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回到原先的話題。明朝中葉鄱陽商業的發展和市鎮化的加快，湧現一大批新興市民階層，雖然並不是主流，但這些人因為從商品經濟發展中，意識到金錢的潛勢力，所以講究實際，注重功利，不尚空談，更加追求享樂和審美情趣，人際關係也就出現了一種新趨向：重利寡義、貪財求富。奢侈豪華取代了儉樸，居住多磚木結構，傍水依河，前店後坊，中有天井，光線充足，建房規格超過曆代，“國初（明初）風尚甚樸，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飾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鹹以茅（草）為屋，裙布荊釵而已。即中產之家，前房必土檣茅蓋，後房始用磚瓦，恐官府見之以為殷富也”；衣著變化也很顯著，比方說舊《縣誌·衣食住》中說：“環城內外多仕宦，向敦樸，近日服飾，漸尚繁華，東鄉士民，亦頗愛美麗，綾羅絹緞之屬矣”，按照現在的時行話說，消費觀念起了變化；吃的方麵，奢侈之風同樣開始蔓延，請客講排場，耗費巨大。“當初設席待客，前麵空菓罩五個，檳榔盒四個，每個四格，一糖色，一細殼，一小菜，一鹹。案牲味五盤，盤亦大，而裝亦滿。而用點心一盤，如肉包、鬆團之類。湯三盞，先粉湯，末魚湯。其魚湯號為撬臀湯，以言客將去也。近身鹽醋二碟，更無他物，待新親亦不外此……今則席上約數十味，水陸具備，必覓遠方珍異之物，然後發帖，非此主不足以申敬也。至如鱔鱉鰻鱺，當時名為厭純之物，每筋（即斤）價銀三四厘，今以此厚待尊客，每斤索價銀二分之外，亦奇異也。”當時，就是比較貧寒的請客，也“杯盤羅列，堆積滿案”。從這些筆記裏，我們不但可以看出當時富家的宴請之俗，又正是這些風俗，才有了“四季時魚”春鯰夏鯉秋鱖冬鯿，和“鄱陽三鮮”銀魚、鰻鱺與鳳尾，原來這是“必覓遠方珍異之物”成風帶來的結果。至於人情世風，也有了很大異化，尤其是在婚姻方麵，再不以門第為重，而是以錢財為標尺。明朝中葉以前是男方休妻，中葉之後可以由女方提出離婚。所有這些現象，都是市鎮和市鎮經濟蓬勃發展帶來的新變化。
娛樂風盛與饒河調
經過南宋偏安，江南地區經濟文化重心的地位進一步有了凸顯。雖然，鄱陽隻是一定意義上的江南地區，不是後來特指的江南，也就江浙的部分地區，但畢竟一度劃作過這個區域，其文化仍受這個地區的較大影響，表現比較突出的是娛樂，尤其是戲曲。盡管後來又經曆了元朝統治和元末戰爭，但江南的戲曲、曲藝等文藝形式，依然沒有停止它的發展步伐。長江流域四大聲腔：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和昆山腔，就是在這個時期，相繼得到定型和興起的。其中，海鹽腔出現年代較早，昆山腔發展較遲，在昆山腔產生之前，流傳較廣、影晌最大數弋陽腔。到了明代，四大聲腔突破了地域局限，向南北廣大地區傳播開來，並且在明中後期，取代了北曲雜劇的地位，成了戲曲藝術的主流。
明朝四大聲腔，之能以極迅速的步伐走出去，關鍵還是市鎮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積累較多，一些擁有大量金銀的富室巨賈，在找不到擴大投資的情況下，便追求物質和官能享受。稍有文化情趣的，追逐的享受，除要求高雅之外，五花八門的名目也漸漸地多了起來。廟會、踏青、香市各種名目的旅遊、觀賞、宗教以及與商業相結合的活動，無形中推動了說唱和表演藝術的繁榮。
鄱陽不算是江南的重要商埠，卻是贛北的一大市鎮——景德鎮的出入門戶、徽商西擴的必經之途。這些優勢，使它始終處在江西的突出地位。明朝學者張瀚在他的《鬆窗夢語·商賈記》中說：“古南昌為都會……九江據上遊，人趨市利。南饒、廣信，阜裕勝於建袁，以多行賈。”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鄱陽的商業地位和商業性質，為我們接受外來文化方麵創造了條件，至少在傳播速度上，要優於一些地區。比方說我們的鄉戲——饒河調，雖說並不是這個劇種的發祥之地，卻能夠生根開花，我想這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追溯我國的戲曲發展曆史，可謂源流久遠，上可以到漢。唐朝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在宮廷創造了梨園班，所以戲曲界的後人，將他奉作為戲曲的祖師爺。南宋盛行的南戲，是北宋中期中原地區雜劇南流的產物。而元朝，不但產生了“四大聲腔”，其時北方的雜劇，又優於南戲。可見戲曲的產生和發展，決非一日之功。然而，中國戲曲發展的重要時期，卻是明朝。明朝是之所以說是重要時期，是這段時間推動了戲曲聲腔的發展和交流。這裏有一件事提請大家注意，戲曲和戲劇的區別。在辭書裏，戲曲是指傳統戲劇形式，它包含文學、音樂、舞蹈、美術、雜技等各種因素，主要又是以音樂和舞蹈，為表演手段的戲劇。戲劇是泛指，包括戲曲、話劇、歌劇等的總稱。