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素以糧食著稱的鄱陽平原，在農產品結構上，已經有了很大突破。隨著棉織物的增多，染料的需求也顯得迫切，種藍製靛的生產，在明朝中期也在鄱陽逐漸推廣。藍靛是種植物染料，又叫藍青，簡稱靛，是從藍草中提取的。藍有蓼藍、菘藍、大青、馬藍、木藍、苜藍。60歲以上的人可能還有印象，早年我們不少家庭都有這種顏色的印花被心，現在貴州少數民族的蠟染，用的就是這種顏料。此外，水利設施得到進一步重視。從明憲宗成化年間起，到崇禎年間止的一百多年裏，鄱陽先後有東朗、樟潭、北湖、湯灣湖、南湖、大場湖、神寶堂、新坽泉湖、車輛湖、孔目、泗溪、郭溪、蕎麥灣、畫湖、湘坽湖等24座圩堤建成；據《鄱陽縣水利誌》記載，公元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全縣有大小堰壩171座。所有這些說明，當時的農業生產，無論技術還是水利設施，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其次，看看鄱陽當時的城鎮化發展步伐。明朝初期，人們仍然以農耕為本，工商為末。然而由於倭寇，就是日本海盜對東南沿海的侵擾，在公元1403——1424年明成帝永樂年間，江西的水運逐漸成了全國商業運輸的重要交通樞紐。鄱陽也不例外，饒河——鄱陽湖航道，刺激了本地商業的繁榮，土著人，尤其是南昌來鄱陽的經商者，逐漸增多。及到中期，隨著徽商的西進，景德鎮瓷業的空前發展，扼咽喉之道的鄱陽，商業化程度迅速提高，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1985年出版的《鄱陽縣誌》《商業》條說：“明萬曆以後，客籍商賈增加，有十多個省、州、府的商家”。盡管這種提法比較籠統，也缺少足夠的說服力，但會館的設立，完全可以證明當時鄱陽的商業狀況。那麼，會館是怎麼囬事？明代，在城鄉的商業活動中，商人們為保護自身財產和人身安全，開始有了集會結社的習俗。這些行會商社，多以血緣和親緣關係為紐帶，當沾親帶故，同一地區同一姓人，在一個市鎮經商、聚集的人多了，為了增進鄉誼、維護共同利益，就開始建立一種既含地緣因素，又具同業行會性質的聯絡場所，這就產生了會館。會館自它產生之日起，就具有四種功能：一、互助互濟，增進鄉誼；二、協調價格，排解矛盾；三、同鄉旅社，臨時貯場；四、義舉庇所，集會場地。盡管這些功能，也隻是一般化的商業兼地緣行為，但畢竟反映了鄱陽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並且推進了人們市民意識的增強。
明清以來，關於會館，曆來的《縣誌》都有過記載，先後共建有十所。其中數徽州會館最早，正好在明萬曆年間。據《長江文化史》綜析，長江流域的會館，基本在這個時間始建，由此可見，它可以排在中國第一批的會館之列。徽州會館額曰：“新安書院”，地址在緊挨德新橋的華光巷下首、李家巷上首的中河街。這座會館的出現，既使鄱陽最早有了旅縣商幫的公共建築，也使鄱陽商業發展與中國商業文明達到了同步。接下來有時間記載的是都昌會館，建於公元1641年明崇禎十四年，地址在下河街舊名牆角巷的瓷器巷口。其餘的如德化橋西的青陽會館、務巷口東的撫州會館、華光巷西的婺源會館、上河街施家巷東的福建會館、上河街徐家巷口東的湖南會館，及左家巷口東的廣東會館，都建於清朝。之中，有本省的兩座會館，即南昌、瑞州會館始建年不詳。瑞州又叫筠陽，就是現在的高安。對於這件公案，我認為並不複雜，根據它們的建築地點看，應該晚於徽州會館，早於都昌會館。南昌會館在下河街的中和巷口下首，瑞州會館在南昌會館與婺源會館之間的桑家巷口上首。當時，鄱陽因為商品經濟的發達，街市不但出了永平門，而且形成了三街並行，即正街、現在的解放街，中河街和河街。而明朝中葉，新橋以下的河街最為繁華。因此，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商幫，便占據了這些地方。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大，到明末清初，河街便向新橋以上延伸，這才以新橋為界，形成了後來的上下河街。可見，占據了下河街的不僅是時間上的搶先，同時也是他們發展規摸的領先，否則，就無法在明朝時，便在這個黃金地段存在。
風尚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