來自饒州或鄱陽。桐城縣63個氏族，有20％來自鄱陽瓦屑壩，其餘的來自九江、南昌、南康、吉安或江西、“江右”。如果這些引錄可以佐證，我想我的推論或許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