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我們走進明朝的鄱陽，就會發現－個有趣的現象，原先因水災浸擾而使人望而生畏的濱湖地區，絕大多數從這個朝代的中葉開始，基本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並以捕撈為職業的專業漁村。這是為什麼？比方說鄱陽鎮的管驛前、姚公渡、東湖裏。如果通過當地人敘述及家譜尋蹤，這些地方盡管在明朝以前都有人家，甚至還有以漁為業的，但歸根結底是在明中葉以後，才擴大了遷入。這些村落，不但有本地人，也有來投靠親戚的外來戶，甚至還有迫於無奈，盲目來碰運氣的外地人，如婺源及鄰近縣的。因為舉目無親一無所有，才從事了捕撈這門職業。另外，也有厭煩官場的人，最典型的是明永樂年間，最後－榜進士高舉和他的後人。高舉當過監察禦史，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罷官回家。也就是從他開始，從城裏的高門，遷到祝君坽往蓮湖方向走的，黃沙港邊一個高墩上居住。他的子孫從此以後世代為漁，這個漁村也因為高舉的身份，被稱作君子裏，我們土話把它叫變音了，叫渾子裏。再如最近炒得火熱的瓦屑坽，它的第一代住戶，來自北關胡氏，查查北關胡氏家譜看，也是名門望族，官宦後裔。我就手頭現有的資料，粗略地作過－個統計，蓮湖、雙港、珠湖、三廟前、樂豐等濱湖地區，專業漁民比較集中的村落，80%是明朝中葉，及以後從四麵八方遷入的。有人奇怪，為什麼從明代中期起，專業漁民會愈增愈多？要說答案也很筒單，明朝中葉之後，人們的商品經濟觀念越來越濃重，在這種新的思潮推動下，社會風尚發生了很大變化，棄儒經商、棄農就賈、工商為本的思想已經入滲入了人心。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進一步擴大，鄱陽鎮的市鎮綜合功能，和商品交換能力大大提高，交通樞紐型和商業服務性的特點不斷凸顯。清以來的曆代《縣誌》稱：“所謂‘百貨歸墟，帆檣雲集’至此（指明朝）臻於盛軌矣”。與此同時，由於人們的思想觀念有了很大改變，奢侈之習、拜金主義已經抬頭。在沒有錢無法生存的環境下，“抬頭求天，低頭求土”，遠不如水中求財更來得簡單、快捷，隻要舉手之勞便能變成金錢，靠水吃水，向鄱陽湖要飯吃，這對於具備了商品經濟觀念，但身無分文、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想從商且無本錢的窮苦士農來說，“茅屋深灣裏，釣船橫竹門。經營衣食外，猶得弄兒孫”，倒是一條實實在在的路，水窩裏反倒成了樂土，或許這也是一種“湖文化”現象。
說到湖文化，借此機會饒舌幾句。現代社會，文化一下子成了時尚詞，人人個個大談特談。吃為飲食文化，住為民居文化，掌錢的說財文化……處處是文化，結果是談不清楚的文化。那麼，到底什麼是文化？《辭海》“文化”條中有三解(我這裏引主要的兩解）：1、廣義：指人類社會曆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製度和機構·2、泛指一般知識，包括語文知識在內。《辭海》條目中的廣義解釋文字比較多，我隻是摘引了定義的部分。因為辭書的定義太概括，以致每到具體的文化恐怕就不好談了。這些年來我一直琢磨，文化什麼是玩意？因為越是牽涉具體，越難說清楚，比方說鄱陽文化或者說湖文化，我曾經聽見一位很有名氣的人說，鄱陽文化就是名人文化，漁文化，戲曲文化……對此我不敢苟同。你說鄱陽有吳芮、陶侃……他們是名人，別人呢？王安石、歐陽修，解縉是名人吧？他們是哪裏人？他們那個地方就不叫名人文化？同樣漁民漁俗，人家也有，總不能說別人的不算隻有我們的才算。京劇、越劇、黃梅戲？看來談文化一旦陷入泛文化的怪圈，就會自己把自己弄糊塗了。我理解從廣義說，文化這玩意實際上就是除大自然自身存在的－切物質之外，凡與人類活動相關的精神和物質東西，都應該屬於文化。簡單點說，文化就是人類的行為習慣，就是怎樣對待自己，怎樣對待別人，怎樣對待大自然的問題。如果你要突出你們那個地方或單位的文化，你就要必須找到你那個地區或單位，大家都認同了這種行為習慣，這才是那個地方或單位的文化，說文雅一點，找出有個性的東西。以靠水吃水為例，我們就有不同吃水習慣，我們對水的敬畏，就與人不同，我們的水崇拜，已經近乎到宗教色彩。有人可能認為我在危言聳聽，故弄玄虛而誇大其詞。實際上由於我們的司空習慣，而忽視了這一特殊的文化現象——那就是鄱陽地區為死去的人買水，它無論是隆重程度，還是虔誠程度，都有別於其他地區，這能說不是我們絕無僅有的一種獨特文化現象。它的文化意義，難道會比水神崇拜遜色？我覺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難能可貴的。可惜近些年來，這種傳統而古樸的鄱陽特色文化，已經在逐漸變味，變得越來越被庸俗化了，使之成了攀比、炫耀、鬥富、鬥勢的一種表現形式，我認為這是對鄱陽文化的一種褻瀆。當然，我們與湖相關而有著自身特色的文化，還有很多很多，這裏不再展開。還有一點，用什麼衡量有沒有文化，我認為隻兩個字：道德。一個人連道德都喪失了，他還談得上有文化？不是有學者說，國際經濟危機會帶來的是文化對應，為什麼，經濟危機起因多是金融，多半也是信用危機，信用是需要道德支撐的，道理就這麼簡單，做起來實在太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